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俗意义上的气象，就是日常的天气预报，它与百姓的生活息息相关。播种看天气，出行看天气，举办活动也要看天气……
唐朝黄子发所著《相雨书》是气象预测学著作，据说也是我国最早的一部天气歌谚集，里面收罗了169条气象谚语。
旧时，人们出门带不带伞，穿多少衣服，全凭自己感觉。如果有人被雨淋了，只好自认倒霉。我小时候，农村家家户户都有广播，村口电线杆上还挂了只高音喇叭，一到气象预报时间，不管是田头劳作的，还是待在屋里的，人人屏声敛气侧耳细听。农民把阴晴雨晦看得很重要，因为靠天吃饭，又因为天有不测风云，所以每天的天气预报成了他们决策农事的帮手。气象预报重在一个“预”字，今天知道了明天的气象，农事便有了安排。
当时气象预报是用宁波方言播报的，没有多少文化的农民，把听岔了的意思蛮有智慧地编成一个广为流传的段子：北方有一对（股）较强两夫妻（冷空气）正在南下，预计明天傍晚到达我县，请各家各户关好门窗……
但实际上，当时天气预报的准确率并不高，因此“民间版”的天气预报流行乡村，比如：燕子低飞要落雨；蚊子咬得怪，天气要变坏；蚯蚓路上爬，雨水乱如麻；天上鱼鳞斑，晒谷不用翻。
气象诗词由来已久。诗人们时时感受四季的交替和万物的变化，那些诗词从不同的侧面揭示了天气、气候的一些规律，具有一定的科学性、准确性和实用性。《诗经·蒹葭》中的“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是流传最早的吟咏霜露的诗句，既写景，又标志着气温的进一步下降。王之涣《凉州词》中“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一联，用气象知识来解释，这里的“春风”当指夏季风，因为我国把受夏季风影响的地区划分为季风区，夏季风影响不到的地区为非季风区，玉门关正好位于这条界线以西，关外自然得不到夏季风的滋润。按气象学观点，梅雨的“入梅期”是由南向北逐步推进的。地点不同，入梅时间不同，因而梅雨期的长短也就不一样。柳宗元在广西柳州的《梅雨》诗中说：“梅熟迎时雨，苍茫值小春（农历三月）”，杜甫写在四川成都的《梅雨》诗则说：“南京（成都）犀浦道，四月熟黄梅”，苏轼在浙江湖州的《舶趠风》诗则说：“三时（农历五月）已断黄梅雨，万里初来舶趠风。”
范仲淹《岳阳楼记》写道：“朝晖夕阴，气象万千。”它形容景象或事物壮丽而多变化。而把气象作为一个专门的术语，出现较早的是《黄帝内经·素问》的《平人气象》论，这里的气象是指正常人所具有的生命活力和状态。
东汉时，王充在《论衡·变动篇》中引用天气谚语“故天且雨，蝼蚁徙，蚯蚓出，琴弦缓，痼疾发”，意思是天要下雨就会出现蚂蚁搬家，蚯蚓出洞，琴弦变松，人体的一些老毛病也会发作等现象。
魏晋时期的徐勉《答客喻》有“仆闻古往今来，理运之常数；春荣秋落，气象之定期”的话。这里的“气象”是指自然风物。
1800多年前的甲子日，气象一词却在三国中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诸葛亮借来了东风，帮助周瑜大破曹军。其实，诸葛亮并非向天借风，而是做了一次精确的“天气预报”。“都督若要东南风时，可于南屏山建一台，名曰七星坛……借三天三夜东南大风，助都督用兵，何如？”这段“状诸葛之智而近妖”的故事早已流传千古，众口皆碑。
战争，有人说是政治家们为实现政治目的而导演的游戏。这种游戏的胜败，除了人为因素，外在的气象条件也会起相当重要的作用。三国演义中，诸葛亮深谙气象，借一时刮起的极为反常的东风火烧曹军战船，以少胜多，使曹军惨败，曹操差点丧命。
相反，一个军事领导者不懂气象，不关心气象信息，只会饱尝饮恨沙场的苦果。第二次世界大战，不可一世的德军由于战线拉得太长，没有意识到苏联冬天来临的气候严峻性，结果大批德军被冻死，大炮、坦克、飞机、各种枪支都结了冰，几乎无法使用。苏军元帅朱可夫趁机指挥适应严寒气候的苏联红军反戈一击，最后取得了伟大的卫国战争的胜利。
春秋战国时期，荀况在《天论》中指出“天行有常”，说明天气的变化是有客观规律的，并提出要“制天命而用之”，强调人要认识、利用和改造自然。随着科技发展，“呼风唤雨”的神话已变为现实，人工降雨使雷公、雷母、云童相形见绌。你看，寒冷的冬天还有西瓜、黄瓜、西红柿，这归功于“反季节”大棚种植，它为人们创造了一个“冬天里的春天”。
不管你听不听气象预报，看不看气象预报，气象总是无处不在。毕竟，气象关乎国计民生，气象涉及千家万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