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战争中，日本人的表现和残酷令人不解，这其实与他们对战争的看法和文化有直接的关系。日本人强调精神力量在战争中具有重要的作用，并且不断向国民灌输军国主义的“效忠思想”。日本人认为不需要救助受难者，他们在战败撤退时，甚至会先把伤病员全部枪杀，或让他们集体自杀。
不同的文化关于战争的看法都不尽相同，不论这些看法存在怎样巨大的差异，这里面还是有一些在西方国家看来都是一样的。譬如，当号角响起时，就是在告诉大伙要全民皆兵了；在局部战斗失利后，常常需要鼓舞战士们的士气；在战死和伤亡人数达到一定比率时就应当考虑投降；还有在和文化同源的其他西方国家作战时，应当遵守哪些公认的行动准则对待战俘之类。
关于战争的看法，日本人的人生观及其他们对人理应承担的责任的看法与西方人是完全不一样的。当我们系统研究日本人的文化和行为时，不需要过多关注他们对战争的看法和传统西方国家对战争的看法存在的差异，虽然有些差异也许会折射出日本人的性格特征，而且可能这个特征正是我们所不为了解的。同样，我们也不需要特别关注这种差异在军事层面上是不是很关键。
判断战争的正义性的标准，日本人和美国人是完全不相同的，他们对国际形势的判断和美国人也不一样。美国认为战争源于轴心国的侵略，是日本、意大利、德国的非法入侵破坏了世界和平。在美国看来，当轴心国侵占了“满洲国”、埃塞俄比亚和波兰后，他们就是在实行压迫弱小民族的罪恶政策；践踏了“让自己生存、也让别人生存”的公认的国际准则或者至少是侵犯了“门户开放”原则。但日本对此的看法却完全不同。他们觉得：要是每个国家都拥有绝对的主权，整个国际社会就存在于一种无政府状态中。所以，日本不得不为建立一种等级秩序而战斗。然而只有日本才是真正唯一的从上到下的等级制的国家，也只有他们最清楚“人人都摆对自己的位置”的必要性，所以这项历史使命必须由日本来完成。日本国内早已平定了叛乱、实现了统一与和平，建立了道路、电力、钢铁等一系列的基础产业设施。根据日本官方统计，日本青少年的义务教育普及率是99.5%。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应当帮扶落后的中国一把了。与此同时，又因为“大东亚”各国都属于同一人种，因此日本当务之急是先将美国赶出这一地区，随后再来收拾英国和俄国，让他们“滚回他们应该呆着的地儿去”。每个国家都是国际等级结构中的一环，环环相扣组成为一个统一的整体。在之后的一章中，我们将要谈到这种等级思想在日本文化中所具备的深刻的含义，这种等级思想是符合日本人口味的。但是那些被日本侵占的国家并不是这样想的，这或许是日本最大的不幸了。即便是在战败后，日本依然认为从道德层面是不应当排斥“大东亚共荣圈”的理想。此外，日本的战俘，哪怕是最差的士兵，也不会谴责日本政府所勾勒的对大陆与西南太平洋地区的战略构想。日本在此后很长一段时间依然继承这种与生俱来的“大东亚共荣圈”思想，这里最为重要的就是对等级思想的顶礼膜拜与信仰。这些思想对于推崇平等的美国人来说是匪夷所思的。不过我们应当知晓日本的等级制度意味什么，等级制度对民族凝聚力起到了一些什么作用。
同样，和美国以往所了解的支撑日本获得战争胜利的基础不一样。日本叫喊着日本必胜，推崇精神定会战胜物质。他们说的是：虽然美国是个军事实力强大的大国，不过这不算什么？我们早就清楚这些，压根不会放在心上。这样的苗头我们可以从一份发行量很大的报纸上看到。《每日新闻》上常常会出现这样的话：“我们要是害怕数字就不会开战。敌人的丰富资源并不是这次战争所创造的。”
即便在日本打了胜仗的情况下，他们的政治家、高级统领和军人们都反复强调说：“这次战争较量的不是军备，而是日本人推崇精神和美国人推崇物质这两种观念的较量。”在美国战胜时，他们依然反复说：“这场较量，物质力量注定失败。”在塞班、硫磺岛战役接连战败时，这一信条自然而然地成为了托辞，不过这并不是为失败特意准备的借口。这一信条在日军炫耀胜利的那几个月中，一直鼓舞着士气。它在偷袭珍珠港之前就是一个人尽皆知的口号了。在三十年代，前陆军大臣、狂热的军国主义分子荒木大将在《告日本国民书》的宣传小册子这样写道：日本的“天定使命”就是要在“全世界宣扬武士道精神，力量不够不是问题，难道我们日本人还会害怕那些物质的东西？”
当然，日本人和其他许多备战的国家一样也很担忧。在整个三十年代中的国民总收入中很大一部分都用在了军备上，并且这个比例呈上升趋势。偷袭珍珠港那年，整个国民总收入的近一半都用在了陆军海军的装备上了。民用部分的财政支出仅占政府总支出额的27%。这样看来，日本和西方国家的区别并不在于日本对物质军备的不关心。不过，在日本人看来：军舰、大炮等物质的东西仅仅只是永恒的“日本精神”的表面象征，如同武士的佩刀是“武士道”的象征一样。
与美国一向注重实力不同，日本一向注重物资资源。日本也和美国一样开展增产运动，不过日本增产运动的独特性在于它独特的思想基础。日本人认为，精神是永恒的，精神就是所有。当然物质也是不可或缺的，不过是次要的，是短暂易逝的。日本的广播电台常常宣扬：“物质资源是有限的，没有永恒不变的物质，这是永恒的真理。”这种对于精神的信赖完全地体现在了战争中。日军的作战手册上这样写道：“用我们优秀的士兵来对付敌军优秀的武器装备，用我们的血肉之躯来抵挡敌人的坚船利炮。”这就是军队传统的指导思想，而不是特意为了这次战争量身定做的，“阅读必胜”四个字就赫然用粗体字印在日军部队手册扉页。日军的飞行员能驾驶着战斗机以“赴死”的态度横冲直撞向我们的军舰，这就是精神战胜物质信条的真实写照。日军将这这支力量命为“神风特攻队”。称为“神风”是出自这样一个典故：公元十三世界成吉思汗东征时，他的船队在开往日本途中因遭遇飓风而全军覆没，日本因这股“神风”而获救。
不仅日本的精英阶层有这样的崇拜，民间也同样崇拜精神战胜物质这一信条。比如：民众们不是在工厂里工作了12个小时，又被通宵达旦的轰炸搞得筋疲力尽了吗？他们就会告诉自己：“身体越累，意志、精神就越昂扬”，“越是疲惫，就越能锻炼人。”冬天民众们在防空洞不是很冷吗？大日本运动会就会在广播中号召大伙做御寒体操，宣称这一体操不光可以取代取暖设备和被褥，还可以取代一般民众为维持正常体力所需但又匮乏的粮食。他们说：“当然，或许有人会说，在如今粮食匮乏的时候谈不上什么体操。这话不对，越是粮食匮乏，我们就越需要用其他的办法来增强我们的体力。”也就是说，得用额外消耗体力的办法来增强体力。美国人看待体力的标准，往往是看昨天是不是有八小时或五小时的睡眠；饮食是不是合理；是不是寒冷，再计算可以消耗的体力。但日本人的计算办法就不会考虑什么保存体力的问题，认为那是物质至上主义。
日本的广播在战争中表现得更为极端，甚至说在战斗中，有精神能战胜生理上的死亡的例子。有家广播电台还播报过一个飞行员战胜死亡的故事：
空战结束后，日本的飞机都是三四架一组飞回机场。大尉是最先回来的一批。他下了自己的飞机，随后用双筒望远镜观察天空。当他的部下返回时，他数着一架架的飞机，脸色苍白却非常镇静。直到最后一架飞机返回后，他写完报告并向司令官汇报。他汇报完后就倒在地上了。在场的军官们都上前去帮忙，可他已经咽气了。经过检查，他的胸口上有着致命的枪伤，身体已经僵硬冰冷了。一个刚刚死的人，身体是不会这样冰冷的。可是大尉的身体却如同冰块一样。因此，大尉肯定是很早就死了，是他的精神支撑他做完了这次汇报。可以确定，这位大尉强烈的责任感让他坚持到最后并创造了奇迹。
当然，美国人一定认为这个故事编造得太荒诞了。但是，所有受过教育的日本人都并不认为这则广播可笑。他们相信，日本的听众一定不会觉得这是个荒诞的故事。首先他们指出一点——就是这个广播真实地说明，这个大尉的“英雄事迹”是“一个奇迹般的事实”。怎么不能有奇迹呢？灵魂也是能训练的。这个大尉显然是一位自我修炼的高手。既然日本人都知道“崇高的精神能永恒”，那这种精神怎么不能在这个责任感强烈的大尉身上存在呢？日本人坚信，通过特殊的修炼，一个人的精神是可以达到至高的境界。大尉通过训练已然达到了这样的境界。
作为美国人的我们对日本人的这一系列极端行为完全不解，认为这根本就是不文明民族的借口，或是被欺骗者幼稚的幻想。可是这样的话，不管是在战争时期还是在和平时期，要是我们真的如此看待，我们就没办法与日本人打交道时左右逢源。经过铺天盖地的宣传和特殊的训练，有些忌讳与对某些事物的排斥早就扎根在日本人心里。与此同时，我们必须意识到这些信条并不只是某些怪癖的体现。美国人只有清楚地认识到这些后，他们才可以理解为何日本人在战败时会说“只有精神是不够的”，才可以理解为何日本人会承认“企图用‘竹枪’来守住阵地真是异想天开”的内在意义。最重要的是，当我们听到日本人的“只有精神是不够的”的论断时，我们知道这是经过战场上、工厂中与美国人的精神进行较量后得出的结论。如同日本人在战败后所说的那样：在战争中，他们“全部是依靠主观感觉行事的”。
日本人对于在战争期间等级制的必要性的看法、精神力量至高无上的信念及其对其他事情的看法，这些都是比较文化研究者的研究的素材。他们不停地鼓吹安全、士气等问题不过是为了预警而事先准备问题。不管遇到任何灾难，城市的空袭也罢，塞班岛的溃败也罢，菲律宾的失守也罢，政府往往对民众们说：这些是在我们预料之中的，不用担心什么。收音机依然播着繁冗的文字，期望日本人继续相信，他们依然居住在一个全部都在掌控之中的世界里。“美军‘侵占’了基什加岛（Kiska），因而使日本本土处于美国炸弹的攻击范围之内，不过我们对这早有估计，并作了充分必要的准备。”“我们早就预料到，敌军一定会以海、陆、空三军立体战术攻击我们。”日本战俘和那些希望日本在这场无休止的战争中战败的人也认为，轰炸是不会彻底摧毁日本，“因为他们之前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当美军开始轰炸日本大型城市时，飞机制造业协会副会长在电台中发表讲话说：“敌机终于飞到我们上空了。不过，让他们失望的是，我们飞机制造业的全体成员早就预料到了，并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所以，根本没有什么好担心的。”只有假想成“全都在我们预料之中，我们已经为此做好了万全的准备”，日本人才可以继续大肆宣扬说全都如他们所预料的一样，不会有谁将任何事强加给他们。“我们不应该认为自己是被动挨打了，而是应当认为是我们自己主动将敌人吸引过来的。”日本人会说：“敌人，你要进攻尽管过来吧。”他们不会说：“要发生的事到底还是发生了。”与此相反，他们会说：“我们所希望的终于到来了，我们欢迎它的到来。”海军大臣在国会演讲中引用了1870年的伟大武士西乡隆盛的话：“有两种机遇，一种是偶然遇到的，一种是自己创造的。当困难降临时，我们必须自己去创造机遇。”此外，据电台报道，当美军突然进入马尼拉市中心时，山下（奉文）将军诡秘地微笑着说：“敌军的行动正中我下怀……”“敌军在仁牙因湾登陆后没多久，马尼拉就沦陷了。山下将军或许预料到了马尼拉的沦陷，所以事态的发展与将军的部署是一致的。山下将军的作战目标正在慢慢实现。”也就是说，马尼拉的溃败助了山下将军的一臂之力。
美国人和日本人一样也走极端，只不过他们走向的是另一极端。之所以美国人倾尽全力投入战争是因为这场战争是别人强加给他们的，是因为他们受到了攻击，因此要给对方点颜色看看。美国军方发言人在谈到珍珠港、巴丹半岛事件时，一定不会对普通士兵说：“这些全部是我们预料之中的。”相反，美国的官员会说：“这是敌人故意挑衅，我们要给他们点颜色瞧瞧。”在美国人眼中，这是一个充满竞争与挑战的世界。所以他们时刻准备着迎接挑战。但是，日本人却认为这个世界上的很多东西都是预先安排好的，没必要担忧，而真正让他们感觉到威胁的是那些没预料到的状况。
日本人在作战时往往会考虑的另一个问题也彰显了日本人特殊的生活方式。他们常常会说：“全世界人民都在注意我们呢！”因此，在战斗中他们一定会将“日本精神”发扬光大。美军登陆瓜达尔卡纳尔岛时，日军下达给部队的命令是：“此刻全世界都在关注着我们，我们一定要尽显‘日本人的精神’。”日本海军对官兵的指示是：“如果遭遇鱼雷攻击，上级命令你们弃舰，全部海员要以最优雅的姿态转移到救生艇上，不然会遭到世人耻笑，美国人会将你们的丑态拍成电影，然后在纽约上映。”日本人很在乎他们给世界其他民族留下的印象，而他们对这一点的关注正是受到日本文化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