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徐文荣、鲁冠球等“草根浙商”相比较，以沈文荣为代表的苏商更具“红顶商人”的特性。商帮特性中的“自生”、“自发”性决定了以“民商”为特点的浙商更具“敢为人先”的冒险精神，领先一步在所必然。
（2）施正荣“一夜暴富”产业之“战”，各有千秋
最近两年，不断爆出苏商暴富的消息——胡润富豪榜上，突然闯出的“黑马”严介和；美国纽交所前，无锡尚德的挂牌上市使施正荣的身价超过黄光裕和荣智健，以160亿元的身价位列内地首富；“润物细无声”的雨润掌门人祝义才在资本市场的异军突起……是否，后发制人的苏商，在产业竞争的格局中比浙商更有优势？
在媒体的爆炒下，施正荣曾经严肃地声明：“我不是一夜暴富”。他强调，虽然他的尚德公司成立不足4年，但他在太阳能领域已经有14年的积累。这位43岁的洋博士，1988年在澳大利亚留学期间，就跟着导师马丁格林这个太阳能领域的“教父”级人物学习。科研成果产业化，是以施正荣为代表的高学历苏商的梦想。
同是这次苏商代表所推选的苏商领军人物候选人的南通继保董事长沈国荣，也同样报有科技成果产业化，以产业报国的志向。
“赶超国际先进技术水平，是我们的目标和理想，将成果产业化从而产生最大的效益，更是我们义不容辞的使命。”中国工程院院士沈国荣怀着“产业报国”的雄心壮志，硬是把国电南瑞从几个人的“小作坊”发展为800余人的国家级重点高新技术企业，坐上了国内电力自动化研发的头把交椅。
有一份资料显示：苏商，70%以上拥有大学学历。苏商的高学历、高素养改变了中国传统商人的形象。但科研成果产业化，并非专家型企业家的专利；“草根浙商”的悟性使得他们很早就懂得通过引进人才与技术来决胜市场。
与施正荣、沈国荣这样的产业英雄相比，浙商中的李书福、汪力成、南存辉、胡成中、金良顺、陈爱莲等，没有一个具有博士学历和院士荣誉。但他们同样创造了产业传奇，非但是他们的企业成为某一行业的领军者，还带动了一方经济，成了浙江区域经济、产业集群的引擎。
比如民企造汽车，吉利的李书福、精工的金良顺、万丰奥特的陈爱莲，都是“偷吃螃蟹者”。1998年，李书福就采用先斩后奏的方式，在没有“准生证”的情势下，推出民企首批制造的吉利轿车。2004年，国家出台的汽车新政，无疑为浙商造车加上了一道“紧箍咒”，但李书福不但在夹缝中存活了下来，还为国产汽车知识产权的自主开发留下了漂亮的一页。
记者曾经对2004年遭遇生死劫的浙商造车的资金情况进行过分析。其中，吉利的资金链中的一环给人启发颇深：在台州，吉利汽车就像一家银行，当地老板投入了资金，获得股份，按股分红。另外，台州地区的各个民营零部件制造厂也为吉利的发展承担了一部分风险，即使目前利润微薄，为了培养将来的市场，他们也与吉利紧密合作。在资金流动方面，当地两象民营信用社泰隆与银座的灵活操作，也为吉利的发展铺平道路，可以说台州发达的民营企业与民营资本是吉利汽车制造公司的诞生、发展的基础。这也是浙商进入汽车领域的一个后盾。
李书福的汽车梦圆自浙江的产业集群，南存辉、胡成中的“电器帝国”也扎根于浙江的产业集群。为吸引正泰入沪，上海市曾对南存辉提供最优惠的政策，但南存辉除了在上海建立研发中心和高压电器生产基地外，怎么也不敢将中、低压电器的生产基地外迁——因为，为正泰配套的上千家企业不可能随之搬迁。
对比苏商与浙商，不难发现：苏商中的产业英雄更多的因领头人的专业专长而取胜；而浙商的产业英雄则依靠产业集群的优势，每一个成功浙商的背后都是“全民皆商”的情景。
（3）鲁冠球成“洗壳高手”资本之“争”，浙商更“猛”
若在10年前，浙江的上市公司数量是绝难与江苏省相提并论的。在以国有企业为主的计划配额制时期，大部分的浙商对企业上市只能是望洋兴叹。
不知何时起，浙商把国内资本市场搅得风生水起，上市公司数量成全国第四；拟上市公司的数量雄居全国之最。
短时间内在数量上的赶超，主要得益于买壳上市、海外上市等迂回之术。此次浙商推选的名单中，除南存辉、胡成中之外，都曾经历过这样的资本之术。
先看鲁冠球的“万向系”，通过一系列的收购，其直接和间接控股上市公司10家，投资金融机构6家。目前与“万向系”有关的上市公司包括万向钱潮、承德露露、华冠科技、中色建设、航天动力、航民股份、兰宝信息、西安旅游、兔宝宝以及在纳斯达克上市的UAI。而“万向系”在金融领域的扩张势头也相对迅猛，先后投资了霍顿保险经纪公司、民生人寿保险和浙江省商业银行，并且重组了浙江省工商信托，从而间接控制了天和证券和浙江博鸿投资；此外，“万向系”还在美国成立了私募投资基金“万向制造基金”，加上以前设立的万向租赁、万向期货和通联资本，目前万向系拥有的金融牌照多达11块。
在鲁冠球这一“常青树”的示范效应下，“横店系”、“传化系”、“华立系”、“银泰系”、“精工系”等资本大戏活灵活现地展示了浙商的资本运作能力。最近在资本市场频频举牌的银泰，股改之前“探囊”新安股份的“G传化”等收购动作无不展示了浙商日渐成熟的资本运作能力。
相比之下，无论是江苏沙钢的沈文荣还是苏宁电器的张近东、红豆集团的周海江、江苏远东的蒋锡培等，展示给人们的，更多的是他们的企业管理能力。比如周海江，你也许听过他讲技术创新，讲企业文化，讲人才战略，而没有听过他讲企业收购或者借壳上市的经历等。但这并不是说苏商不懂得利用资本的杠杆来发展，施正荣巧用风险投资以及美国上市等实践已经“暴露”了苏商对资本之道的青睐之情。
另一方面，资本是把双刃剑。希望浙商把德隆的倒塌，科龙的败局当作前车之鉴。到目前为止，被誉为“常青树”的鲁冠球与资本高手汪力成的“洗壳”之术仍值得借鉴。
实际上，所谓“洗壳”之“术”，是由于驾驭者牢牢把住了资本之“道”——资本的手段要为产业服务，并以产业所能承载的能力为底线。“做企业，一定要牢牢把住底线，宁可没钱慢慢做，也绝不能盲目放大。”汪力成通过对几个上市公司的“倒腾”，打造了医药产业的大平台。
从晋商的票号到今天浙商的“造系”运动与金融梦想，驾驭资本的能力一直是中国商帮所追求的。唯有振起资本之翅，中国商帮的产业梦想才能自由翱翔。
（4）江南春、郭广昌皆为浙商扩张之“路”，浙商更广
在这次中国商帮峰会商帮领军人物的推选中，有一个有趣的现象：负责浙商人物推选的组织者对每个商帮10个候选人的名额很不满足，最后只好闭起眼睛，把许多本该属于浙商系列的人物“划”给了京商和沪商。
于是，江南春、陈天桥、郭广昌、吴国迪、王均金、李如成、郑永刚等浙商理所当然地出现在沪商的名单上；王建宙、王晓初、王文京、蒋百荣等浙商也成了京商的代表。
被誉为“东方犹太人”的浙商，像是中国市场经济里的“游牧民族”。随着原始资本积累的完成，“二次创业”将浙江一部分民企拉到了快速扩张时期。浙商开始迈开从人到资本、再到企业的阶梯式“走出去”的步子。
以温州人为例，仅来自温州市政府经济技术协作办公室与市统计局联合进行的调查报告显示：目前大约有160万温州人在中国各地经商，每年创造的GDP为560亿元。而省外投资与创业的浙商更是达400万之众。
知名的零点调查公司曾在北京地区进行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高达40万的浙江商人是北京市场上的超级活跃群体。此外，50多万的浙商已经进军上海。在西部，300万浙商纷纷走上“你发展，我发财”的双赢之路。浙商，形成了民资的“北伐”和“西进”路线：“北伐”——以本地为起点，先在上海建立大本营，以京沪线为轴心，向苏南和南京挺进，直到北京；接着，在北京建立据点，然后再向东北辐射，挺进北部。“西进”的路线则以长江为轴心，在成都建立大本营，以重庆为据点，再向西部扩展，一直推进到新疆与中亚各国的边界。当然，这其中，“西进”的多是劳动密集型的企业，而“北伐”的多为有一定技术含量的企业。
相比较而言，苏商“走出去”的步子迈得比浙商要晚，“走出去”的人数也较少。据有关资料显示，苏商在省外发展的仅100多万人，其外省投资的资金也难与浙商匹敌。
但并不能因此断言，浙商是行商，苏商是坐商。事实上，近年来苏商向外扩张的步伐正在加快。可以肯定的是：一向以稳重、务实为特点的苏商，一旦向外发展，其产业起点整体上要高于浙商。据有关数字显示，今年1~3月，苏商的境外投资，中方出资额超过1亿美元，达到1.09亿美元，比去年同期增长150.6%。
逐水草而居，绝非浙商的专利。值得一提的是，目前浙商的人群中多了许多浙商与苏商的“两栖”商人；而苏商的队伍中，也开始出现了兼具“浙商”身份的双重商人。也许，当人们不再区分浙商与苏商的时候，中国商人真正走向了世界。
4.竞争走向竞合
当前，苏商、浙商处在新的环境下，希望两地商人能够调整思路，为未来的发展找到成功的道路，两地的商人也可能在继续保持个性的同时，走向竞合。
浙商章鹏飞：共同的问题是，如何处理企业的专业化和多元化的关系。专业化可以集中力量打歼灭战，但船大难调头，风险很大。多元化不在一棵树上吊死，规避了风险，但专业化也不可避免的难以跨越技术问题、资金链问题、人才问题。
那么，我们又如何去定位、转型，把握企业的战略目标？
我认为要做有关联的多元化，我们现代集团现在做的四块，关联度很高。
浙商高继胜：企业先要活着，才能发展。一个企业能生存多久？有关资料显示，中国民营企业的平均寿命只有4.6年。20年间，我身边大批的知名企业家都倒下了。企业能做大就做大，能做强就做强，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在这个过程中，企业家的直觉是非常重要的，这是长期经验的一种积累，发现问题就要赶快调整。
苏商周海江：企业的转型过程中，有三大转变：从产品经营到品牌经营；从产品制造到产品创造，在外贸领域，从来样制作到出样制作；从传统管理向现代管理转型，高级职位通过制度取得，这是现代管理，而高级职位通过关系取得属于传统管理。
浙商章鹏飞：对于品牌，我有很深的感受，我是浙江民营企业中最早注册系列商标的，现在正在享受“现代”品牌带来的快乐。我觉得关键是，企业在最困难的时候，如何坚持品牌经营。企业转型的过程，也是企业家转型的过程。在创业的初期，可能我们老板做任何事情都是亲力亲为，但随着企业的发展，我们在决策、立法、用人上都要规范化。企业家要能做到在转型、升级完成后，能够享受工作、享受生活。享受工作中的快乐，享受快乐中的工作，把创业当成一种享受。
无锡市委书记杨卫泽：通过此次苏商与浙商的对话，让我们对苏商、浙商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浙江的企业，善于把握各种机会，用最低的成本去创造最多的利润。苏商、浙商都是中国目前成功的商人，以后还是不是，要看他们怎样去调整自己的产业结构。愿苏商、浙商不单以前和现在找到他们适合的道路，在将来也能找到一条合适的发展之路。
苏商周海江：我认为，浙商与苏商已经很难分开。我在温州有20多个加工企业，我可能不需要在浙江设厂，但仍然与浙商有合作。
浙商章鹏飞：我正考虑在无锡投资，此前，已经和许多苏商朋友进行了沟通和交流。
苏浙商人对话聚焦“转型升级”。杨卫泽希望两地商人保持个性走向竞合。历史长卷上，苏商和徽商、晋商、浙商、潮商都曾留下了辉煌的足迹。而今，昔日的五大商帮中，苏商和浙商依然挺立在风雨中。昨天，被赋予新内涵的苏商、浙商在锡城对话，话题不仅关注了两者的优势、特点，而且更多地探讨了这两大企业家群体所共同面临的发展问题。中国民营经济研究会会长保育钧、南京大学商学院副院长刘志彪和市委书记杨卫泽在对话现场作了专家点评。
“对话”由凤凰卫视陈晓楠主持。参加对话的苏商代表有红豆集团总裁周海江、南京鸿国实业集团董事长陈奕熙、江苏中油泰富集团总裁胡玉兴等作为苏商代表；浙商代表包括浙江现代联合控股公司董事长章鹏飞、浙江天夏集团公司董事长夏建统、浙江莱茵达集团公司董事长高继胜。
苏商、浙商在发展模式、经营理念等各方面都有着自己的个性。而当前他们却面对相似的环境——人民币升值、贸易壁垒、资源紧张……如何转型与升级，成了他们需要共同面对的问题。无论苏商还是浙商，在发展中都需要“智商”。而这场苏商、浙商的对话，本意就在于以高层对话的方式，集聚精英、分享智慧、激荡真知、共赢未来。
镜头前，镁光灯下，企业家们踊跃发言。从分析各自面临的难题，到分享各自在转型、升级的故事以及未来的规划发展，妙语不断。言谈之间，一个明显的现象凸显：苏商代表、浙商代表对自身和对方的优势和特点都有着很深的了解，对未来的发展有清晰的思路。对话不是合唱，不同底蕴、不同文化的两地商人在思维碰撞中擦出了火花，既有达成一致的理念，也有不同想法的交流。如转型、升级过程中如何处理品牌问题，如何看待苏商、浙商之间的区别等。专家们的智慧也不断给企业家以启示。
保育钧提出，民企的发展需要对产权制度进一步改革，以创新的精神，冲破现有体制。刘志彪分析，以模糊的语言来归纳苏商、浙商的特点并不科学，不应以个别的特点来代替群体特点。
交流并未停留在对话中，有浙商当场提出要与苏商合作，落户无锡。主持人调侃说，“是否意味着抢占地盘？”以点评专家身份出席“对话”现场的市委书记杨卫泽，当即表示欢迎。他说，民营企业处于经济发展的第一线，目前在其转型升级过程中，政府部门要进一步完善民企发展环境，创造信息、技术等一系列公共平台，并着力提供完善的金融、法制环境。苏商、浙商都拥有辉煌，或稳健、理性，或创新精神足，都是成功的商人。
5.苏浙商人的升级困局
英国与西班牙在历史上的不同发展路径给当前中国带来的启示是：如果国家对某些行业的垄断不能打破，那么苏浙商人的产业升级之梦是断然没有前途的。
在中国历史上，江浙地区在整个国家的经济发展中一直都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唐宋以来，尤其是宋王朝的南迁对江浙一带的商业发展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明中叶以后，江浙地区的商业机能更是充分地凸现出来，其规模和数量都远超过宋代，并且主宰了之后中国的商业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