书城专栏南下打工记(千种豆瓣高分原创作品·世间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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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0章 不说再见

离开南中国没多久,我在网上看到了一则新闻:

富士康又现二连跳

新闻里面说,两个跳楼的普通工人都不到二十四岁,分别是一男一女。女工人已经在工厂做了很长时间,而男工人刚刚来了没几天。男工人是在女工人死后跳楼的。经过调查,公司排除了这两个人之间有联系的可能。这则事件又一次激起了人们对于中国血汗工厂的关注。据说,富士康内部实行的是所谓“静音模式”,也就是说员工进了工厂园区之后,不得与任何人讲话,自动静音。看到这则新闻,我觉得非常震惊。而让我自己感到意外的是,相比于之前发生在富士康的跳楼事件,这次的我内心的反应似乎更起些波澜。我觉得并不是两个月的南下打工让我对工厂的普通工人起了多么大的同情心——这样要么说明我之前的同情心寥寥无几,要么说明新起的同情心过于廉价了。我想,可能只是经过南下打工,经过和工人们在一起的这段时间,我的生命里已经烙上了他们的烙印。当我们说起“工人”,给人的感觉,远不如说起“某位你认识的工人”那般强烈。认识了那些人,见过他们说,见过他们笑,见过他们做梦,见过他们抗争与妥协,我会觉得,自己看到的不再是一则新闻,甚至不再只是两条逝去的年轻生命。

与上面那则新闻并列而立的,是另一则新闻:

比亚迪在美国开厂生产清洁能源巴士

文中说,作为民营企业的比亚迪终于走出了在美国投资的重要一步:开出了第一家自己的工厂。其他的媒体对这则新闻的态度不一。有人觉得,这是一件扬眉吐气的好事,我们中国人也终于把厂子开到外国去了,我们似乎已经在远离“全球工厂”的这个“恶名”,而这表明我们的劳动力也终于不再廉价了。还有一些人,比较唱衰比亚迪的这一行动,觉得这种投资显得“过于草率”。在全美国乃至全世界电动汽车市场普遍不被看好的情况下,逆势入场,很有可能满盘皆输。何况,目前虽然比亚迪在积极地参与到美国“绿色家园”的城市建设当中,但尴尬的数据显示,官方公布的比亚迪电动大巴的订单目前仅有十辆。我不知道是什么让我细心的读完这篇报道的每一个字,因为之前,对于比亚迪,以及无数这种跟我不搭边的行业中的中国民企,我丝毫都提不起兴趣去关注。可能只是经过南下打工,我和这些中国制造的工厂共同经历了一些事情,视网膜效应让我变得更加敏感。

在这两条新闻下面,是又一条新闻:

人民币升值考验中小企业

由于四月份汇丰银行公布的PMI采购经理人指数发生下滑,说明中国整体经济复苏变缓。究其原因,是在国际经济熊市的大背景下,各主要货币国争相贬值自己的货币,这就使得依然坚挺的人民币相对升值。许多出口型企业的利润里很大一部分来自于国家政策里面的出口退税,但如果人民币升值过快,将使得出口退税的税率不足以应付人民币升值后汇率的损失,反倒让企业赔钱。文中预计,如果我国货币短期内升值7.5%,将会给出口造成很大冲击。因此,要不要让货币升值,如何升值,都是管理层需要严肃考虑的问题。当然,这些考虑过后,会有一系列的政策调整,而这些政策,无疑会影响到中小民企的经营状况。文中最后说,无论在什么样的环境下,中小民企仅仅依靠等待政策的救援是远远不够的,它们应该更多的自己寻求前进的道路,研讨如何整合业务,如何升级转型才是真正的当务之急。货币这种宏观经济的问题要是从前我不会自讨苦吃的去费力理解,但是如今,这些问题就好像氧气一样,自然而然被我的脑子吸了进来。

离开了那座珠海下面的小镇子,我的生活也慢慢的发生了一些变化。之前,足球新闻,电影资讯,美剧更新和明星八卦总是那么重要。如今,虽然它们依旧很重要,但同等重要的,还有“存款储备金率或微调”,“欧盟双反裁定有望加速中国光伏产业整合”,“中国流动性去向成谜”和“如何处理国企与民企的关系”。我坦诚并不是所有的信息我都能看懂,甚至大部分信息我都看得一知半解,但是我至少开始去关注。因为,它们从此不再只是报纸上面或者屏幕背面或者播音员嘴里念出的一串字符,也不再是那个传说中正在发生无数的事情但你却无法在自己生活中感受到的那个中国——它们是真是存在的,我和它们见过面,握过手,吃过饭,聊过天。

报纸上的新闻每天仍在继续:

中国五十强民企数量达到24个

民营企业每年提供就业岗位超过800万个

去年前三季度民企海外并购数超国企

中国农民工总数超2.5亿

养老金累计结存1.9万亿

国家统计局网站上对农民工有一个十省调查结果。截止2010年:

新生代农民工(80年以后出生)总人数为8487万,占全部外出农民工总数的58.4%,已经成为外出农民工的主体。与上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文化素质整体较高;大多数人不再“亦工亦农”,而是纯粹从事二三产业;就业主要集中在制造业,工作勤奋,仍是吃苦耐劳的一代。新生代农民工在融入城市的过程中,还存在诸多问题。部分新生代农民工有较大的工作压力,对收入的满意度较低,在“市民”和“农民”的身份认同中处于尴尬境地。近一半的新生代农民工有在城市定居的打算,但是收入太低和住房问题成为制约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定居最主要的困难和障碍。

(摘自国家统计局网站:《新生代农民工的数量、结构和特点》网址:http://www.stats.gov.cn/tjfx/fxbg/t20110310_402710032.htm访问时间:2013年5月26日)

我总在想,是什么让三灶变成了三灶,是什么让打工仔变成了打工仔?又是什么让中国制造变成了中国制造?南下打工的时候,我常常担心,为我所见的某一家工厂,某一个人,某一件事而担心。当我离开之后,我的担心有多了一层含义。号角为谁吹响,丧钟又为谁而鸣?经济和历史的大潮从来都不会留情面,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讲,个体的命运似乎变得不值一提。

但事实似乎又不同。南下两个月之后的我,和两个月之前的我一定不再一样。作为一个中国人,我对中国的了解永远也不可能穷其所有。阅历越深,只会让自己清楚还有多少不知道的事情。那种尾随无知而来的无力感有时会让人放弃一切。不过还好我们拥有希望,那随着春潮涌动的希望,就像一浪的退去,永远不会是戏剧的终点,你永远可以等到下一浪的到来。

朋友们都问我,两个月在珠海,最遗憾的事情是什么。

我想了想,也许最遗憾的事情,就是没有见到台风。

他们诧异的问我为什么。

我说:

我只是想亲眼见到,那股起自南中国的风潮,是如何席卷世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