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祸福本无兆，性命归有极。必至定前期，谁能延一息。在生已可知，来缘恍无识。好丑共一丘，何足异枉直……”这是南朝刘宋时代杰出的历史学家、《后汉书》作者范晔临刑前所写绝笔。
范晔（398—445），字蔚宗，其母如厕产之。额为砖所伤，故小字曰“砖”。沈约在《宋书》里记载，范晔其貌不扬，长不满七尺，肥黑，秃眉须。才华横溢，少好学，博涉经史，善为文章，能隶书，晓音律，善弹琵琶。学术上造诣很高，追求自得，做人狂傲，招怨颇多。在中国古代史家中，范晔恐怕是最具争议的人物之一了，千百年来，褒贬美抑，争论不休。褒者赞颂其“史裁如范，千古能有几人”、“精炼周密，颇有创新，文采横溢”；贬者如南宋郑樵在《通志总序》中斥责他“轻薄无行，以速罪辜”。而围绕范晔在政治生活中的大起大落、道德情操的是是非非，争论更是连篇累牍。
《后汉书》是我国古代史学名著“前四史”之一。它对东汉一代的国家兴亡进行了详解，对书中历史人物的是非善恶、忠奸愚贤作了极为细致的分析。应该说，像这样的史学家，必然会对自己的行出舍藏、德行操守有一个清醒的认识或是标准吧？可惜我们想错了。写出这样一部不朽历史巨著的文化名人，自己的人生历史却是暗淡无光。
有一年，朝廷出征北方，范晔本应随军出征，可他贪生怕死，以脚伤为由拒绝。第二件事更荒唐，元嘉七年（340），宋文帝刘义隆弟弟刘义康的母亲彭城太妃去世，按礼制，服丧期间应禁酒禁乐，可在安葬前夕，范晔居然在王府中酣饮达旦，酒酣耳热之际，更是打开窗户，以听挽歌为乐，结果被宋文帝一怒之下赶出王府。
范晔在《后汉书》中写了许多忠臣孝子，而自己却把孝义当敝帚。有一年母亲去世，他先是不肯赴丧，最后去时却带了个妓女同行。大臣们知道后一阵唾骂，幸亏宋文帝欣赏他的才华，才没治他的罪。一般人经历这些事后，多少会长点记性。范晔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当时被宋文帝礼遇的还有一位叫沈演之的，好多事情，刘文帝都召他俩商量，而且规定，如果是范晔先来，则叫他等沈演之一同进来；如果是沈演之先到，就可以一人直接进去。对此，范晔心态不平。
至于后来范晔为什么会参与谋反，说来并不复杂。范晔自视才高，门第显赫，然而在文帝当政时，他所得到的权势地位、官职俸禄都远未得到满足，因而想通过拥立刘义康为帝，以开国之功来满足青云直上之欲望。平心而论，宋文帝对范晔一向优礼有加，范晔自己也承认“受恩深重”，为此他千方百计想与皇室联姻，然终未得逞。这是范晔最不满的，也是最脆弱的神经。刘义康集团的孔熙先，以此为突破口，先触动他痛处，又深知他贪图小利，设局邀他参赌，故意大把大把输钱给他。成为莫逆后，摊牌叫他举事策逆。据说范晔连反叛檄文也拟好了，结果天不遂人愿，兴事不成，反被同谋检举揭发，令宋文帝震骇。
赴刑场时，范晔排在最前面，到了此时，他居然还在关心自己的身份地位，问同案犯孔熙先、谢综：“今日这个顺序，是按官位的高低排的吗？”
刑场上，范晔与其妻、子诀别时，仅“干笑”而“颜色不怍”，可是当与其妓妾诀别时，却“悲涕流涟”，丑态百出。连其妻都骂他“不感天子恩遇，身死固不足塞罪”。
范晔处死后，搜查他的家，发现他所用的各种乐器服饰，无不精美，他的歌妓姬妾，穿戴华丽。可他的生母住处简陋，一只小柜橱盛放些柴草，兄弟子侄大冬天连被子都没有，叔父还穿着单衣。厚此薄彼，对照鲜明。
“好丑共一丘，何足异枉直。”如果这话出自市井无赖、奸邪之徒口中，倒不足奇怪，可偏偏从范晔笔下写出，着实令人惊诧。他是历史学家，为什么他笔下那些先圣前贤美德懿行高风亮节没能感动他？为什么他笔下那些奸邪败类的罪恶行径可耻下场没能警示他？难道他忘记了司马名言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难道他不明白流芳百世与遗臭万年是不可同日而语的？人们常说文如其人，这话用在范晔身上却纯属牵强附会。范晔的一生，是否从一个侧面印证了一些史学家关于“史书永远有局限，史家永远无定论”的论断呢？
范晔才华横溢，学识渊博，本可以在史学上取得更大成就，然而由于他自蹈逆乱，正值壮年之时被杀，致使其《后汉书》也没能全部完成，给中国古代史学留下了永远的遗憾。遗憾之余，不免想到他在写《后汉书·班彪列传》时的心境。“固伤迁博物洽闻，不能以智免极刑；然亦身陷大戮，智及之而不能守之。呜呼！古人所以致论于目睫也”。然而，当范晔伤感班固“致论于目睫”（比喻没有自知之明）之时，是怎么也没想到数年后“致论于目睫”又应验在他自己身上，这就是严酷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