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密谋，假造始皇让丞相立胡亥为太子的诏书。另外假造一份始皇赐长子扶苏的诏书说：“朕巡视天下，祈祷名山各位神灵以延长寿命。现在扶苏和将军蒙恬领兵几十万屯守边境，十多年了，不能向前推进，士卒损耗，却没有一尺一寸功劳，反而一次次上书毫无掩饰地诽谤我的所作所为。因为不能解职回京当太子，日夜埋怨。扶苏作为儿子不孝，就赐剑让他自杀；将军蒙恬和扶苏驻扎外地，不纠正他，应该知道他的想法。做为人臣不忠，就让蒙恬自杀。把兵权移交裨将王离。”用皇帝印玺封了诏书的口，派胡亥宾客把信送去上郡给扶苏。
使者到，扶苏听诏后哭泣，然后退入内室，打算自杀。蒙恬制止扶苏说：“陛下在外地，没立太子，派我领三十万兵守卫边疆，您为监，这是关系天下存亡的重任啊。现在一个使者来到就自杀，怎知他不是假冒？请您再请示一次，再请示而后去死，也不晚啊。”使者不断催促。扶苏为人仁弱，对蒙恬说：“父亲赐儿子死，还再请示什么呢！”就自杀了。蒙恬不肯自杀，使者就把它交给狱吏，关押在阳周。
使者回来报告，胡亥、李斯、赵高非常高兴。回到咸阳，发布丧事，太子立为二世皇帝。以赵高为郎中令，经常在宫中侍候二世掌管政务。
有一天，二世闲着没有政务，就召赵高商量事情，对赵高说：“一人生活再世，就像驾着六匹马拉的车子飞奔过地面的一条裂缝那样地一晃即过。我既然已经掌握天下，想要满足耳目的嗜好，享尽想得到的欢乐，同时又能使国家安定，百姓欢乐，长久保有天下，直到我寿终，这想法能办到吗？”赵高说：“这是贤明君主能办到而昏乱君主所回避禁止的。请让我作些说明，我不敢逃避被斧钺诛杀的罪责，大胆说出来希望陛下稍稍留意听取。那沙丘之谋，各位公子和大臣都在怀疑，而诸位公子都是皇帝兄长，大臣又是先帝所任用的，现在陛下刚即位，他们心怀不满，都不服气，怕他们要作乱。而且蒙恬已死，蒙毅领兵在外。我战战兢兢，唯恐局面维持不下去，这种情况下，陛下怎能享受您向往的那种欢乐呢？”二世说：“怎么办呢？”赵高说：“使法律更严厉，刑罚更苛刻，规定有罪的连坐受诛，直到逮捕他们的全家族，杀灭大臣而疏远骨肉至亲，穷的让他富起来，贱的让他贵起来，除掉先帝留下的全部旧臣，另换上陛下亲信的，接近他们。这样一来，人心感念陛下的好处，灾难消除，奸谋堵塞，群臣没有谁不得到您的照顾，承受您的浑厚恩德，陛下就可以高枕无忧放心享乐了。计谋没有比这更好的了。”二世认为赵高说的对，就改定法律。于是群臣诸公子有罪就交给赵高，叫他追查审办。杀了蒙毅等大臣。12个公子被杀后陈尸咸阳街市12个公主在杜邑被杀，财物没收入国库。被牵连办罪的不可胜数。
公子高想出逃，怕因此而全家族被逮捕杀害，于是上书二世说：“先帝在时，我进宫则赐我饮食，出宫则赐我乘车。皇家衣服，我能受到赏赐，宫中马房的宝马，我能得到赏赐，我应当跟随先帝去死而当时没做到，作为儿子，我不孝，作为臣子，我不忠。不忠的，没有理由活在世上。我请求跟从先帝去死，愿埋葬在郦山脚下。希望陛下施恩哀怜我。”请求书呈献上去，胡亥很高兴，召来赵高给他看，说：“这可以说是感到危急了吧？”赵高说：“人臣在担心杀还担心不过来的时候，还能策划什么变乱呢？”胡亥批准了公子高的请求，赐钱十万以供安葬。
法令诛罚日益苛刻残酷，群臣人人自危，想反叛的很多。二世又建造阿房宫，修筑直道、驰道，赋税进一步加重，徭役没完没了。于是楚地被征调来准备派去戍守边境的士兵陈胜、吴广等起来作乱，在山东发起，英雄豪杰纷起响应，自立为侯王，反叛秦朝，兵进到鸿门才退却。李斯多次想找机会劝谏二世，二世不允许。二世反而责问李斯说：“我有一项个人看法，听说韩非先生曾谈过：‘尧统治天下的时候，堂高不过三尺，采伐来木头做椽子并不经过雕刻，用茅草做屋顶也不加修饰，即使在旅馆投宿也不比这更苦。冬天鹿皮袍，夏天麻布衣，粗米饭，野菜汤，瓦碗吃饭，瓦盆喝汤，守门人的饮食不比这更简易。夏禹开凿龙门，畅通大夏水流，疏浚九河河道，顺着弯曲的九河河岸筑堤防，把淤塞的积水导流入海，弄得大腿小腿无毛，手脚长茧，面色暗黑，终于因此身死外地，葬在会稽山，奴隶的劳苦也不比这更厉害了。’这样看来，享有天下的可贵之处，难道就在于要苦累身体疲劳精神，住客栈一样的简陋卧室，吃守门人的饭食，亲手从事奴隶进行的劳动吗？这是没出息的人理当努力从事的，不是贤人应该做的啊。那些贤人享有天下，专门把天下拿来满足自己而已，这才是享有天下的可贵之处呢。那些所谓贤人，一定能够安定天下治理好万民，现在连自己的利益都难保，那怎么能治天下呢！所以我想要纵心任情扩展欲望，长享天下而没有危害，怎样才能做到呢？”李斯儿子李由担任三川郡守，大股盗匪吴广等向西扩展地盘，进入和撤出三川时，李由无力制止，章邯击溃赶走吴广等人军队后，调查三川郡守失职情况的使者一批又一批，责备李斯身居三公高位，怎么让盗匪这么猖狂。李斯既恐惧又舍不得爵位俸禄，不知如何是好，于是顺随二世意思希望求得二世的宽容，就写报告回答二世的责问：
那些贤明君主，是能全面掌握治国道理并能施行一种督察臣属罪状加以严刑责罚的督责之术的。督责他们，则臣属不敢不竭尽所能来效命君主。这样，君臣的权责就确定了，上下的区别就分明了，天下贤能或平庸之辈谁也不敢不尽力尽职效命他的君主了，所以君主能独自控制天下而不受任何人牵制，能享尽最大乐趣了。贤明君主啊，可以不了解这个道理吗？
所以申子谈到“享有天下而不去为所欲为，这叫做拿天下做镣铐用”，这话没有别的意思，是说不能实施督责，反而亲自为天下操劳，像尧禹一样，所以说是“镣铐”。如果不研究申、韩的高明办法，推行督责之术，把天下专门用来满足自己，而一味去苦身劳心，让自己去效命百姓，那是百姓的仆役，不是豢养天下的君主了，还有什么可贵呢！让人效命自己，则自己高贵，别人低贱；拿自己去效命别人，则自己低贱别人高贵。所以，效命他人的低贱；而受人效命的，高贵。从古到今，没有不是这样的。古代所以尊重贤人，是因为他高贵，所以厌恶平庸人，是因为他低贱。而尧禹是用自己效命天下百姓的人，如果顺从习惯而仍尊敬他们，那就失掉尊重贤人的本来意义，那可说是大错了，说他们把天下当成了“镣铐”，不也恰当吗？他们犯了不能督责的错误啊。
所以韩非先生说：“慈母有败家的儿子而规矩严格的家庭没有不听话的奴仆，”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能做到该施责罚的必定加以责罚。所以商君之法规定，在道路上倾倒灶灰的要判刑。那倾倒灶灰是轻罪，而判刑则是重罚。只有那贤明君主能重办轻罪。连轻罪还要重办，何况有重罪呢？所以百姓不敢犯法啊。所以韩非先生说：“即使少到一丈左右的布帛，没本领的人都不愿放弃而不偷取；熔炼着的金，虽然多至百多斤，盗跖那样的惯匪大盗也不伸手去碰。”这并不是说没本领的人贪利心重，一丈左右的布帛价值高，而盗跖贪利心淡薄。也不是说根据盗跖的行动习惯，看不起这一百多斤的金。伸手去碰，手就要烧伤，所以盗跖不伸手去拿一百多斤金；而偷盗者不一定受罚，所以没本领的人也不会放弃一丈左右的布帛不偷取了。所以城墙高到五丈，连楼季也不敢轻犯，泰山高到几百丈，而跛脚母羊却能赶到上面去牧放。那个楼季面对五丈城墙畏难不前，难道跛脚母羊不在乎几百丈高峰？这是因为城墙和山坡的陡峭平缓情况不同啊。圣明的君王所以能长久身处高位，执掌大权，独占天下之利，并非有什么特异办法，只是因为能遇事独断而认真督责，重罚必定兑现，所以天下不敢犯法啊。现在不从消除犯罪动机方面采取措施，却按慈母娇惯败家子的办法行事，这就是不明白圣人的教导了。如不能施行圣人的办法，那除了沦为天下人的奴仆之外还能干什么呢？能不令人悲哀吗！
再说，节俭仁义的人在朝做官，则铺张奢侈的乐舞就得停止了，据理劝谏的大臣站在身边，荒诞离奇的追求就要受到限制了，坚守原则至死不屈的烈士死节行为得到社会赞扬，那胡作非为的娱乐就要禁止了，所以贤明的君主能排除这三种人，而独掌君主统治术以操纵顺从的臣属，制定严明的法律。所以身处高位而手握大权。凡是贤明君主，必都能够冒犯社会人情，扭转风俗习惯，排除他厌恶的惯例，确立他喜欢的内容。所以他活着能拥有高位重权，死后，享受贤明的谥号。所以，贤明君主专断独裁，大权就不会旁落到臣下手中去。然后能灭除求仁求义之路，堵掩劝谏者的嘴，阻挠拚命坚守原则的行为。不听不看，只凭自己意想办事。所以社会上的仁义节烈行为无法影响自己的决断。朝廷内的劝谏争议转移不了自己的意向。所以能超凡脱俗独自按自己的爱恶去为所欲为，谁也不敢拦阻。如此，而后可说是能懂得申、韩之术，而实施商君之法了。法实施了，术懂得了，而天下还会散乱的，我没听说过。所以说“帝王治国道理简单而容易掌握”啊。只有贤明君主才能办到这些。像这样就可以说督责认真了。督责认真则臣下没有邪行邪念。臣下没有邪念邪行则天下安定。天下安定则君主威严尊贵。君主威严尊贵则督责必定能兑现。督责必定兑现则需求都能得到满足。需求得到满足则国家富有。国家富有则国君欢乐增加，所以督责之术实施了，则想望的东西没有得不到的了。群臣百姓挽救自身过失还来不及，还敢谋划什么变乱？这样的话，就全面体现了帝王治国之道，这可说是能懂得处理君臣关系的办法了。即使申、韩再世，也提不出比这更好的办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