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学者彭慕兰在《大分流》一书中即认为，欧洲最先进的英国和中国最先进的江南地区，在17、18两个世纪的发展水平和发展道路是基本相同的，甚至后者比前者的发展状态还要好一些，只是到了19世纪才开始分道扬镳。也就是说，与中国相比，欧洲经济在1800年以前并不就已具备了内在的“决定性优势”，只是当借助于煤炭及与新大陆的贸易缓解了其土地和能源压力时，才走上分流的道路。尽管彭慕兰的观点在学术界还存在很大的争议，但无可否认的事实是，江南地区的经济曾经十分发达，但并没有推动中国经济走上现代资本主义的道路。
技术和经济层面的原因无法解释不同国家在历史发展路径上的差异，其实，制度才是最重要的。
从历史上看，中国人的经济理性并不比西方人低，在地少人多和赋税繁重的压力下，江浙地区的人们为了求生存，形成了有别于其他地区的更精于算计的商人性格。然而，历史的证据却也证明，不管曾经如何辉煌，农业和手工业高度发达的江浙地区却被挡在了现代工业社会的关口。这是很多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一直苦思冥想却始终不得其解的问题。
如果国家对某些行业的行政垄断不能打破，则苏浙商人的产业升级之梦是断然没有前途的。集权的封建帝国政治对经济的垄断，在中国的历史上也同样存在，并对经济的发展产生了极大的负面影响。自秦汉以来，中国便形成了专制主义与中央集权结合的政治体制，为了防御外族入侵及维护统治，建立起了庞大的常备军及官吏系统，为了征敛到足够的人力、物力来维护军队与文官系统，各朝代政府建立了相应的赋役制度、财政制度、禁榷制度，建立了国有的农业、手工商业甚至高利贷，对小农经济、私人工商业及金融业也采取了各种政策进行压制和干预。
19世纪中叶以后，西方近代资本主义工商业的侵入，使中国政府干预、管理经济的方式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洋务运动的出现可以说是在政府推动下，中国向近代转型最努力也是最具影响力的一次尝试，但中日甲午海战的失败彻底击碎了清政府洋务派的理想。但杨小凯认为，洋务运动是个失败的工业化运动，但其失败不在于帝国主义的侵略，而是在于政府的“国家机会主义”，用国有企业的方式推动工业化，扼杀了私人自由企业的发展。
民国时期，虽在江浙地区出现了一些颇具实力的家族资本集团，无锡荣氏家族更是以“红色资本家”的头衔纵跨了两个时代。但是关系国计民生的行业仍然把持在官僚垄断资本手中。在官僚垄断资本与外国资本的双重挤压下，中国的私人资本始终未得以充分的发展，严重制约社会经济的创新动力。事实上，从中国百年经济史来看，权力的高度集中，国家垄断无所不在的社会体制，一直是困扰中国经济活力进一步释放的障碍。而江浙毕竟是大一统中国的江浙，在国家体制和制度的大背景下，其不可能脱离其他地区独自从前现代顺利地变迁到现代。
古语云：“以史为鉴，可以知兴衰。”今天在讨论苏浙商人产业升级困局的时候，仍然难以绕开这一困扰中国经济几百年的老问题。近期，在中国企业家联合会发布的“中国企业500强”的榜单上，前十名均是来自垄断性行业的国有公司。而就在这些国有垄断企业以提高管理和治理水平为由积极引入海外资本的时候，苏浙商人的私人资本进入这些行业却仍然面临着种种现实限制。
眼前的情况是，已经积累了一定资本的一大批江浙商业精英，在面对低端产业日益严峻的国内外竞争形势，面对国家环境和产业政策的压力，面对国有垄断资本的无处不在，苏浙商人却难以寻求到产业升级的路径和更多的向上突破的产业空间。江苏“铁本”钢铁梦的破灭，一直处于地下状态的浙江民间金融，都进一步凸显了苏浙商人产业升级的困局。走出这困局依赖于打破国家对某些行业的行政垄断，没有这一点，苏浙商人的产业升级之梦是断然没有前途的。
浙商、鲁商差距究竟在哪里
随着海尔、海信等企业国际化的成功突围，鲁商模式渐渐地浮现在中国众多企业家面前，是选择浙商模式还是选择鲁商模式，在这个喋喋不休的争辩中，可以看出中国企业领导者对鲁商模式的青睐和不可忽视的力量正在挑战着浙商模式，不过浙商看鲁商，另一种视角，更引人深思。
1.差距在哪里
有一个名字，与财富两字贴得很近——那就是浙商。在财富论坛上，浙江和浙商成了富强和活力的代名词。正泰集团董事长南存辉说，在与外国企业财富交流的过程中，他们对浙江和浙商深表激赏和钦佩。国外财富巨头的心目中，浙江是一个开放、发达省份，是一个经济活力四射的地方；而浙商把生意做到全球，勤劳、智慧和灵活，思想十分活跃，让他们非常佩服。
浙江人血液中那种敢闯敢干、吃苦创业精神鼓舞着浙商远涉1000余公里来山东发展。“浙江是资源小省，没有山东这么优良的自然资源，是环境逼着我们出来闯天下啊。”夏天以这样一句话概括浙商外出创业的动因。浙商强调，鲁商起点相对较高，而浙商则从“小打小闹”开始。十几年前在山东做理发、修鞋这些工作的，绝大部分是浙江人。但是，为什么十几年后的今天，“只赚小钱”的浙江人在山东能发展成这样一支规模可观的经济力量？（目前，来鲁投资创业的浙商已达30余万人）
浙江人的个性是，看准一件事情就会异常执著，不怕吃苦，不达目的誓不罢休。夏天坦言，她所在公司刚到山东发展时，派来6人的先头部队，大家仅在宾馆租了一间客房打地铺住宿，就这样熬过那些创业的日子。
笔者到山东接触过浙商后，才真正感受到浙江人在外创业是如此艰辛。实施证明，艰辛的结果是不菲的成就，浙商做企业，已经不局限于“大”与“强”，现在考虑的是如何做“长”。一个明显趋势是，浙商正在向垄断行业进军。30余万在鲁浙商成功的经验值得山东人思考，鲁浙商人的差距在哪里？
（1）手机24小时开机
鲁商与浙商这两个群体在生活细节上的差异明显，而且耐人寻味。笔者发现，浙商的手机都是24小时开机，无论多大的老板，手机号码都印在名片上。但是不少鲁商，尤其是一些国企老总，号码要保密，周六周日还经常关机。要想周末有点事，只能提前说好，否则对方一关机，你事情再急也找不到人。
在许多鲁商看来，下了班就不谈工作，手机只是一个私人用具，除了家人和少数朋友之外，别人无须知道自己的手机号码。但是在浙商看来，工作是不分昼夜、不分上班下班的。大家把手机作为一种移动办公工具，不管在哪里，都能找到你，只要是电池有电，肯定要开机，“否则可能一大笔业务要跑掉的。”
按照浙商们的习惯，夏天经常在晚上9点半或10点钟给朋友们打电话，约对方去茶楼喝茶，这时候夜生活才刚刚开始，实际上喝茶也就是谈业务。但是，这时与山东朋友通话，通常对方已经关掉手机了。
即使在公司内部也遇到同样的麻烦。在公司刚刚起步时，讨论方案经常会持续到晚上，开完会后，有时深夜突然有了灵感，夏天就会打电话给公司里的一些同事。对方这时会半开玩笑半认真地直喊受不了。
浙商公司给员工配手机、给员工发话费补贴，就是为了方便开展业务，因此浙商要求公司所有员工24小时开机。手机的开与关，实质上体现出的是一种工作态度。
（2）时间不仅是金钱
地域文化真是个奇妙的事物，手机的开与关仅是一些细节，工作效率的差距则让人不得不正视。
张文梅从杭州带车回山东，通常会选择晚7点上高速公路，这样第二天早晨6点就能到济南，稍加休息，上午9点就开始工作。
张文梅的公司在北京也有业务。如果从济南到北京出差，张文梅会乘坐21：55的火车，早晨6：08到北京西站，吃完早饭刚好到上班时间；返回时，通常搭乘21：20北京飞济南的航班，而且其机票还打2~3折。这样，在京处理公务的时间可以有一整天。张文梅和许多浙商就是这样计算着时间出差，许多人称他们为“拼命三郎”。浙商安排时间相当精确，如果出差去外地，一般会事先打电话通知对方几点能到，要做什么事，提前与对方约好时间，到达之后马上开始谈业务。
相对而言，山东人做事显得慢条斯理。山东国有经济占主体，人们的习惯也与此密切相关，做事不紧不慢。张文梅说，有时候出门打出租，司机会问有几条路，你想走哪条？张文梅总是回答，哪条路开得快，不堵车，就走哪条。司机告诉张文梅，选快路的肯定是南方人，山东人一般会选所谓的“近路”。
“时间不仅是金钱，更是诚信呐。”张文梅说，本来是15元钱的路程，现在花20元钱走高架路，多花5块钱就能准时赴约，这多好啊。如果迟到，堵车根本不是理由，你没法向对方解释。从这些小事中，就能看出一个人的诚信度，看出此人能不能合作。在这些方面，两地人士确实存在差异。
（3）心有多大，事业就有多大
浙商的“抱团”精神和敢闯敢干性格在“他乡”更是发挥得淋漓尽致。往往一个大市场中有一批经营项目类似的浙江商人，大家不但不会争吵，而且还经常互相调货，相互帮助。原因何在？在张文梅看来，这或许因为浙江台风多，在沿海区域，要是一人盖一间屋，肯定不如十个人紧紧挨起来盖一排楼更为牢固。当一个产业在某个地域形成一定规模，这个区域就将成为该产业的重要基地。因此，在浙商的观念里，同行不是冤家，而是朋友，是合作伙伴。
“众多参与者能够将市场搞活，况且做这个行业的人多了，大家还能联手逼供应商降价。”张文梅表示，希望可视电话领域有更多有投资意向的人士涉足。他们打造的96711信息平台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并且具有可观的增值业务发展前景。
浙江为什么建起如此多大市场？张文梅分析其中原因，因为浙江人能够“抱团”。市场要靠大家来操作，不能靠某一个人、某一个公司来做。只要市场成气候，量肯定就有了，这时候还何愁利润？在一定程度上，你的胸怀有多大，你的事业就有多大。
不仅是“抱团”，浙商还善“闯”。夏天举了个例子，如果同样有50万元，浙江人会通过其他融资途径，投入200万元做生意；而山东人可能将其中30万元存银行，只拿出20万元开公司。由此可见，二者在投资意识与冒险精神上存在不小差距。
相对而言，山东人更为恋家，也更近官。放眼全国，有多少山东人出门闯天下呢？这固然有山东自然资源丰富的因素，但是在现代社会，囿于一省定然难以开拓视野，取得大发展。更何况，不少山东商人事业有成，就想着谋个一官半职。
“浙商与鲁商是两个优秀群体，二者各有优势，只有相互交融，取长补短，才能共同做大、做强、做长。”张文梅说，山东是人口大省、经济大省，发展前景异常广阔。相信在今后，浙商与鲁商不仅是朋友，更会是伙伴。
2.浙商：宁当鸡头不做凤尾
宁当鸡头不做凤尾，这是浙商成功的一个重要条件，虽然浙江的私营业主多，但也有一部分外出打工的人，只是外出打工他们有自己的想法，也有自己的目标，他们打工是为了积累资本自己当老板。
浙江人喜欢用真本事说话，即使他们给别人打工工资也高。我们知道，一些家庭装修喜欢请南方人来干，虽然他们的工钱更高一些，为什么？就是因为人家不但干得快，而且活细，质量好。在济南某家具厂，浙江的雕刻工一月要开3000多元，而本地木匠也就1000元，浙江人一天可以雕刻3个图案，而本地人一天还刻不了一个图呢。浙江人说，打铁先要自身硬，他们出来闯荡前先练就一身本领，走到哪里都吃得开。他们算计自己创造的效益，不断要求增加工资，今年挣2万，明年就想着赚3万，后年就自己当老板了。
浙江商人的确有非常显著的特点，概括为勤劳智慧、视野开阔、埋头苦干、坚韧不拔，还有就是同乡观念、群体意识很强。
浙江人做生意就看是否有利可图，只要有利就去做，异常勤劳。对工作不挑不拣，没有职业高低贵贱的考虑，即使极偏远、极艰苦的地方，都有浙江人在奋斗，他们无论到哪里都能够生根、发展。他们起家靠家庭作坊式工厂，全家老小齐上阵。浙商的市场洞察力强，一旦看到有生意可做，马上就会弄台机器干起来，机器可以放在家里或朋友的仓库里，做得好了，再盖厂房，做大了才请管理员。有时候陪媳妇回娘家，就会在浙江转转，感触很深。在那里你会发现，大企业有，中等规模的有，小企业更多，很多企业都搞配套生产，是企业链条中的某个环节。他们做生意不怕利薄，就怕无生意可做。人家生产小五金配件，利润摊薄到每件几分钱也敢做。
说实话，在北京，一毛钱掉到地上都有好多人不弯腰去捡，一听是这么少利润的生意从心里面就打住了。可人家通过积累可以从小做到大啊。不是有这么个故事吗？有记者在新疆阿勒泰雪山下采访时，遇见一个温州补鞋匠，挑着沉甸甸的担子，一路尾随着马不停蹄不断迁徙着的哈萨克牧民。为什么呢？因为牧民马靴遇雪水容易磨穿，需不断修补，温州小鞋匠被这一市场吸引，竟然拖着打满血泡的双脚，追赶着哈萨克牧民辗转谋生。鲁冠球、宗庆后等很多浙江大老板都是穷苦出身，一点点打拼出来的。
实际上，浙江人做生意厉害，倒不在于他们有多少叱咤风云的大企业大人物，而是有深厚的民间基础和庞大的群体阵容。他们在浙江省内集群发展，同时又流动性很强，散布全国甚至全球每一个角落。他们占据、分割、蚕食着国内一块块市场，在激烈的商业竞争中取得优势。走遍千山万水，说尽千言万语，想尽千方百计，历尽千辛万苦，也去扎下根来。关键是他们为什么能够扎下根来呢？
有一件事让人感触良多，虽然这件事并不符合规范的商业行为准则。鲁商王利达在济南市北园路开了一个五金门市部，邻居是一对浙江夫妻经营的五金店。由于经营上的问题，两家不是很和睦，经常争争吵吵。2004年的夏天，两家又吵了起来，王利达扬言第二天把浙江人的店给砸了。果然，王利达第二天就纠集了兄弟姐妹等亲戚好友10多人前来砸店。正当一帮人准备往店里冲时，没想到浙江商人的店里聚集着30多人，先从里面冲了出来，王利达及其家人一看就傻眼了，没敢轻举妄动，最后两家的矛盾还是协商解决。后来，浙江商人说：你们的亲戚朋友能有多少人啊？我们浙江商人有人出了问题，就会有很多同乡来帮忙，人不更多吗？王利达说起这事就很感慨，浙江人很注意维护自己的利益，也知道如何去维护利益，在利益面前他们不轻易低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