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商能够成功的秘诀之一，就在于他们有着能量巨大的商会组织，可以“小商品大市场”地运作。浙江人通过商会、行业协会等组织，群体合作织成一个无所不在的商业网络。浙商还形成了巨大的人际网络和销售网络，这种网络就像人体的细胞或毛细血管，遍布市场的每一个角落。
“外地人说山东人好交往，做生意一不能亏良心，二不能亏朋友，也就是说比较讲诚信，其实，现在经济环境好了很多，正经做生意的人都很讲诚信。也就是说，我们要有危机感，要虚心学习别人的长处。当然，我们山东商人也有自己很独特的优点，就是豪爽、仁义、大气、爱交朋友，这些都得到了外地商人的认可。而且令人高兴的是，我们这些优点也确实在商业交往中有利于交流合作。只是，我们不可盲目自大，好高骛远，要更多一点务实作风。”王利达像在自我鼓励与批评。
3.鲁商：称“商”道“贾”等闲看
从清代的“瑞蚨祥”、“便宜坊”、“四大堂”、“八大楼”，鲁商、鲁菜就威震北京数百个春秋，现代的如海尔、海信、青啤、张裕等“鲁商军团”，他们跨出国门，远征世界，屡创商业奇迹，让人刮目相看。鲁商在张俊杰先生的眼中是名副其实的“实力派”。然而，这个实力派的美称在武金凯眼中却有点名不副实。
武金凯，山东省济南针织品批发总公司副总经理，济南泉林纺织发展有限公司副董事长，谈起鲁商，年近七旬的武金凯讲述了他自己的看法。
（1）崇尚儒家文化
山东的商人有两大特点，一是爱国，二是公平、诚信。孟洛川这个人物、瑞蚨祥这个商号所传递的文化信息和文化特质，是非常典型的孔孟文化和传统文化。他的身上所流淌的血液，他的每一个细胞，几乎都是孔孟文化的细胞和中国传统文化的血液。儒学形成于山东大地，不仅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和核心，更是齐鲁文化的核心和主要代表。山东人的商业观念、商业心理甚至商业风格无不打着儒家思想的烙印。瑞蚨祥就颇具代表性。
笔者认为，儒家义利观长期教化的结果是使山东人格外具有道德感，这在经济活动中充分体现出来。因为重利，南方人从商做生意的目的十分坦然与明确，就是要赚钱，而不像某些山东人即使从商也羞于谈钱，硬把自己打扮成“儒商”。由于目的单一，方向一致，南方人在行动上少了一些盲目与动摇，多了一些动力与恒心。为了赚钱，南方人干得踏踏实实，没有心思、也没有工夫空谈哲理、人生。
孟洛川属孟子的第69代孙，作为儒家亚圣的后代，他并没有恪守祖先“重农轻商”的道德律令。他曾数次到邹城认祖归宗，都以违背祖训、弃读从商而被拒之门外。但孟洛川却深受儒家“和为贵”、仁爱、礼教等道德规范的浸染。
孟洛川是一个爱国者。在八国联军侵占北京时，孟洛川在大栅栏门把他店里经营的洋布全部焚之一炬，并宣布当时全国的18家分店只卖国布，在全国引起了轰动。他曾经遇到了来自本家族的竞争，长期以来在济南一个是孟洛川的瑞蚨祥鸿记，另一个则是出自同一孟氏家族孟庆轩的隆祥西记，两家一直在暗中较劲，竞相降价，让许多同行业的小店受不了。“七七事变”后，为了应对外国商家，两家祥字号握手言和，停止了恶性竞争，订立价格同盟，共同遵守。
“走遍山东十七市，除了济南、青岛外，在其他地方很少看到像样的书店。这说明了什么？学习气氛不够，满足于现状，进取心不强。许多企业家也存在着同样的问题。所以山东企业家最迫切的问题应当是加强学习，不断提高品牌创新能力。”谈到山东企业家自身的不足以及努力的方向，山东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孙曰瑶直言不讳。
（2）通性：那沉重的“面子”
鲁商有个毛病，就是“死要面子活受罪”。济南大学校门外有两个南方卖米线的小商人，一个月能赚5000多元，而鲁商似乎并不看好这样的小摊小贩，他们中大部分认为那不是经济，不是商业。济南的纺织品市场里，从事纺织品生意的商人大部分是下岗职工等再就业人员，山东不少商人认为这样的东西档次低，根本不属于商业范畴。
鲁商喜欢摆阔，比如，为了所谓的面子不惜去银行贷款，重金买高档轿车。面子如果真正能带来高利润还值得提倡，如果实在只是“面子”，那就收敛一下吧！而山东的商人在面子上却不知道含蓄，招待客户，有高档车不叫TAXI，有出租不乘公交。笔者有次去南京，回来时，对方客户送我一张公交磁卡，说我下次再去那里，可以直接乘公交，既省钱又方便。
（3）“农耕情结”让“鲁商”群体难产
任何一个商帮的形成都离不开一个特殊的历史环境和机遇。某个商人群体从一个个偶然出现的个体，到被统一贴上一个“某商”的标签，首先是一个内部认同的过程，而这种认同往往首先基于一个相对特殊的生存环境。
历史上的“浙商”是以宁波商帮为主体的，这一商帮曾经因背井离乡，在上海这一旧中国最大的商埠从事国际贸易而名扬海内外。改革开放之后的“浙商”则被定义为从温州出发、足迹遍布全国的靠小本生意起家的“草根”企业家群。再如“晋商”和“徽商”，更是因为分别遍布长三角从事茶盐生意和跨省跨国从事金融业、商业而彪炳史册。
从中，我们不难看出，他们最大的共同一个特征就是离开家门，异地谋生。置身异乡，无论走到何处，他们总是当地的少数分子，相对弱势的地位让他们在较短的时间内本能地达到高度认同，进而通过共同的努力来保护自身的利益，并在客观上强化了原有的共同特征，这使得他们能够在一个陌生的环境里形成特点鲜明的团体。所以说，商帮现象不单单是一个商业现象，同时也是一个社会现象。
反观山东，情况就大有不同了。历史上山东一直是农业经济占绝对主流地位，重农抑商的经济思想和后来历代封建王朝的相关施政措施，都是忠实地继承儒家文化精髓的结果，而山东正是这种经济思想最理想的“试验田”，同时也是效果最好的“样板田”。放眼近四五百年的历史，除了100多年前满洲贵族的“龙兴之地”东三省开禁之后的几十年内，山东人有过大规模移民关东这一记录之外，似乎再无大规模外迁的壮举。同样是背井离乡，与同时期“晋商”和“浙商”有所不同的是，山东人这次大规模外迁的诱因并不是商业利益驱动，而只是在求生本能支配之下的逃荒。其结果，没有造就几名富甲一方的富商巨贾，却涌现了民国前期中国政坛诸多名噪一时的政治军事强人以及无数啸聚山林的草莽“英雄”。
（4）资源型经济与“商帮现象”无缘
资源与物产的相对丰富，使得山东的商人群体不必像温州人那样因为资源匮乏而产生向外扩张的谋生冲动，而只要坐倚本土，经营好脚下的二亩三分地，就能过得相对滋润，加之山东人乐天知命的人生态度，使得山东的商人群体更安心于固守本土。这意味着山东商人群体走出本土与外界交流的机会相对减少，并往往因资源和利益空间的相对狭小而引发激烈的内部竞争。他们时常感受到的，不是来自外部的压力，更多的是来自同地域内同行的挤压。这种商业生态自然不利于以更大地域为背景的共同利益团队的形成，容易诱发商人群体中个体间的离心倾向。明清两代，渤海湾内的商业贸易一度繁荣，曾经形成了一个原始意义上的环渤海经济圈，处于这个经济圈南部边缘的胶东半岛北部出现了一个有别于当地占主流地位的农耕文化的商业亚文化区，但是，就在这个面积不大的商业亚文化区内，竟然也出现了诸如“掖县鬼子”、“黄县嘴子”、“蓬莱腿子”之类用以彼此区分且颇具贬义的词汇。这是古往今来山东商人群体内部认同状况的真实写照。
近一百多年以来，近代科技给山东带来了以矿藏开采业、农产品加工和纺织业为轴线的新型产业链。这些产业依然是对自然资源依赖程度很高的资源经济型，这与前近代商业时代山东商人群体以农业资源为商业基础的特色并无二致，仅有的区别只是投入的多寡和货值的大小而已。
耐人寻味的是，当中国经济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高歌猛进了四分之一个世纪之后，蓦然回首，人们发现中国经济依然没有摆脱资源型经济的沉重背景，而在山东，资源型经济的底色依然浓重。这意味着，山东的企业家群仍然缺乏集体走出山东的客观条件，当然也就不具备被别人集体认知的客观环境，内部认同机制也远没有形成。
（5）称“商”道“贾”等闲看
近年来，中国的经济版图上，比较密集地出现了分别以“粤商”、“浙商”、“苏商”、“闽商”等词汇命名的商人群体。细细想来，“某商现象”的出现其实是一件比较偶然并且多少有些尴尬的事情。首先，他们之所以要抱成团，是因为他们感觉自己弱小，希望抱团实现自我保护；其次，他们多是因为本土资源匮乏才不得已走出家门的，外出打拼也纯属无奈，个中甘苦只有他们心里知道；另外，已然成功的他们，永远只是他们本土庞大的人口分母之上的那个数量难说很大的分子，只是他们聚集在外地并集体出现在别人面前时，给了别人一种“某某地人全部这样优秀”的错觉。
不同的生态环境孕育出不同的经济形态和不同特点的企业家群体，别人称“商”道“贾”是客观需要也罢，是热闹也罢，是时髦也罢，那都是别人的事情，其他地区的企业家们大可不必邯郸学步。不称“商”道“贾”并不代表着没有实力，也不代表着没有贡献。如果其他地区的企业家们不需要背井离乡外出谋生，那就不必把大家生硬地往一个实属伪概念的笼子里赶；如果不被别人集体认知也不会给企业带来什么损失，那就大可不必争着去抢那顶并无多大价值的高帽儿往自己头上戴；如果即使统一被贴上了一个什么样的标签也不可能给企业带来质的变化，那也大可不必追求这种所谓的“品牌效应”。
毫无利益诉求地关起门来自称“这商”、“那商”，无异于自说自话，到头来，势必是“豆腐一碗，一碗豆腐”。名称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做好自己的事情，搞好自己的企业。在这里套用一句老话，寄语拥有浓重的资源型经济底色的山东企业家群体——“深挖洞，广积粮，缓称‘商’”。
（6）个性：含蓄而中庸
儒家“兼济天下”的思想观念根深蒂固地影响着山东人，鲁商就由此与“官本位”有了千丝万缕的联系，尤其不喜欢经商的冒险和刺激，大部分鲁商总在寻求“中庸”之道，一点自己的个性都没有培养起来。
他们在投资时要思前想后，就怕哪天赔了本，直到认为万无一失了，才肯下手干。
南方商人对待经商的态度让我很感动，也很受启发。在他们头脑中，经商不仅仅是谋生手段，还是一种人生的追求和信仰，为了商业去拼搏，他们认为那才是自己价值的体现，一旦有了机会，立刻行动，本能就具备破釜沉舟的勇气。
曾经接触过一个四川小姑娘，刚毕业就只身一人去了深圳一家公司闯荡。工作不到一年，主动跟公司请求，包下了山东大区市场，为了开拓市场，小姑娘今年过年都待在济南。我问她想不想家，小姑娘平静地说，没有做好市场是不应该回家的，父母也不回家，他们在广东做服装生意，可不能让父母感觉孩子没有能耐。我同事的女儿跟那小姑娘年龄一样大，找工作就想找个稳定的机关单位待着，一点年轻人的闯劲儿都没有。中年鲁商喜欢借别人已有的成果开拓自己，说得好听叫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可成就却比巨人矮了一大截。
（7）崇拜：敢砸敢闯张瑞敏
武金凯说，张瑞敏走向了世界，我虽然年纪大了，但他是我从事商业活动多年的偶像。我佩服他，是因为他敢于创新，第一个砸自己的产品，一锤砸出一个铮铮铁骨的品牌。而山东不少商人还不具备这样的品质，表现得没有胆量，唯唯诺诺。比如，鲁菜老品牌聚丰德，多少年了还一直经营单一的鲁菜系列，菜系全是油腻的肉，佐料除了大酱就是酱油，主料和调料都没有搭配的花样，大厅很宽敞，一直没有利用起来，我多次在那里吃饭，建议那里的管理层创新菜系，搭配点绿色蔬菜或者甜点，而他们不停地解释：“等改制以后再换新思路吧！”这就是差距，一等等到别人已经做出了品牌和特色。
（8）提升：该张扬时就张扬
鲁商要树立自己的形象，首先要注重自己的宣传力度，该张扬时就要抛头露面地去张扬。据说，瑞蚨祥的老字号店，曾经因为在全国赫赫有名，有电影制片厂要求拍片子宣传创始人，当时的老板死活不让宣传。
其次，要更新观念，具备创业精神，在商业活动中，要尝试新的营销方式，不能一味地守着过去和已经拥有的，既然有了一个“三联”，就应该能创造出新的家电经销方式，不能满足现状。
另外，鲁商要建立健全自己的行业协会，向南方或者世界发达国家学习。行业协会对带动一个行业的发展起了很大推动作用，就像澳大利亚就有专门反垄断的民间组织，美国有专门保护消费者权益的民间机构。在山东，目前行业协会的作用微乎其微，有的行业组织聚在一起就是吃吃喝喝，正经的东西避而不谈，长此以往，行业模式如何形成、发展？各个行业仍然单打独斗，商人有时不免窝里斗，这样的竞争模式，强大的只是一个商人，而不是一个行业，这从整体上削弱了鲁商的合力。
（9）鲁商该学乔致庸
《乔家大院》讲述的不仅仅是乔致庸的故事，乔致庸身上折射出晋商的种种品质，确切地说，要了解晋商的特征，乔致庸是一个极具代表性的看点。山东商人还真应该看看乔致庸，想想晋商，思索一下自己。
（10）百年前，那是何等气魄
众所周知，票号是山西人开创的。据《乔家大院》的作者兼编剧朱秀海说，作为一个新兴行业，当时票号很小，全国也只有5家，其中最大的日升昌也只有7个分号，且不和中小商人打交道，影响非常有限，一般小商人还必须带着银子做生意。乔致庸敢想，他打破常人思维，意识到票号具有广阔前景，立志有朝一日票号能汇通天下。这就是100多年前的晋商，气魄何等广大！
敢想就敢做，想到就做到。乔致庸后来经营的大德通和大德丰都成为全国屈指可数的大票号。原因很简单，他把每年利润部分继续投入作为资本，行话为“倍本”，他没有兴趣置宅买地，使资金的周转很迅速，他因此成为明代开始发迹的山西商人群体中处于上升期的新兴力量。
山东商人实在有必要学一下乔致庸的眼光和理想。房子车子固然重要，但实在有点小富即安，比之更重要的却是资金的周转速度，周转速度提上去了，何愁利润雪球太小？学乔致庸，这一点首先得学会。
（11）兼济天下，不在穷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