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学幸福的草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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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9章 水浒之阴

金圣叹在点评《水浒》的人物塑造时说:“叙一百八人,人有其性情,人有其气质,人有其形状,人有其声口。”

确实,《水浒》与《三国》相比,在人物塑造方面有了很大的发展和进步,开始了从类型化人物向性格化人物过渡。小说塑造的梁山好汉,都有“力拔山兮气盖世”的气概,鲁智深倒拔垂杨柳、李逵江州劫法场、武松景阳冈打虎……使作品充满了强烈的绿林社会男性崇尚之风。

男人历来认为自己是政治活动的主角,而女人只能是男人的陪衬或局限于内帏。在男人的世界里,英雄应该具有统领大局的魄力和手腕。如果牵涉战争,那是男人之间的游戏,女人一旦参与其中,结果就会走样,如妲己、褒姒、西施、貂蝉、杨贵妃,一直到陈圆圆。

当有一天男人总结经验时,忽然发现政治和女人混在一起,男人不是末路,就是身首异地。于是男人就把“红颜祸水”的屎盆子扣在女人尤其是参与到男人政治活动中的女人身上。

施耐庵不是英雄,但同样有着“厌女”情结。纵观《水浒》女性形象,有的被妖魔化,有的被男性化,有的被奴性化。她们没有辩解的权利,没有思考的权利,没有性别的权利,甚至没有生儿育女的权利。她们皆处在“被讲述者”的地位,是英雄们忠义大旗下的祭品。

潘金莲:打入十八层地狱的“苹果”

北宋的一轮弯月照在斑驳的窗棂上,照在潘金莲二十来岁惨白的年华里。

作为中国家喻户晓的人物,几百年来,潘金莲以其淫、毒、恶之集大成者,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清河县里有一个大户人家,有个使女,小名唤作潘金莲,年方二十余岁,颇有些颜色。因为那个大户人家要缠她,这使女只是去告主人婆,意下不肯依从。那个大户以此恨记于心,却倒赔些房奁,不要武大一文钱,白白地嫁与他。”

从这段文字中可以看出,潘金莲是一个贫苦人家的女儿,否则不会到大户人家当使女。美丽、聪明、善良是她最初的本质。在男权社会里,女人以自己身体谋取生存、改善经济是很常见的现象。潘金莲所处的封建时代,富人们三妻四妾,主人要缠,正是使女向上爬的绝佳机会和跳板,可她居然拒绝了。可能是主人老丑,可能是性格不符,施耐庵没交代拒绝的原因。但不为富贵所动,不为权势所迫,潘金莲保持了自己的人格,守住了对爱情的美好向往。但是她的主人还是施展最卑鄙、最致命的手段报复了她。

“这武大郎身不满五尺,面目生得狰狞,头脑可笑,清河县人见他生得短矮,起了一个诨名,叫作‘三寸丁谷树皮’。”

“好一块羊肉,倒落到狗口里”,这残酷的婚姻,使潘金莲从此陷入痛苦的深渊。

歌德说:哪个少女不怀春,哪个少男不钟情?在遇到武松之前,潘金莲查无前科,安分地守着妇道,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应属良家女子。见了武松这般人物后,潘金莲对自己的婚姻有了一次比较深刻的认识,潜在的不满和反抗意识开始觉醒,久被压抑的性意识寻机爆发。她并不了解武松,对武松的喜欢并不是情爱,而是“生的这般长大”、“必然好气力”。基于性因素产生的冲动、渴望和羡慕,在几番撩拨讨了没趣后,她还不死心,直到被武松当着武大的面义正词严一番教训,满心的欢喜才化为深深的绝望。

这是潘金莲的第二次争取,也是第二次失败,并且失败得很彻底。而西门庆的出现,是潘金莲走向堕落自我毁灭的真正开始。

在施耐庵眼里,西门庆是一个流氓加恶霸的淫虫。用现代人的眼光去分析,他实际上是一个成功的商人,是那个时代的钻石王老五,有男人花心的物质条件和资本。

王婆向潘金莲介绍西门庆时说:“这个大官人,是这本县的一个财主,知县相公也和他来往,叫作西门大官人。万万贯家财,开着生药铺在县前。”从这里判断,西门庆是地方上的大老板,有着良好的社会关系和不可忽视的政治影响力。至于“与人放刁把滥,说钱过事,排陷官吏”等行为,放至当今官场也不鲜见。

潘金莲文化不多,脑子也不会那么复杂,在她眼里西门庆就是一个“高富帅”,而且实事求是地讲,她对西门庆并没有初会武松时的一见钟情。

经过在王婆家的相会,潘金莲对西门庆有了立体的认识,同时把在武松那儿点而未燃的爱欲之火重新烧起。感情的力量有时候比金钱更见分量。潘金莲十分清楚她的行为和性质,她是心甘情愿想和西门庆走到一起的。她和西门庆的关系,到后来不仅仅是肉欲,已经发展到情爱了。

这是潘金莲的第三次争取,也是她生命的最后一次努力。也正是这次出击,她把自己撞得粉碎。

爱欲是一把火,既温暖别人,也温暖自己;既毁灭别人,也毁灭自己。被压抑的人性一旦爆发,其势如山洪暴发很难遏止,驾驭不慎就如脱缰的野马冲下悬崖。潘金莲并不像有些人说的在整个杀人事件中只是胁从,她实际上比西门庆走得更远,她深陷在西门庆的温柔泥潭中不能自拔。潘金莲没把握好度,所以她从追求个性自由变成了杀人犯,由一个封建婚姻的受害者变成了毒杀无辜的凶手。

人人都有追求自由、追求幸福的权利,但这种自由和幸福不能建立在剥夺他人权利和生命的基础上。无论潘金莲身世多么可怜,无论她最初的动机多么值得同情,无论她和西门庆的爱情是否纯真,为追求个人利益而残忍杀害武大都是不容置疑的犯罪。

潘金莲是个有罪的人,但她的罪在于她杀死了人,而不应该承受加在她身上的“淫妇”这个道德意义上的唾骂。

“万恶淫为首”、“杀人可恕,犯淫难容”。儒家思想观念把男人的统治神圣化、道德化,并披上一层伦理的外衣,让妇女从根本上解除反抗意识,并给予男人思想上的武装、精神上的安慰和心灵上的毒化。

正如吃了半个苹果还有另外半个苹果一样,男子从征服女人的胜利中习惯了对女子的不尊重,而女子也从屈辱中学会了对男子的不忠贞。这并不仅仅是报复,而是潜藏在内心深处的生命的本能冲动。

潘金莲的问题是一个社会制度、婚姻制度问题,同时又是一个人性、欲望问题。如果以一种低层次的好恶因果掩盖高层次的人性因果,等于把严肃的悲剧庸俗化了。

几百年后的今天,同样面对冲破妇道闺阁的范例,我们可以对崔莺莺私会张生的举动加以钦佩,对卓文君与司马相如的私奔加以赞赏,却没有勇气对潘金莲的“出墙”加以辩护和谅解。当我们认同古希腊戏剧里的那些偷情乱伦的女性,赞美她们为伟大悲情女性时,为什么要对潘金莲如此刻薄、如此鄙视呢?

潘巧云:一朵出墙的红杏

《圣经》中,一个女人越轨被人发现,村里人汇聚起来,要按习俗用石块砸死她。耶稣说,你们当中没犯过错的人可以用石块砸她。结果人们都举着石块没砸下去。耶稣的语言像石块击在每个人的心上,他们手中的石块一下子没了重量。古往今来,这样的故事其实每天都在上演,只是人们搞不清楚自己是那个越轨的淫妇,还是企图投石块的人。

在男权社会里,“淫妇”这个词一直弥漫着狐骚味。在大多数人眼里,圣女和淫妇之别就在于经手男人的多寡,少的是圣女,多的是淫妇。

淫妇作为“绿帽子”的生产者,在君子与伪君子的眼里与瘟疫无异。所以在男性主宰的社会文化里,淫妇绝对没有翻身的机会,女人一旦被贴上淫妇的商标,必将成为辱骂与攻击的对象。

潘巧云是《水浒》中的第二号淫荡人物,虽然施耐庵给她的笔墨不多,但知名度却不比其他英雄人物低。

其实淫荡并非女人与生俱来的。

《水浒》中施耐庵对潘巧云的容颜没作具体描写,潘巧云的出场亮相是:“摇摇摆摆地走出一个妇人来。”接着用了十五个排比,从头发一直描写到腿儿,又说她是“二八佳人体似酥”。从这些语句中,潘巧云应该是一个年轻美艳又有些轻佻的女子,即使不是貌若天仙,也必定姿态撩人。

潘巧云先嫁给一王姓押司,王押司死后守寡一年有余,再嫁蓟州两院押狱杨雄。杨雄能娶一寡妇为妻,足见潘巧云有吸引人之处。对潘巧云来说,刚守寡一年多,又青春鲜活,所以无论从心理还是生理上,都需要丈夫体贴安抚。小两口成亲不足一年,本来应该是耳鬓厮磨,卿卿我我,但杨雄却长期很少“作为”。

四十四回说杨雄“面色微黄”,人称“病关索”。“面色微黄”无论从中医还是西医的角度看,都应该是肝胆有恙或肾有虚亏。四十五回潘巧云告诉“秃和尚”裴如海:“我的老公,一个月倒有二十来日当牢上宿。”施耐庵就此给潘巧云出轨作了一个时间与空间上的铺垫。同一章回里说杨雄这一天回来安歇,潘巧云待他吃了晚饭,洗了手脚,“当晚无话,各自歇了。次日五更,杨雄起来,自去画卯,承应官府。”本来一个月就有二十来日夜不归宿,好不容易两口子团聚,却是“各自歇了”。这岂不是在加快推进潘巧云从“红杏倚墙”到“红杏出墙”的进程吗?

于是,在为王押司两周年做道场寺院里,潘巧云与和尚裴如海勾搭成奸。

这贼秃淫心荡漾,向前捧住那妇人,说道:“我把娘子十分错爱,我为你下了两年心路。今日难得娘子到此,这个机会作成小僧则个!”那妇人又道:“我的老公不是好惹的,你却要骗我。倘若他得知,却不饶你!”和尚跪下道:“只是娘子可怜见小僧则个!”那妇人张着手,说道:“和尚家倒会缠人,我老大耳刮子打你!”和尚嘻嘻地笑着说道:“任从娘子打,只怕娘子闪了手。”那妇人淫心也动,便搂起和尚道:“我终不成真个打你。”和尚便抱住这妇人,向床前卸衣解带,共枕欢娱。

潘巧云为什么要冒这么大风险去实施偷情计划?一是性冲动实属人之本能;二是因杨雄病恹恹的身子,又三天两头不在家;三是和尚可能是个少妇杀手。有人说,女人是为了感情而活,潘巧云应该算一个吧。她生在七月初七,那是中国的情人节,据说那天出生的人命中注定一辈子生为情人,死也为情人。

如果潘巧云聪明一点,玩个一夜情,至少不会搭上身家性命,可她却玩起了致命的感情游戏。“饮鸩止渴”说的就是那种偷情吧?为了得以长久偷欢,潘巧云买通丫鬟迎儿,教她每日在后门伺候,“若是夜晚,老公不在家时,便摄了一个香桌儿出来,烧夜香为号,你便入来不妨”……裴如海和尚则安排了一个头陀做眼线报晓。

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这件事终于被杨雄的哥们石秀发觉,结果东窗事发,潘巧云被杨雄骗至蓟州翠屏山,先被挖出舌头,后割下脑袋,再剖膛掏出心肝五脏挂到松树上,这手段何等的残忍。潘巧云临死前,给杨雄丢下一句大实话,说自己嫁与他做老婆,两年来的床上生涯,还不如与和尚通奸的两个晚上来得快活!生活在乎质量不在乎数量,一个封建时代女子的话让现代人为之瞠目。

其实不忍守“活寡”的潘巧云偷和尚,在一定程度上也算是“逼上梁山”。但杨雄上梁山成为受人尊敬的好汉,而潘巧云“上梁山”则成千夫所指的淫妇,死于乱刀还让人拍手称快,世人道德观念与价值标准反差之巨,着实令人唏嘘。

扛着“替天行道”大旗的梁山英雄,为何要如此残忍地杀害自己的女人?其实中国传统文化一直有处“硬伤”,即对“绿帽子”的心理恐惧从来没有中断过。“人活一张脸,树活一张皮”,戴了“绿帽子”的男人,在别人眼里是一具失去了廉耻感的僵尸。男人可以像韩信那样钻别人的裤裆,可以像刘邦那样要求与项羽分吃煮食父亲的汤羹,但绝对不能戴“绿帽子”过活,它是男人的奇耻大辱,是男人体面活着的底线,一旦戴上,总以“不是我死就是你亡”的悲剧告终。如果不以此收场,就会有很多热心的旁观者义愤填膺为其助威呐喊。这个时候,当事人没有退路,只有两种选择:要么配合吆喝奋勇前进,要么自残,否则会在这场捍卫伦理的集体秀中被口水淹死。

虽然从中国传统道德来论,潘氏的行为令人不齿。但如果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看问题:一个二十几岁的鲜活女子,一辈子面对一个房事不济的男人,是不是太过残忍?在崇尚人性自由的今天,这事最多就是闹上法庭,被社会舆论奸夫淫妇地谴责一阵子。如果潘巧云离婚,和尚还俗,说不定还圆满个“你挑水来我浇园”的姻缘。

道德永远对婚外情说不。电影《廊桥遗梦》巧妙地用感性的手法温柔地抚摸人们为偷情而受伤的心,曾经让很多人为之热泪盈眶。如果说“偷情”存在区别,潘巧云得不到人们原谅,但至少她罪不至死。杨雄若真有英雄的气概,不若给她一纸休书,放她一条生路,让她带着羞愧去幸福一把。

阎婆惜:“二奶”革命的先驱

妻和妾是两个概念,妻就是妻,妾就是妾,不可相提并论。“妻”是应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明媒正娶过来的,是“正室”;“妾”则不然,不能算作正式婚配,只是“侧室”、“偏房”,属于同居对象。

《水浒》中第一个粉墨登场的坏女人是阎婆惜。这次施耐庵先生花了不少笔墨来勾勒她的形象:“花容袅娜,玉质娉婷。髻横一片乌云,眉扫半弯新月。金莲窄窄,湘裙微露不胜情。玉笋纤纤,翠袖半笼无限意。星眼浑如点漆,酥胸真似截肪。韵度若风里海棠花,标格似雪中玉梅树。金屋美人离御苑,蕊珠仙子下尘寰。”

如此楚楚动人,又得父亲真传“会唱诸般耍令”,如果活在今天,包装一下参加“超级女声”,估计能成为青春偶像派歌星。可她生活在《水浒》里,在投亲不着后全家流落郓城。郓城地方经济落后,文化消费不高,“不想这里的人,不喜风流宴乐”。阎歌星没有粉丝,“因此不能过活”。所以等阎老爹死后,连买棺材的钱也没着落。阎老妈无奈,求到了王婆,希望自己和女儿成为宋江扶贫结对的对象。

十八岁的阎婆惜也一定做过春梦,梦见过自己的白马王子,梦见和王子一起享受青春年华的绚烂与美好,过上正常女人的日子。

很多时候经济基础决定个人的生存条件,个人素质决定对生存方式的选择。

但“葬父典身”使青春鲜亮的阎婆惜成了《水浒》一号人物宋江的“二奶”。于是阎宋二人公开在县城西巷内租赁住房,以“亲眷”名义共同生活。

宋江和阎婆惜的蜜月还是甜美的,宋江下班后准时归家,和阎婆惜夜夜厮守。可蜜月一过,宋江就很少回来,阎婆惜常常独守空房。

其实宋江对于阎婆惜的包养,并非出于感情,他只是笑纳自己所施恩惠的回馈,只是从阎婆惜那里满足自己单纯的欲求,阎婆惜在他心中不过是自己花钱买回的床上用品。所以两人虽有身体接触,却是同床异梦,既没有共同语言,也没有共同爱好,更没有闯荡江湖的共同目标。

宋江懒得回家,阎婆惜知道自己转“正”无望,于是开始与宋江的同事张文远暗度陈仓,这是“二奶”的觉醒。

书中有这样一段:“那张三和这婆惜,如胶似漆,夜去明来。街坊上人也都知了,却有些风声吹在宋江耳朵里。宋江半信不信,自肚里寻思道:‘又不是我父母匹配的妻室,他若无心恋我,我没来由惹气做甚么。我只不上门便了。’自此有个月不去。阎婆累使人来请,宋江只推事故,不上门去。”

对于阎婆惜与张文远之间的感情“走私”,宋江没有提出异议,说明他心里根本就没有阎婆惜。而所谓的“半信不信”,实际上是“心知肚明”。

因为不小心,宋江的公文包落到阎婆惜手里,这才使悲剧高潮提前到来。宋江的哥们晁盖等人,因抢劫当朝太师蔡京的生辰纲,遭全国通缉,亏得宋江通风报信,才得以逃脱。为感谢救命之恩,晁盖在梁山站稳脚跟后,派人送来一百两黄金和一封“感谢信”。当阎婆惜发现宋江与黑社会组织有勾结时,决定借机结束“二奶”生涯,并实施敲诈勒索。

这是“二奶”革命的开始,也是“二奶”革命的结束。

“贪如火,不遏则自焚;欲如水,不遏则自溺。”戏子出身的阎婆惜没想得这么深远,她只是想捍卫自己做人的尊严,收回自己付出的青春成本。

手上攥着“证据”的阎婆惜向宋江提出了三个条件:一、索要原典的文书,争取婚姻自由,任从其改嫁张文远。因为她清楚做“二奶”永远见不着光,而宋江也已经厌倦了与阎婆惜保持的包养关系;二、财产一律归己,并要他写下不准讨还的保证书。饱尝人间冷暖的阎婆惜,希望自己将来有个遮风避雨的地方,有点支撑一时的经济基础;三、把晁盖送的一百两金子给她。天下女人喜欢钱,阎婆惜也不例外。十八岁的她还是太年轻,还是不懂人情世故,阎婆惜不能既要爱情又要金钱。于是,在第三个条件的僵持中,阎婆惜成了宋江的刀下之鬼。“手到处青春丧命,刀落时红粉亡身。七魄悠悠,已赴森罗殿上。三魂渺渺,应归枉死城中。紧闭星眸,直挺挺尸横席上。半开檀口,湿津津头落枕边……”

阎婆惜可能到死也不明白,“二奶”之于男人是个廉价品。自古至今维系“二奶”关系的不是感情,而是物质条件、社会地位。施耐庵一开始就在阎婆惜的出身上做了手脚,她是戏子出身,在把唱戏视同娼妓的时代,这一背景足以确证阎婆惜是好淫放荡之辈,是不良女人,所以命运注定她不能走得很远。

任何畸形的开端,必然导致畸形的结局。宋江表面上忍下阎婆惜给他的“绿帽子”,并不代表这个又矮又黑的押司是个窝囊废。阎婆惜显然被未来的憧憬迷住了双眼,被他乐善好施的矫情搞晕了方向。像宋江这样一个在当地有影响和势力的人物,怎么会这么轻易地栽到一个“二奶”手里?年轻的阎婆惜显然缺少江湖常识,看不清世界的纷杂。

假设这事放在今天,宋江帮助梁山强盗贼人,如同公务员帮助劫匪抢银行;婆惜试图去报官,不管她的动机如何,其行为也属深明大义,应该受到舆论的高度肯定。

但悲情的阎婆惜生活在北宋,又惨死在梁山集团未来的一把手手里,所以没人替她可惜,没人为她掬一把同情的泪水,甚至在宋江手起刀落时,大家都感到热血沸腾。

阎婆惜,一个流落江湖的女子,究竟是不是罪该至死呢?且不论宋江杀害“二奶”是否有利己的原因,一个别人心目中的道德英雄,如此肆意剥夺他人生存的权利,这是谁给他的权利?

“二奶”革命任重道远,这是阎婆惜事件给人的启示。虽然当今社会对男女之情的态度有所暧昧,克林顿沾腥既没有被国会弹劾,也没有被民众抛弃,爱因斯坦老头和他10个情人的故事,也只会让教科书编写者感到为难。但“二奶”只要在市面上一出现,仍然逃不脱“过街老鼠”的命运。

阎婆惜的血已经风干了近千年,但血腥味并没有消失,当这个旧闻还原成新闻的时候,类似的故事仍在重复着同样的节奏。

孙二娘:洗不尽的野蛮胎记

“门前窗槛边坐着一个妇人,露出绿纱衫儿来,头上黄烘烘的插着一头钗环,鬓边插着些野花。见武松同两个公人来到门前,那妇人便走起身来迎接。下面系一条鲜红生绢裙,搽一脸胭脂铅粉,敞开胸脯,露出桃红纱主腰,上面一色金纽。”

这是一身多么低俗的装扮!这打扮让小资女人欲哭无泪,让精英男人毛骨悚然。

是孙二娘搞不清自己长相,还是施耐庵审美出了问题,以致让一个灵与肉无法统一的女人野蛮地出场?

凡有女人之处,必有丑陋的事端,这是施耐庵塑造女人的特点。漂亮的潘金莲、潘巧云都被施耐庵算计过,她们不但没逃脱他的女性规尺,最后还热血洒“水泊”、头颅抛“梁山”。对孙二娘,他老人家还算笔下留情,只在她的装扮和身材上动了手脚。

孙二娘是黑店老板娘。

当她在孟州道十字坡干着杀人鬻肉的勾当时,身上除了生理上的女性特征,已是“同男人一样”了。男权文化采用“雄化”女人的方式,不动声色地杀死性别意义上的女人。

“肩横杀气,眼露凶光,辘轴般蠢坌腰肢,棒槌似桑皮手脚。”小说中的孙二娘虽然勇猛无比,但那无比丑陋的长相显然超出了性别范式,只能打入另册归属异类,否则会让天下男人无所适从。

汉班昭在《女诫》中说:“阴阳殊性,男女异行。阳以刚为德,阴以柔为用;男以强为贵,女以弱为美。”

女性美是纵横世界的通行法则。俗语说“男人最怕别人说自己无能;女人最怕别人说自己不美”。古语有“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翻开古今中外的文学作品,一百个女主人公倒有九十九个沉浮在情天恨海之中。孙二娘却被施耐庵拉出风花雪月的天空,把男性化特点复制在她的身上,让她没有谈情说爱的兴趣,没有生儿育女的欲望,并冠以“母夜叉”绰号离间读者的情感,放大嗜血,削弱母性,让她成为恐怖的“灭绝师太”。

施耐庵为什么要让所谓的女英雄长得如此困难?因为这样的女人不会用一己之美去挑逗、诱惑、俘虏男性,不会让男人感到由于自身不可克服的性欲望而受到来自另一性别的威胁。但事实上,男权文化又实在无力拒绝,甚至心里暗暗希望淫女、妖女能给出超过贞女、淑女范畴之外的性暗示与刺激,并表现出对这类女人异乎寻常的持久留恋。

“壁上绷着几张人皮,梁上吊着五七条人腿。”这是武松眼中的孙二娘黑店的人肉作坊。当孙二娘以为武松已经被药酒麻倒时,得意地说了一句:“着了!由你奸似鬼,吃了老娘的洗脚水。”

接着:“这两个汉子扛抬武松,那里扛得动,直挺挺在地下,却似有千百斤重的。那妇人看了,见这两个蠢汉拖扯不动,喝在一边,说道:‘你这鸟男女,只会吃饭吃酒,全没些用,直要老娘亲自动手!这个鸟大汉却也会戏弄老娘,这等肥胖,好做黄牛肉卖。那两个瘦蛮子,只好做水牛肉卖。扛进去先开剥这厮。’那妇人一头说,一面先脱去了绿纱衫儿,解下了红绢裙子,赤膊着便来把武松轻轻提将起来。”

野蛮粗鲁是有底线的。让一个这么丑陋的女人挣扎在北宋社会的底层,打拼在十字坡黑店里,施耐庵下笔也算得上残忍了。

唐宋若莘在《女论语》中告诫女性:“行莫回头,语莫掀唇,坐莫动膝,立莫摇裙,喜莫大笑,怒莫高声。”清陆圻在《新妇谱》中指出:“妇人贤不贤,全在声音高低,语言多寡中分。声低即是贤,高即不贤。言寡即是贤,多即不贤。”

孙二娘的生活方式实在是远离妇道。作为野蛮女人,“河东狮吼”、“喋喋不休”都狰狞地显现在她身上。施耐庵对孙二娘这种妖魔式的描写,让她的绿林革命过于凶蛮,这种泯灭人性的行径,不要说是女人,一般男人也绝对下不了手。

有人说《水浒》是一部男人书,《水浒》中的一些英雄实际上都是江湖黑道。黑道上的男人都轻蔑女人,因为他们是亡命之徒,啸聚山林,打家劫舍。这些人亡命生涯,对女人必然持一种防范疑惧的态度:女人可能成为作战行动的累赘;女人可能使自己伤身;女人可能软化男人强悍的亡命意志;女人可能使汉子们争风吃醋发生内讧;女人可能与敌对势力的男人发生情感,成为内奸出卖自己人……因此施耐庵在讲述《水浒》故事时,总是通过各种情节反复向这些亡命汉子灌输“妇女不祥”的观念,以致在塑造所谓的女英雄时,也把她们丑化为江湖上无人问津的“恐龙”。

《水浒》里的女人虽然际遇不同,但当撩开蒙在她们脸上的各种面纱之后,你会发现无论是温柔美丽的潘金莲,还是叱咤风云的孙二娘,她们的命运都是悲惨的,她们终究无法逃离男权社会设置的重重樊篱。

小时候看电影,人物一出场就瞪着眼睛问:好人,还是坏人?其实,活生生的血肉之躯,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好坏可以区分的。如果把孙二娘那种泼皮式的恶劣行径,归属到“善”的阵营之中,并与潘金莲、潘巧云等“淫妇”们对立,那实在让人感到头晕目眩。

顾大嫂:家庭暴力的萌芽

红楼公子贾宝玉有一句经典名言:“女儿是水做的骨肉,男子是泥做的骨肉,我见了女儿便清爽,见了男子便觉浊臭逼人。”这话赢得多少女人的赞许与喝彩!

古人又云:红颜祸水。君临天下的帝王因宠幸红颜而荒于政事,最后成了亡国之君。更可悲的是,江山代有狐媚出。梁山好汉通晓这番道理,所以施耐庵才安排顾大嫂做孙新的老婆。

“女子无才便是德”,这是古训。但真正吸引男人的应该是肚里有几滴墨水的女人。自古到今,能坐上头把交椅的青楼女子,必定是琴棋书画无所不会的。尤其是那些所谓的社会名流,意淫的层次更高些,他们并不单纯垂涎女人的美貌,更在乎女人的才情,这样才显得心有灵犀。

“眉粗眼大,胖而肥腰,插一头异样钗环,露两臂时兴钏镯,有时候怒起,提井栏便打老公头;忽地心焦,拿石礁敲翻庄客腿。生来不会拈针线,正是山中母大虫。”资深丑女又被施耐庵算计后行走在宋代的城市里。

这次施耐庵塑造顾大嫂的“材质”运用有所不同,女强人的力度加强,人物张力提升,画面质感刺激,故事情节丰富。

“眉粗眼大,胖面肥腰。”如果顾大嫂生在大唐盛世,倒也能归属美人行列,要是再晚生一千年,赶上科技时代,整整容、抽抽脂,估计也能武装成人造美人,可她偏偏生活在宋朝。

“上帝在为你关上一扇门时,总还会给你留一扇窗。”上帝在容貌上亏待了顾大嫂,却给了她一身真本事。“三二十人近她不得”,一句话就让北宋悍妇跃然纸上。

顾大嫂很丑,也不温柔。“有时候怒起,提井栏便打老公头;忽地心焦,拿石礁敲翻庄客腿。”从这段文字推测,顾大嫂是在暴力家庭里长大的,小时候被父母打骂多了,落下心理阴影,导致她成年后具有强烈的叛逆情绪。

顾大嫂一出场就显示出她在家庭中的绝对领导地位,一旦心情不好,张口就骂,劈手就打,不分场合、时间、地点,不管对手是谁。“他强由他强,清风拂山冈,他横由他横,明月照大江”,武力解决家庭矛盾是顾大嫂惯用的手段,所以孙新在家庭暴力面前无可奈何,任凭她意气风发、指点江山,审美疲劳时甚至“舍身饲虎”。西谚云“每一朵乌云都镶有银边”,不知道孙新是那朵乌云还是那道银边。

“军班才俊子,眉目有神威。鞭起乌龙见,枪来玉蟒飞。

胸藏鸿鹄志,家有虎狼妻。到处人钦敬,孙新小尉迟。”

孙新看上去挺英俊的,且是登州最高防卫长官孙立的弟弟,娶个美女应该是信手拈来的事,怎么会上顾大嫂这条“贼船”?这强弱联合的婚姻,施耐庵在小说里没有交代。

根据“蝴蝶效应”理论,亚马孙丛林中的一只蝴蝶扇动翅膀,可能引起大西洋上的一场海啸。冥冥之中,看似不相关的两件事情,最终奇迹般牵涉在一起。用唯心主义的话来说是“命中注定”,用唯物主义的观点来阐述则是“机遇改变一生”。

顾大嫂和孙新的结合应该是“蝴蝶效应”的产物。

顾大嫂长相复杂,但做起事情来干净利落,标准的男人婆性格。小说情节安排她劫大牢,打入祝家庄做内应,其身手与职业杀手一样,杀人如麻,每一次杀戮就像一场庆典、一场狂欢。

江湖人士喜欢折箭为誓、歃血为盟。在各背人命案在身时,他们亟须置之死地而后生的那种友情,以此换取共同利益、共同命运的互惠和期待。“清除”家属、断其后路,使他们没有回头余地,继而集体“下海”,死心塌地将“革命”进行到底,这是施耐庵塑造英雄上梁山的惯用手段。顾大嫂也不例外,在威胁孙立时毫不示弱,断人后路与江湖男人如出一辙。

战争让女人走开!

江湖的世界极少让女人参与,据说练武之人亲近女色会耗损元气。唐僧先生的肉为什么是众妖们盼星星盼月亮想得到的,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他“元阳未泄”。梁山好汉坐怀不乱、不泄真元,第一任帮主晁盖,出身地主阶级,整日舞枪弄棒,结交江湖好汉,却不娶妻妾,不近女色,一直到他一命呜呼还是童子之身。武松同志横眉冷对金莲大嫂的性骚扰,几番低头回避之后终于忍无可忍,拍案而起,一声断喝:“休要恁地不知羞耻!”《水浒》以男权文化为基调,清除妖魔型女人、强调雄化女人来造就英雄形象,因此英雄们一直与女人水火不容。这一次施耐庵倒是格外开恩,给女权主义高调了一回,不但让强悍凶猛的顾大嫂和孙新在枪林弹雨中修成正果,继续高举家庭暴力大旗,而且还让顾大嫂完成人生一个圆形轨迹,从酒店经理、强盗头子、政府军官,最后又回到酒店经理。

据说东坡先生的婢女春娘在被主子以妾换马后,曾哀叹道:“为人莫作妇人身,百年苦乐由他人。今日始知人贱畜,此身苟活怨谁嗔。”此诗道出了中国古代妇女低贱地位和悲惨命运。作为创造世界另一半的女人,为什么一直得不到应有的尊重呢?

扈三娘:插在牛粪上的鲜花

当美女遇上野兽,会有几种结局。一种是野兽原来是一位被施了魔咒的王子,最后有情人终成眷属,美女嫁给了王子,这版本出自著名的童话故事——《美女与野兽》;另一种是美女被迫嫁给了野兽,时间长了美女也成野兽了,这种结局是颠覆性的。

扈三娘生于豪门,知书达理,长得如花似玉,《水浒》赞她“天然美貌海棠花”。她勤习武艺,使两口日月双刀,有万夫不当之勇,庄户人给她起了个美称叫作“一丈青”,且名花有主,生活前景一地玫瑰。

但造化弄人。小偷时迁偷了祝家庄的一只报晓鸡,祝家庄扣留了时迁,宋江以救时迁为名发动了祝家庄之役。此役打破了扈三娘的春秋梦,因事先约定“但有吉凶,递相救应”的三庄联盟条约,扈三娘只好上阵与梁山为敌。“一丈青”一出场就生擒王英,大败欧鹏,把只会观战的宋江看得“眼也花了”。好汉们只好放弃“好男不跟女斗”的原则,轮番出马。在跟八十万禁军教头林冲交手时,扈三娘被林冲生擒活捉,成了战俘。战场的另一边,梁山实行了残忍的“三光”政策,李逵大开杀戒,将扈三娘一家数百口刀刀斩尽。

梁山中的人,有打家劫舍来避祸的罪犯、小偷,有被逼无奈的体制中人,有被宋江设局诱骗来的政府官员,尽管他们对梁山的感情不一,但最后都是自己做出选择,只有扈三娘是唯一被劫持和胁迫上山的。

扈三娘归顺梁山后,服从头领安排,把自己一切都献给了“组织”。宋江乱点鸳鸯谱,把她当成一只羊羔,送给了王矮虎这条色狼,从此“一朵鲜花插在了牛粪上”,在精神生活极度贫瘠的梁山荒漠里,不知道她拿什么照亮自己暗无天日的生活。

面对杀父之仇,灭门之恨,心高气傲的扈三娘去哪儿了?她身上那些属于女人的气质都被施耐庵掩盖了。或许扈三娘只有这样,才能在男性统治的梁山上生存,但这对于她无疑是莫大的侮辱和悲哀!在家人尸骨未寒、未婚夫刚刚被杀之际,她却能马上接受另一桩婚姻而没有怨言,那梁山的“政治教育”也太起作用了吧。有学者评说她,扈三娘愚忠盲义,只是一截没有思想的木头。

翻开王英履历表:籍贯两淮,五短身材,江湖上叫作矮脚虎,原是车家出身,因半路见财起意,就势劫了客人,事发到官,越狱走了,上清风山打家劫舍。有诗说他:“天青衲袄锦绣补,形貌峥嵘性粗鲁。贪财好色最强梁,放火杀人王矮虎。”像他这样的人物在任何时代、任何社会都是严打对象,然而他上梁山,却成了响当当的好汉。

一对“非常男女”的婚姻,表面上“公平、公正、公开”,实际是作为巾帼英雄的扈三娘无法左右自己的婚姻。女人最大的悲哀是孤独而又无助,嫁王英就等于跟自己灭门杀亲的仇人滚爬到了一起,是她势单力薄迫不得已苟全性命于淫威之下?那么星光之下她会不会为自己的选择掩面而泣?

当年楚国灭亡了息国,美丽的息夫人被俘虏后纳入楚王后宫,三年后连儿子都生下来了,可息夫人为了表示对故国的怀念,表示自己的迫不得已,从不说话,从不欢笑。后人感慨:“千古艰难唯一死,伤心岂独息夫人。”连文弱的息夫人尚且这样无声地抗议,而能马上杀敌的扈三娘为何这样甘于被杀父仇人驱使?

归降梁山后,扈三娘每每出征,马后必张开一面旗帜,上书“美人扈三娘”,在不知道美为何物的梁山男人世界里,她的美丽是那样的寂寞苍白,仅仅是一种类似滑稽的点缀。

大文豪巴尔扎克说:“女人的苦难,任何时候都比男人多。”

《水浒》中,凡是追求自由爱情的女人,都以横死方式结束自己“可耻”的命运。一个女人可以生得不漂亮,但是一定要活得漂亮,扈三娘作为女强人留给后世的背影,是无奈和悲哀的。

施耐庵让扈三娘成了女英雄,然而她的命运却始终摆脱不了礼教的束缚,摆脱不了男人的形象模式。她跟男人一样强悍,学会男人们的行为举止甚至更甚,完全忽略了自己作为女性,作为女儿、妻子独特的存在面,把自己变成一个缺乏女性气质的鲁莽、急躁、勇武、凶狠的李逵型人物。她那比男人还男人的行为,立足弱肉强食的世界,只是证明自己的存在,以此获得一丝的尊重与自由。从这个角度来说,她的存在只不过是被周围的男人们同化,使自己从美女变成真正的野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