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致庸是一个儒生，他把儒家的宽厚和仁义精神带进了“尔虞我诈”的商业，使仁与利融会贯通。虽为商人，他不离史书，哪里有灾难，他就在哪里挺身而出赈灾，他的内心是“民为贵，君为轻”的民本主义，这个精神在他的血脉里流淌，并延续到子孙后代的心里。其孙子乔映霞每到过年，都要用车拉着米面，给那些贫穷的家庭资助，帮助他们度过年关。
儒家主张“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乔致庸远离高堂，仍然心存百姓，这是对儒家精神活学活用的表现。而今，脚踏在儒家思想的发源地上，呼吸着孔孟曾经呼吸过的齐鲁灵气，鲁商是否还在秉承先人教诲？究竟还有多少人在厮杀的商场中能心怀穷困的老人，流浪的民工，上不起学的孩子？要学，还是学学乔致庸的仁爱吧！
（12）家教，回归贫穷
乔家有很好的家教，其中就有不要忘记自己贫穷的出身。山西有很多大家族的宅院都有戏台，但乔家没有，怕的是后人玩物丧志。
俗话说：“无规矩不成方圆”，乔家严厉的家规到了今天对鲁商乃至很多家庭都有深刻的启发意义。山东省内近几年出现了不少贵族学校，某些已经富裕起来的人极力推崇贵族教育，商人中有的不惜万金送孩子进贵族学校“享福”，如果是为了孩子能有一个好的将来，那就不妨还是学一下乔家吧！否则，衣着光鲜的孩子们也许会玩物丧志，遭受精神贫穷的尴尬！
（13）深挖洞广积粮缓称“商”
当散发着古旧气息的晋商、徽商乘着时代的风帆从历史深处重新走来，跃然电视荧屏和各种纸质传媒；当粤商、浙商、苏商得风气之先，借着资本的力量潇洒地游走于大江南北，或圈地置业，或投资建厂……有着近亿人口和足以令周边省份惊羡的GDP的我们，也在不经意间套用了“地名+商”的句式，造出一个“鲁商”的概念。
很难说“鲁商”概念的提出有多少时髦的成分，它至少代表着一部分理想主义者对山东企业家群体的某种厚望，毕竟将一个省份的简称的后面加上一个“商”字后缀，是一件很令人兴奋的事情。但在记者看来，“鲁商”多多少少有些伪概念之嫌。
（14）瑞蚨祥掌门谱就鲁商传奇
六十年一个轮回，时空的变幻总是透着无情。济南自1904年开设商埠以后，商业中心便逐渐从古城转向商埠，1924年瑞蚨祥传奇掌门孟洛川毅然将瑞蚨祥从市中心迁到了当时济南最繁华的经二纬三路，结果兴盛无比。但在20世纪90年代，济南市的商业中心向东部转移，此次瑞蚨祥没有及时跟进，再加上经营品种的单一，瑞蚨祥不可避免地衰落了。
回想当年孟洛川执掌瑞蚨祥时，瑞蚨祥经营布匹、绸缎、绣品、皮货、织染、茶叶、首饰乃至钱庄、当铺等众多经营项目，共16家企业30个连锁分店，以济南为中心向周边辐射，北至北京、天津、沈阳、包头，东至青岛、烟台，南到上海、武汉。到1927年时，孟洛川每年的纯利息收入就达300万两白银。在他的掌管下，瑞蚨祥兴盛了60多年。孟洛川不仅成为山东历史上屈指可数的大商人，也成了全国著名的商界巨子。
（15）商业奇才
孟洛川是现在章丘市刁镇旧军村人，他的商业天赋从小就显露出来。孟洛川小时候性格顽皮，不喜读书，常以数砖计瓦为游戏。一次因为逃学，母亲高氏令其在中厅罚跪，恰巧管家发现，便婉言规劝，他却拉着管家的手问：“你当大管家，可知营造这座过厅用了多少砖瓦？需要多少工时？”管家摇头不知，孟洛川却张嘴便能算出，管家感到非常惊讶，遂将这事告诉了高氏和他的父亲孟传珊。从此，孟家只要有房院营建、年终结账之类的事情，便让孟洛川参加。往往当管家、经理、账房先生对某一问题陷入困境时，孟洛川总能提出精辟见解，令众人折服。孟洛川十几岁时，就对商业经营和管理之道烂熟于胸，并处理了几件令长辈和业内人士拍案叫绝的事情。18岁那年，孟洛川开始掌管家业，纵横商场，驰名全国。
山东作协副主席、以孟洛川为主人公的《东方商人》一书作者毕四海说，孟洛川是近代鲁商的杰出代表，他在经营上的杰作，体现了鲁商的聪明才智。他认为在中国的历史上，义与利一直是商人的难题，虽然有不少商人口头上把义放在首位，但往往做不到。而孟洛川在义与利上处理得很好，他的一生一直都把诚信看做自己的生命。
作为一代儒商，孟洛川立下的店训是“货真价实，童叟无欺”。瑞蚨祥的绸缎呢绒都在苏州定织，并在每匹绸缎的机头处织上“瑞蚨祥”字样。瑞蚨祥的花色布匹，都是用上好的棉纱交给作坊定织定染的，这种布缩水小，不褪色。
在孟洛川长达60年掌管瑞蚨祥大权的时间里，对内部各层人员的管理又是严格有序、铁面无私的。他在同经理掌柜闲谈时，常告诫说：“生财有大道，生之者众，食之者寡，为之者急，用之者舒，则财恒足矣。”用生、食、为、用作为治店宗旨。他还告诫店员：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要规规矩矩做人，诚诚恳恳相待。一旦有违背店规店训者，一律从严处理。
都说“同行是冤家”，孟洛川十分清楚。为了解行情，他经常派人到各店铺，以顾客身份调查商品质量、行情，便于自己给商品标价。凡是一般商品，瑞蚨祥的标价都略低于市价；遇到紧俏的商品，就适当地提高。孟洛川为了多销售，在北京首创“礼券”，这就类似于现在的购物卡，有了它就不用扛着大包小包送礼了，既方便了送礼者，也方便了受礼者，因此瑞蚨祥的礼券大受欢迎。
经营的关键是决策，孟洛川在决策时也遇到了不少难题。济南自1904年开设商埠以后，除聚集了一大批中国商人和商号以外，洋商洋行也纷纷涌入，在20世纪30年代，质优价廉的洋布已经大量登陆济南商埠市场，让一直以经营传统绸布为主的瑞蚨祥陷入了困境。洋货的冲击迫使孟洛川改变经营品种和思路，开始走向跨行业跨地区的多元化经营，十多年的时间成为集布匹、绸缎、绣品、皮货、织染、茶叶、首饰乃至钱庄、当铺等众多经营项目的大商家，30多家分号分布于北京、天津、沈阳、包头、上海等商业重镇。
（16）大商还是大官
一方文化影响一方人，山东人深受儒家文化的影响，血脉里始终贯穿着忠厚仁义、谦和忍让、吃苦耐劳的优秀品质，比实干、比实力是山东企业家身上体现出来的现代经商意识，为世人所称道。这是鲁商的优势，应当充分肯定并继续保持。
笔者认为，儒家文化崇尚“中庸”、“谦和”、“官本位”，在现代商战中也有其不利影响。一是缺少市场竞争和进取意识。市场经济是竞争的经济，商品、市场本身就意味着竞争，如果过分地谦和忍让，一味地温文尔雅，只做一个谦谦君子，不愿、不敢和不善于在市场中去竞争，势必会被市场经济大潮所淹没；二是难以区别政府的行政职能和经济职能，使“政企分开”受阻，企业手脚难以松绑，制约了市场经济的发展。
市场经济搞了这么多年了，但是鲁商近官仍是许多评论人士对山东企业的评价。深受儒家文化浸染的鲁商，有很多还是热衷于跑官场、搞关系，围着酒桌转，不找市场找市长，不在开拓市场上下工夫，而是依赖官方力量解决问题，认为这样可以降低市场成本和交易费用。或许，山东的企业家们把经营企业更多地看做是治国平天下的一种表现形式吧。即便强大如海尔，背后也能看到政府的身影。张瑞敏曾说，要做大商人，不想做大官。但海尔发展史上的多次并购，政府的扶持都功不可没。而南方如广东、浙江的企业家，把经营企业更多地看做实现个人理想的一种途径，很少联想到国家和历史，在经营中也少了许多官方色彩，市场是开放式的竞争，企业也往往是自生自灭。
（17）守成还是开拓
谈到儒家文化对鲁商的影响，笔者认为，人们对孔子的思想存在许多误解。比如，人们都知道孔子说过“父母在，不远游”，很多人便据此而只知守成不知开拓。岂不知孔子后面还有下句——“游必有方”。孔子的意思是：父母健在，儿女要在跟前尽孝，不能出去闯天下；如果出去闯荡，必须先把把父母安顿好。用现代思想来理解，“游”包含了一种商业精神，一种闯荡天下的气魄。孔子在《论语》中对富贵进行了一番阐述：“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孔子直率地指出，人人都希望过上富裕尊贵的生活，但是要取之有道，同时又对处于太平盛世里的贫贱生活表示出羞耻感。
孔子并不排斥财富，而是希望国富民强。通往财富的道路不止一条，实现财富的手段也不止一种，但山东人凡事往往求大求强，这可能与儒家文化的厚重或者大气有关吧——一心只想做大事，小打小闹不放在眼里。这方面比浙江人可就差得远啦。他们头脑灵活，不怕吃苦，不放过任何一个赚钱的机会，大钱小钱都想挣，所以浙商能够做成大气候。而我们山东人呢，区区小钱似乎根本不放在眼里，结果小事没人干，大事做不成，错过了许多发展的机会。厚重有余而灵活不足，守成有余而开拓不足，这可能是鲁商的通病吧。
（18）品牌拓展影响力
诚然，鲁商存在自身的一些弱点，但我们也没必要因此而妄自菲薄。随着山东经济近年来持续看好，鲁商已成为中国经济界星光闪耀的一大群体。在“2005CCTV中国经济年度人物”评选颁奖典礼上，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CEO谭旭光和海信集团公司董事长周厚健当选；皇明集团董事长黄鸣和青岛港（集团）董事局主席、总裁常德传也获得提名奖。
入选本次经济年度人物的企业家，背后都有一个知名的品牌做支撑，他们实际上是企业品牌的代言人。笔者认为，最低端的企业靠卖资源为生，好一点的卖劳动力、卖产品，最高境界应该是卖品牌。山东在前两个层次做得还算不错，但在打造有影响力的品牌上，仍然尚欠火候，这不仅使企业和产品缺乏竞争力，也使企业家的影响力大打折扣。
山东过去在品牌建设上虽然也做了不少工作，却没有搞清楚品牌到底是什么，只不过是在做商标宣传而已。其实品牌和商标是两个不完全一样的概念：商标更多地运用于法律制度、企业管理和产品设计等方面；而品牌则是一个明显有市场意义倾向的概念，能体现企业的文化，代表产品及其生产者的形象。更多的时候，品牌成为一种质量、信誉和形象的代言词。
笔者强调，现在全国都在提倡创新精神，其中品牌创新尤为关键。打造个性化品牌是鲁商下一步亟待解决的问题。“应该像重视产品质量一样重视品牌建设。品牌问题解决了，企业可以彻底摆脱人治，真正与国际市场接轨，成为离开谁都能转得动的百年基业。
浙商凭什么就超越了粤商
有人说浙商超过粤商，是浙江商帮的胜利，也有人说是地域文化的胜利，的确在中国的经济发展中，商帮是中国经济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现象。商帮是一个历史的范畴。离开了特定的历史机遇、历史条件，任何商帮都不可能生息繁衍，就像春季的植物不可能在冬天发芽一样。同时，商帮又是一个具有浓厚地域特色的产物。特定的地理条件、区位优势、地域文化无不影响着、决定着、制约着商帮的兴衰演变，就像特定的土壤才能长出特定的植物一样。伴随改革开放的时代大潮，现代中国有两股驰骋纵横的力量格外引人注目——一个是粤商，一个是浙商。如果说前20年因为占尽“天时地利”，粤商成为最具江湖感召力的商帮，那么在此后可能相当长的时间里，就是草根出身的浙江商帮奏响历史的最强音。
1.取代的原因
粤商的特点是“敏于行而拙于思”。改革开放造就的粤商豪，不管是广府人（讲白话）、客家人（讲客家话），还是潮汕人（讲潮州话），90%以上只有初中、高中文化，其中有的仅有小学水平。这种现象虽然与改革开放之初“摸着石头过河”、“杀出一条血路”、“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之特殊国情环境有关——反正都是社会的最底层，放胆一搏，失败了与过去一样，成了则可以雄视一方。虽说“失去的只是锁链，得到的可是整个世界”，但是更与广东人重富不重贵的传统紧密相连。
在广东的价值排序中，富是最重要的，只要有钱，就会有社会地位，就会受人尊重。正所谓英雄莫问出处，哪怕是刚刚洗脚上田的农民，只要抓住机遇挣得千万身家，照样走到哪里哪里亮，尽管可能连话都说不利索，只认得票，只会写自己的名字，但在大庭广众之下，仍不失一分体面和尊荣。
广东老板们最喜欢的就是面对面的沟通、交流。至于发表在媒体上的文章，尤其是专著类的书，则很少认真地分析和研究。但在浙江就不同。我们有一个客户是宁波宝业公司老总，他在找我们之前居然将我们所有的书全部读过。他跟我开玩笑说，因为买北京华夏圣文管理咨询公司出版的书，他一来二往的，与书店小老板成为朋友——每次他都买上百本。他还说因为他的原因，书店老板想举办一个读书会，届时邀请我参加。
当然知道今天浙商中的精英们也是90%以上出生于草根，但他们与广东人不同的是，尽管如此，却从未放弃过从书本获取思想和智慧的努力。万向集团的掌门人鲁冠球出身农民，初始文化并不高，但长期的学习与思考使之成为老板中的学问家，他发表的论文和专著可能比有的教授还多，还要有影响。
2004年6月，浙江省政府及有关部门联合举办的“浙商论坛”，有机会与许多优秀的浙商老板交流。让笔者感慨的是，他们中的许多人读过关于浙商的文章，研究过关于浙商的书籍。红蜻蜓的老板向媒体透露，关于浙商的书他几乎全读过，网站也经常浏览。
其实在历史上，浙江就是一个盛产才子佳人之地，明清两朝，仅仅一个县高中进士的人数可能比中国一些文化落后的省还要多。巴尔扎克曾说，“造就一个贵族需三代换血”。这里所指的“血”应该是特有的文化基因。在中国商帮的博弈中，为什么浙商越来越让人敬重、畏惧？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浙商固有文化传统与文化习俗在市场化的进程中，与现代商业已经逐渐融合，从而为经济社会的发展注入了更多的活力。
2.粤商曾拥有先天优势
商帮作为一个地域社会经济生活中的主流力量，对一个地域的经济腾飞和社会发展起着越来越强劲的推动作用。以浙商为例，仅民营企业对全省CDP的贡献便超过了70%；而粤商中的民营企业对全省CDP的贡献也超过了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