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话说，人不可有傲气，但不可无傲骨。傲骨，做人必备之气节矣。
古代在朝文人特别看重这一点，行为一旦违背封建道德核心“忠”字，再仕新朝，就叫失节，叫“贰臣”，也不管这个王朝的统治如何黑暗、腐朽，统治者如何暴虐、昏庸。做不到与灭亡的朝廷一起“尽忠”、“殉节”，至少也做个“孤臣”、“遗老”，如伯夷、叔齐，“不食周粟”，饿死在首阳山。这是道德底线。
方孝孺是明朝建文帝朱允炆的侍讲学士，被太祖朱元璋称为“奇才”，是当时文人眼中的一面旗帜。
朱棣抢了自家侄儿朱允炆之位，召见“天下读书种子”方孝孺，方却一身孝服，失声痛哭来见。朱棣和颜悦色请他起草诏文，方孝孺挥笔写了个大大的“篡”字，并说：“万世之后，脱不得此字。”朱棣倒有耐心，说：“此吾家事。我请你来，是让你替我草拟诏文，告示天下。”方大骂：“死即死耳，诏不可草！”
朱棣何等人物？于是恼羞成怒，将方孝孺斩首示众，并株连十族，一起被凌迟杀戮者计八百七十三人，场面惨烈悲怆之至。
在这场史称“靖难之师”的叔侄皇位争斗中，处境最为尴尬的是深受儒家思想熏陶，以君臣大义、伦理纲常为安身立命之本的大臣们。如果方孝孺为朱棣起草诏文，他可以不死，且能被朱棣重用。但这对他来说无异于奇耻大辱。他不可能做软骨的文化掮客或御用文人，奴颜媚骨苟活在另一个朝廷的群臣之间，泯灭自己的文化良知和人格。面对屠刀，他选择了“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
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两百多年后，南京城又发生了故事。这次故事留下的不是惊天动地，而是尴尬汗颜。
钱谦益（1582—1664），在明末清初的政治舞台上，是一个很有影响力的人物。他曾三起三落，旋进旋退，政治生命加在一起也不过五六年工夫，因此谈不上什么政绩，他的影响在于他的文才，被视为“江左三大家”之一。
钱谦益曾参与东林党人反对阉党魏忠贤活动，被尊为士林领袖。明亡后，他是南明小朝廷大臣之一。在立谁为皇帝的事项上，由于害怕阉党报复，他向恶势力妥协，成了一个有污大节的人。接着，历史又跟他开了一个大大的玩笑，清军兵临城下，他参与了开城迎降仪式。以致为青史不齿，成为史学家眼中的民族败类。
但是，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去看当时的情形，或许会生发一点同情心给可怜的钱谦益。当抗清名将史可法以身殉国于扬州后，清兵疯狂屠城十日，杀了八十多万百姓。飞报一到，留在南京城内的大臣理当如何？抵抗，逃命，还是出降？
抵抗，南京百姓势必难逃“扬州十日”之厄运；逃命，能否成功绝对是个未知数；出降，不仅名节扫地，而且肯定遗臭万年。当时，不是一个钱谦益选择出降，除了贪生怕死，很多人也许企望以此改换门庭，在新主子那里重谋功名富贵。后来钱谦益在给苏州的几位长官信中曾说：“为保全百姓之计，不如举郡以降。”这算是为虎作伥的劝降，还是保全百姓生命之策略？
钱谦益降清后，新主子确实授予了他高官，可他只干了半年，便借口有病还乡，从此隐居不出，直至十八年后病死。在这十八年里，他同抗清势力一直保持着联系，为他们出谋划策，并倾全部财力物力为抗清死难者家属埋单。钱谦益本该有个殷实富庶的家，临死时，竟穷到家徒四壁，连操办后事的一点薄钱也没有着落。他后期的好多诗文，表达了深沉的故国之思和对清政权的敌对情绪。也正因为这样，惹得乾隆帝龙颜大怒，下令在《清史》中专门列了个“贰臣传”，将钱谦益好好轻薄了一顿。
由于立场、角度不同，历史对钱谦益一生评价迥异，斥其大节有污者有之，颂其曲线救国者有之。从封建君臣大义来看，钱谦益无疑是贰臣，是奴颜媚骨。但如果对于面临大屠杀的南京城数十万百姓来说，他不算是救命恩人，至少也是救命稻草。饱读儒家经典的钱谦益，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后人不妨从两个角度加以揣摩：一是他本来就是奸佞之辈，读圣贤书只是作为仕途敲门砖，功名利禄一旦到手，就将儒家大义抛至脑后，性命攸关时，更为自己苟活将其弃如敝屣；二是“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为满城百姓，宁可背上千古骂名，也在所不惜。
钱谦益当时有没有这样高的觉悟，现代人不得而知，总之他已为此背上了千古骂名。但就大方向来说，当一个政权的灭亡不可避免地到来的时候，曾经效力的臣属是否一定为之玉石俱焚呢？我们应该看看这些人是不是心甘情愿卖国求荣、奴颜媚敌。如果为一个腐朽的王朝，为一个昏聩的帝王，仅仅因为自身的所谓英名，而置数十万、上百万百姓的生命于不顾，就一定值得历史颂扬吗？这绝不是要影射一身傲骨的方孝孺。方孝孺之死，支撑起的是柔弱文人的铮铮铁骨，在滚滚东逝的历史长河中已映照成为恒久的精神丰碑，更在中国文化史上写下了辉煌不朽的一页。我只是想到了被视作奴颜媚骨的钱谦益，想到他的“举郡以降”究竟有没有包含“救民于水火”的善良愿望。当权者为渊驱鱼，世人不去责备“驱者”，却将板子统统打在鱼的身上，这公平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