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日休
烟波浩渺的太湖，一叶扁舟远远荡来。湖天万顷，水色澄碧。一星白鹭，在天边闪过。竹枝编就的船篷，遮掩着江湖的无边烟雨，舟中人身披蓑衣，背影成为江南秋风中孤寂的风景。这个很闲适的文化人，就是晚唐文化斗士皮日休。
舟随意地泊在岸边的茅棚下，夜空中孤寂的雁鸣伴随着他枕着波澜入眠。醒来，斑竹鱼竿在岸上抖动，挑起一条白猎猎的鲈鱼。淘起一瓢江水，拨亮一堆炭火，于是，清鲜的鱼香弥漫了茅棚渔庵。伴一弯残月，皮日休自斟自饮，《酒中十咏》便飘散在文学史的长廊里了。
这样散淡的文人情趣，这样精致的闲适生活，点染出一个活脱脱的隐士形象，隔着历史长河的迷蒙烟雨，你能看清楚他那双忧郁的眼睛吗？
一千多年以后，有一个文化人的目光和皮日休相遇，成了他千年后的知音，这个人就是鲁迅。鲁迅读懂了这双忧郁的眼睛：“唐末诗风衰落，而小品放了光辉……皮日休和陆龟蒙自以为隐士，别人也称之为隐士，而看他们在《皮子文薮》和《笠泽丛书》中的小品文，并没有忘记天下，正是一塌糊涂的泥塘里的光彩和锋芒。”
皮日休，字袭美，一字逸少。居鹿门山，自号鹿门子，又号间气布衣、醉吟先生。他出身寒微，祖辈“自有唐以来，或农竟陵，或隐鹿门，皆不拘冠冕。以至皮子”。他曾置身最艰苦的农业劳动，在他答陆龟蒙诗中有云：“老牛瞪不行，力弱谁能鞭。”也正因为出身贫寒，才使他透彻地了解世事，能直接把握那个时代的脉搏。唐末农民起义后，皮日休被黄巢掳去，黄巢入长安称帝，皮日休任翰林学士。后人说他是“由哀而怨，有怨而革命”。
关于皮日休的死因说法很多。一说因遭黄巢猜忌而被杀；二说黄巢兵败后，被朝廷所诛。可能是形象叛逆，自唐以下历代史书都没有为他立传。
一个想被后世追忆的人，命运总是给他更多的锤炼和考验。古代文人最大的出路莫过于科举，皮日休年少时隐身鹿门攻读诗书，虽才情过人，却没有成功登上仕途的阶梯。
《文中子碑》记载，皮日休主要的活动时期是唐懿宗咸通至唐僖宗广明的二十年间，这个时期宦官弄权朝纲不振，藩镇之乱危及民变，社会动荡，生灵涂炭，怨声载道。皮日休在科举考试中连连碰壁后，并没有沉溺于一己的悲苦辛酸，而是把悲悯与关怀的目光移向了更为广阔的生活天地，对人生、政治、社会问题做出了深沉的思考，“横眉冷对”地把文章的矛头直接对准昏庸懦弱的当政者，并列举大量“往古”胜于“当今”的事例，如“古之置吏也，将以逐盗；今之置吏也，将以为盗”，“古之官人也，以天下为己累，故己忧之；今之官人也，以己为天下累，故人忧之”（《鹿门隐书》）。这些一针见血的议论，活活剥开了官吏做作、虚伪、丑恶的嘴脸。
“以民命”取天下，“术愈精而杀人愈多，法益切而害物益甚”，《读司马法》中，皮日休的侧重点并不在于反战或否定一本书本身，而在于谴责统治者为了争权夺利去杀害百姓的罪行。作者在宣扬“以民心取天下”的同时，对于那些驱使老百姓到战场上去送命的帝王君主表示了极大的愤慨。他尖锐地指出，帝王的领土实际上是用百姓的生命换取的，争夺寸土之地，往往要经过数百次的激战。
皮日休以“十原”为题，将“原”论思想，从用世之儒学观与现实之文学观两点辨析，他秉持儒家“悲天悯人”之思想与积极奋发之入世精神，直抒胸臆，言辞犀利且气势磅礴。后世人称《十原》是唐代儒学与宋代儒学的桥梁，在“原”体发展中有承先启后之地位。
晚唐小品文多写政治的腐败及民生的疾苦，是唐末文坛最具思想光华的那一部分。皮日休作为晚唐小品文的巨擘，其文章上承先秦朴实致用的风格，下袭韩柳以复兴古文伤时救世的文学主张，思辨色彩和救世目的十分明显。他的诗也从征夫、怨妇、农人等不同人物角度，反映社会底层人民的贫困生活情状及尖锐深刻的社会矛盾。
隔着时光的长河，一千多年前的文章留给后人的那种沉重，使我无法释怀。此刻我只有掬起皮日休留给后世的思想清泉，和他一起品味人生的甘美与苦酸，随他一起去湖滨垂钓，一起去茶寮品茗。掩卷冥思，隐隐感到皮日休正驾着一叶扁舟从时光的长河中飘然驶来。
陆龟蒙
在夏天的黄昏里，一杯清茶，一本《陆里甫小品》。灯火阑珊处，晚唐很晚了，而我的思绪依旧穿越在陆龟蒙那任情率意的文字间……
晚唐在古文的衰落中，唐诗也在李商隐的“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中走向感伤沉郁。奄奄一息的唐王朝在风雨飘摇中等待彻底崩溃，有感于社会责任的士人们，主张诗文应为政治服务，关心百姓疾苦，挽救世道人心。于是讽刺小品文异军突起，大放光彩。这些小品文短小精悍，批判性强，讽刺手法多样，或借古言怀，或托物寓意，或开门见山直抒胸臆，往往针对现实有感而发，如匕首投枪击中要害，是晚唐复杂尖锐社会矛盾的集中反映。其代表作家有皮日休、陆龟蒙和罗隐。
陆龟蒙，字鲁望，苏州人，生卒年不详，是一个败落的旧家子弟，应试不第后隐居于松江甫里。
隐士是中国古代社会的特殊产物，多为官场和考场失意之士，很多时候不问政事。但是作为知识分子的一部分，他们又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己任，即便成为隐士仍不能完全地从这种抱负中解脱出来，即所谓“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
失意隐居的陆龟蒙并没有“忘记天下”，他以富有正义感和战斗性的文笔，写下了不少忧国忧民、愤世嫉俗、托古讽今或借物寄讽的文章。文章中一般不直接发议论，而是寓思想于形象之中，如《野庙碑》，借对农民祭祀庙中土木偶像的描述，转而鞭挞大小封建官吏的凶狠残暴和伪善无用：“解民之悬，清民之渴，未尝贮于胸中。民之当奉者，一日懈怠，则发悍吏，肆淫刑，殴之以就事，较神之祸福，孰为轻重哉？”而《祀灶解》《记稻鼠》则讽刺皇帝，揭示官逼民反的道理。《冶家子言》用历史故事，讽刺统治者穷兵黩武。
陆龟蒙的一些小诗，讽刺也很尖刻。如《筑城词》讽刺将军们不顾民命以求高功：“莫叹将军逼，将军要却敌。城高功亦高，尔命何足惜！”正话反说，显得更加沉痛有力。又如《新沙》讽刺统治阶级剥削的无孔不入：“渤解声中涨小堤，官家知后海鸥知。蓬莱有路教人到，亦应年年税紫芝。”辛辣而尖刻。此外，如《村夜》《刈获》等诗，反映了农民在起义前后的悲惨生活，与其讽刺小品文的批判精神一脉相承。
大凡隐士都自视清高，对于非隐士的来访，无论乡亲宗族或政府官吏，大多避而不见。陆龟蒙也不例外，平时不喜欢与一般流俗之人交往。有一次他到饶州，三天不去拜见任何人，后当地刺使率属下官员来看他，他一不高兴，就走了。
隐士的物质生活非常俭朴，却相当重视精神生活，往往逍遥于云霞之下，忘情于山水之间，是“物质上的乞丐，精神上的富翁”。时人称陆龟蒙是“江湖散人”。他自己在《江湖散人传》中写道：“散人者，散诞之人也。心散、意散、形散、神散，既无羁限，为时之怪民，束于礼乐者外之曰：‘此散人也。’”
然而，文化隐士又毕竟不同于一般士人。作为士，他们掌握着一定的文化知识，而作为隐士，他们又不得不自食其力，且多以农耕为生。
在甫里，陆龟蒙有田数百亩，屋30楹，牛10头，帮工20多人。由于甫里地势低洼，常因一昼夜的阴雨，而使田园“与江通色，无别己田与他田”，因而常常“仓无斗升蓄积”。贫困的生活，使他感到了劳动的可贵。这期间，他经常“身自畚锸，刺无休时”。实际的观察和亲身的实践，使他对农具、渔具、茶具、酒具的结构、使用方法，以及茶、酒的制作技术，都有了一定的了解。因此，他写出了在中国农具史上有着重要价值的著作《耒耜经》，收录在《甫里先生文集》第十九卷，全篇600多字，所记农具有犁、爬（即耙）和碌碡等。
后朝廷以高士征他入朝，陆龟蒙坚辞不受，宁愿独自带着纸砚笔墨、茶具、钓具，一叶扁舟遨游太湖，在水天一色之间，成为晚唐夕阳中清雅空明的风景。他的真隐士风度和言行，赢得了许多失意士人的崇敬和效法，后人把他与春秋时的范蠡、西晋时的张翰并列为吴中“千古三高”。
陆龟蒙著有《甫里先生集》《笠泽丛书》。去世后，唐昭宗于光化三年（900）追赠右补阙。
跨越千年的时空阻隔，漫游中似看到陆龟蒙正在用心灵敲打晚唐夕阳的钟声，用凝重庄穆的文字，在历史的卷轴上忙碌地题跋作序。
罗隐
最早认识罗隐是他的《蜂》诗：“不论平地与山尖，无限风光尽被占；采得百花成蜜后，为谁辛苦为谁甜？”深为诗中愤慨世道不公而感动不已。
罗隐是晚唐最后一幕出场的才子。原名罗横，少时聪颖过人，在第六次落第后，一怒之下改名罗隐。
《唐才子传》评他“少英敏，善属文，诗笔尤俊拔，养浩然之气”。
青年时代的罗隐也像古代大多数知识分子一样，怀有“兼善天下”的政治理想。然而，心怀抱负的罗隐却生活在一个“天子未能崇典诰，诸生徒欲恋旌旗”的时代，大厦将倾的李唐王朝早已没有心思也没有能力选拔真正的人才了。
而唐朝情结是罗隐一生的梦魇。早期他曾对这个王朝寄予厚望，随着绝望的加深，这份情结变得日渐脆弱。在罗隐看来，成与不成，时运的有无是个关键，而自己腾达无由，实是时势使然，如果“天下有道，则正人在上；天下无道，则正人在下”。
罗隐作为一个朝野皆知屡考不中的落榜生，曾引起朝廷奏议波澜。据《容斋随笔》记载：唐昭宗光化三年，诗人韦庄惺惺相惜，曾向皇帝奏请：“词人才子，时有遗贤，不沾一命于圣明，没作千年之恨骨。”并列出罗隐、李贺、陆龟蒙、温庭筠、贾岛、罗邺等人，说他们“俱无显遇，皆有奇才……”后来别人都有了名分，唯有罗隐得不到皇帝垂青，依然漂泊江湖。《北梦琐言》记载：黄巢起义剿平后，朝中主持公道的大臣提议召罗隐入朝为官，这时一个叫韦贻范的官僚，对罗隐横加阻挠。原因是一次他与罗隐同坐一条船，撑船的告诉罗隐，船上有朝官，罗隐说：“我用脚丫子夹笔，写出来的文章也要比那帮人好得多！”韦贻范说：“如若叫罗隐登科入仕，我们这些朝中大臣必将被他视为秕糠！”另有《唐诗纪事》云：唐昭宗对罗隐“欲以甲科处之，有大臣奏曰：‘隐虽有才，然多轻易，明皇圣德，犹横遭讥谤，将相臣僚，岂能免乎凌轹？’帝问讥谤之词，对曰：‘隐有《华清》诗云，楼殿层层佳气多，开元时节好笙歌。也知道德性尧舜，争奈杨妃解笑何！’”罗隐以讥谤“圣德”的恶名，最终被打入了不能录取的另册。
“十上不第，传食诸侯”后，罗隐竟也怀疑起自己的命运来，不得已去求长安城的罗尊师指点迷津。
罗隐最后把一切归之于“命”，“命”高于一切事物，主宰一切生灵。它变幻莫测，令人敬畏，是生命无法超越的定势，“命”定之人，唯一可行的就是认命。最后，罗隐放弃了对仕途的追求，放弃了难堪的自尊，走回到现实之中。
罗隐一度投靠淮南的高骈。高骈喜欢神仙道术，罗隐觉得不是同道中人，在土庙后面题了一首讥讽诗，然后连夜乘船跑了，气得高骈七窍生烟。后来高骈被杀，罗隐又提笔写了《妖乱志》以报当初被追之仇。
南方无法立足，罗隐去了北方。路过魏博时他给节度使罗绍威写了封信，除介绍自己外，还排了辈分，称罗绍威为侄子。罗绍威的部下看了，非常生气：“罗隐一介布衣，敢称王为侄子，如此无礼！”罗绍威却说：“这个罗隐虽是落第的布衣，但名扬天下，王公高官他都看不起，今天能到我这里来，也是我的荣幸，不要计较，做他的侄子我也高兴。”于是在城外排开阵势欢迎这个叔叔，亲自接进城中，还给罗隐行了晚辈的跪拜礼，罗隐也不谦让，坦然接受。
过了几天，罗隐要回浙江，罗绍威见留不下他，便给钱镠写了封推荐信，又送钱百万给罗隐做行资路费。
怕钱镠不收留自己，罗隐这回收敛了些狂妄之气，附上一首诗将信送进钱府。其中两句“一个祢衡容不得，思量黄祖漫英雄”，意思说钱镠度量大，容得下贤士。
好在钱镠赏识他的才华，将罗隐待为上宾。“钱镠授为镇海军节度使，命僚属沈崧谢表，语中曾夸耀浙西之繁富。罗隐以为朝廷执政，正热衷于财贿，此表入奏，必将增加百姓负担，乃改为‘天寒而麋鹿常游，日暮而牛羊不下’，以见荒凉景象，竟免加征之患”。罗隐怕报上去朝廷看到江南的经济状况好就加税收，所以就在递给朝廷的表章中做了一回假账，这招倒是保全了江南百姓。
罗隐在钱镠那里做过钱塘令，掌书记，后来升为节度判官。
朱温建立后梁，久闻罗隐盛名，用右谏议大夫的官职召他，被罗隐回绝。同时他建议钱镠讨伐后梁：“王是唐朝之臣，发兵北伐义不容辞，纵使不能成功，也能保住杭州越州之地，称帝于东方。怎么能向北称臣，做羞辱之人呢？”钱镠本以为罗隐会怨恨唐朝，这时见他并不计较个人得失，而是以道义为重，对他的人品很是钦佩，虽然没有听从他的北伐建议，但对罗隐更器重了。
作为失意文人，罗隐的文章是他生命、人格的忠实记录。《谗书》是他杂文创作的最高成就，在文学史上的地位非常显著。如《英雄之言》，篇幅虽短，但笔锋凌厉，以史鉴今，极富战斗性。文章借妇孺皆知的刘邦项羽加以剖析，从中揭示那些打着“救彼涂炭”旗号的“英雄”不过是以救民为名来实施窃国的阴谋，从而引出原来窃国大盗正是统治者自己的主题。
晕黄的灯光中，我走进了罗隐曾经的梦，在叹息声中看见他在“人难事也”“时难事也”处境中的无奈和疲惫，看见他半生萍踪浪迹的心酸背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