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破大风雪，我们坐在雪橇上，快奔驰过田野，我们欢笑又歌唱……”这首脍炙人口的歌曲名叫《铃儿响叮当》，它生动地描述了圣诞节期间，人们乘坐雪橇去探亲访友，飞驰在辽阔雪原上，一路撒下欢声笑语的情景。歌曲主歌的每个音都是蹦出来的，活泼而富有弹性，易学上口，故广为流传。100多年来，在许多国家的圣诞节庆祝活动中，都可以听到“叮叮当，叮叮当”那熟悉的旋律。
《铃儿响叮当》被认为是一首美国民歌，由约翰·彼尔彭特作曲。彼尔彭特早年就读于大名鼎鼎的耶鲁大学，毕业后首先选择了教师职业，但由于他的教学方法与当时教育界的传统方法水火不容而弃教改行当了律师。可不久他便发现，在“有钱能使鬼推磨”的社会氛围下，绝无公理可言，抱负难以施展，只得又转换工作，从事纺织品推销。商场如战场，缺乏生意头脑的彼尔彭特，在与对手的竞争中亏本败阵，最终进了教堂成为一名牧师。可怜的是，他的这一职务也因支持禁酒等得罪了教徒而被解除。1886年，彼尔彭特在绝望中与世长辞。一个终身不得志的人之所以能永远活在亿万人民心中，就是因为他曾经写了这首歌，并把它作为圣诞礼物送给了邻居的孩子，也送给了全世界的孩子。
北极圈发出愤怒的吼声
如同施特劳斯的《蓝色多瑙河》被称作“奥地利的第二国歌”一样，西贝柳斯的《芬兰颂》则是芬兰人民心中的第二国歌。
12世纪后半叶，芬兰被瑞典占领，19世纪俄瑞战争后，又被并入沙皇俄国的版图。不甘受奴役的芬兰民族，从未向外来侵略者屈服，他们前仆后继经历长达数百年反抗斗争，最终赢得了独立和自由。作曲家西贝柳斯就是其中一位以音乐为武器的坚强战士。
孩提时代的西贝柳斯最困惑不解的是：“为什么我们的国家里会住有这么多瑞典人？”他上的那所小学，只能讲瑞典话而不准说芬兰语，这深深刺痛了他幼小的心灵。在一种朴素的民族感情驱使下，西贝柳斯宁可孤独地坐在校园一角，也不加入瑞典同学热闹的游戏。“长大要做一个光荣的芬兰人”，他暗暗下定决心。
1875年，10岁的西贝柳斯显露出音乐上的天赋，他写了一首名叫《水滴》的小提琴曲，表达了对祖国美丽自然景色的热爱之情。西贝柳斯就读于赫尔辛基音乐学院时，瑞典人宣布放弃对芬兰的统治，但俄国人尾随而至。1899年，沙俄当局发布帝国文告，悍然摆出一副主宰者的架势，强令俄文为芬兰国语，芬兰军队必须在限期内改换俄式制服……接着又逼迫许多进步报纸停刊，以控制舆论。这年夏天，赫尔辛基举行的一系列声援报界维护正当权利的活动，得到了全国人民的热烈支持，其高潮是在一家大戏院上演《历史的场景》，它是一台根据著名历史绘画作品中的人物和情节，以演员作化装表演的小戏剧，并请西贝柳斯为该剧配乐。西贝柳斯给这个“活图画”创作了一组管弦乐曲，有《序曲》、《场景》、《节日》等，结尾部分是一首音乐涛。起初，人们并没有注意到这首音乐诗的价值，后来当作曲家将它修改独立出来发表，并冠以《芬兰颂》的标题时，大家才明白它的意义。正像艾克曼所指出的那样，“它告诉全世界，在北极圈有一个小国正在为她的生存而斗争”。在这首作品中，西贝柳斯采用芬兰人所熟悉的旋律语言，生动地描述了勇敢勤劳的祖先们不畏艰险，开天辟地的事迹，呼唤今人继承伟大的民族传统，肩负起拯救国家危亡的使命，那沸腾激昂的曲调和丰富响亮的和声，显示了人民群众反对压迫的力量是不可抗拒的。
《芬兰颂》引起沙俄当局的恐慌，被禁止演出。西贝柳斯暂时离开赫尔辛基，转入波罗的海沿岸乡村活动，他将《芬兰颂》称之为《即兴曲》，继续指挥各地乐队演奏，极大地鼓舞了广大爱国者。不久，《芬兰颂》及西贝柳斯的另外几部作品，由“爱乐协会巴黎旅行乐队”在欧洲巡演，相继传到斯德哥尔摩、奥斯陆、哥本哈根、柏林、阿姆斯特丹、布鲁塞尔等大都市，正义之声得到了广泛的同情，作曲家本人也受到世人的敬重。
梦中情人，终成眷属
关于法国作曲家柏辽兹，有着许多美好动人的传说，1830年，法国爆发“七月革命”，当时柏辽兹刚完成一部大合唱的创作，闻知此讯后，他将笔一扔，便持枪参加了爱国者的战斗……人们称柏辽兹是“一座喷发着的火山”，他所表现出的一切都是激烈、夸张和热情奔放的。柏辽兹24岁那年，英国肯勃尔剧团作客巴黎，在奥德翁剧院献演莎土比亚的名剧《哈姆雷特》、《罗密欧与朱丽叶》、《李尔王》和《奥赛罗》，在各剧中饰女主角的爱尔兰姑娘史密森，让他一见倾心。柏辽兹特意举办了一场自己作品的音乐会，以期引起史密森的注意，可对方却不屑一顾。他近乎疯狂的求爱信，所得到的答复却极为冰冷：“没有比这更不可能的事情了。”
绝望中，柏辽兹写了一部交响曲，这就是著名的《幻想交。向曲》，它的副标题为《一个艺术家生涯中的片断》。作曲家在总谱上写了很长一段话，可谓其心灵的自我表白，大意是：有位年轻的音乐家，非常热情和敏感，因失恋而自杀，可由于麻醉剂用量太少而没有死成，昏睡中做了一些奇怪的梦，他所追求的那位女子，在脑海里浮现出来，变成一支旋律，不论他走到哪里，都可以听见。
《幻想交响曲》分《梦幻与热情》、《舞会》、《乡村景色》、《赴刑场的进行曲》和《妖魔夜宴》五个乐章，其中有缓慢的引子、奏鸣曲快板，有第一、第二主题，有呈示部、再现部，总之，传统交响乐的特点它都具备。然而，这部作品后来之所以被认为“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大概是因为它首开标题交响乐先河，创用“固定乐思”来表现标题内容，加之新颖的配器法，所谓“固定乐思”，即贯穿乐曲的基本主题。特定的主题代表作品的主人公，它的出现表明主人公的出场。柏辽兹善于表现声音的色彩最微妙的变化，赋予每一个音符以特殊的含义，让平凡的旋律进发强烈的感染力，这在《幻想交响曲》的后两个乐章体现得尤为明显，难怪有评论家写道：“柏辽兹使唤管弦乐队如同帕格尼尼使唤小提琴一样得心应手。”
当然，作曲家创作此曲时，不会意识到自己为西洋音乐的发展所作出的了不起的贡献。他将全部热情倾注于他所爱恋的人，甚至梦想有一天在地狱里与她重逢，并通过音乐语言加以描述。1832年，史密森随团再度来巴黎访演。期间，她应邀欣赏了《幻想交响曲》的演出，据说，海涅的《巴黎来信》中，有对柏辽兹和史密森在乐声响起那一刻目光短暂相遇情景的记录。音乐常会产生令人无法抗拒的力量。当史密森悟出她就是作品的主题时，大为感动，终于接受了柏辽兹的爱情。不久，两人在英国驻法国大使馆举行了婚礼，他们共同给“幻想交响曲”划了一个圆满的“休止符”。
“喀秋莎”：对敌是箭对友是灯在标志第二次世界大战伟大转折的斯大林格勒战役中，苏联红军首次使用了一种装在卡车上的新型火箭炮，它由著名火炮专家陶宾中将设计，采用多轨式，可在极短时间内依次发射数十发炮弹，火力凶猛，适合对大面积的目标实施毁灭性的打击，令德寇胆寒。据说，希特勒在“狼穴”大本营观看这种火箭炮射击的影片时，与陆军参谋长哈尔德有如下对话：
“这种炮叫什么名字？”
“它叫‘喀秋莎’，一个俄国女孩的名字。”
“这真是一件可怕的武器。这就是精神战，你们懂吗？这名字比武器本身更可怕！”希魔惊呼道。
屈指算来，《喀秋莎》今年该57岁了，然而她在全世界亿万人民心中却永远是年轻和充满话力的。当年，红军战士用她命名自己手中最有力的武器，广大妇女高唱她送别奔赴前方的亲人，深入敌后的游击队员们哼着她的旋律寄托他们的思乡之情……可以说，这首歌曲像一盏明灯，给一切爱好和平的人们带来希望和光明。
《喀秋莎》的词作者伊萨科夫斯基，1900年生于俄罗斯斯摩棱斯克一个风景如画的小村庄，被称作“庄稼汉出身的抒情诗人”。他的故乡也被视为《喀秋莎》的故乡。1985年，当地能工巧匠在诗人构思此诗的乌格拉河畔兴建了《喀秋莎》纪念碑，即一座形似俄国传统木屋的象征性建筑，其一侧放置的巨石上刻着的两行字是：“正当梨花开遍了天涯，河上飘着柔漫的轻纱。”
1938年的一天，伊萨科夫斯基偶遇作曲家勃朗捷尔。当对方询问他有何近作可供谱曲时，伊萨科夫斯基立刻将《喀秋莎》写在一张纸上交给作曲家。勃朗捷尔是乌兰克人，自幼习乐，14岁考入莫斯科一所歌剧学校接受音乐专业教育，他创作的歌曲《矿工济南队》、《青春》、《再见吧，故乡、《我爱上一个小伙子》、《金色的小鸟》、《面对遥远的小路》等，深受群众喜爱并广为传唱。但是，不论勃朗捷尔访问哪个国家，主人通常仅仅把他作为《喀秋莎》的作曲者来介绍，似乎这就足够了。“这使我很快乐，又使我很‘难过’。那么多人谈论《喀秋莎》，仿佛我写的其它歌曲根本不存在。但愿我能听到其它歌曲也受到类似的欢迎。”1983年，勃朗捷尔80华诞之际接受《音乐生活》读者专访时曾幽默地说道。不过，他同时承认：“真正让我心满意足的终究还是围绕《喀秋莎》所发生的事。”一次，勃朗捷尔与朋友驱车去莫斯科郊外，忽然，公路上迎面走来一支农民队伍，他们个个打扮得漂漂亮亮，兴高采烈，边唱边跳，而唱的正是《喀秋莎》，原来大伙是为了接新娘。“我完全被吸引住了，幸福极了。你想想看，乡下人办喜事竟唱我的歌，这是对我的劳动成果最高的奖赏！”
《喀秋莎》一歌是F小调，二、四拍子，具有浓郁的俄罗斯民歌色彩，浪漫抒情，生动地描写了一位叫喀秋莎的少女对远方情郎的思念。在卫国战争时期，人们自发地将歌词作了些修改和补充，明确唱出姑娘所倾心的人，是正在前线英勇杀敌的战士，大大增强了作品的时代感，咏唱者无不从中得到爱国主义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的鼓舞。顺便提一下，另有一位前苏联作曲家曾为伊萨科夫斯基的那首诗谱曲，这就是查哈罗夫的《喀秋莎大炮》，但影响力不及勃朗捷尔的创作。
曼陀瓦尼：执著于轻音乐
这是北京最好的季节，蓝天、阳光、微风，这一切与曼陀瓦尼轻音乐团的到来配合得那样协调。所有的明丽景色连同与之俱来的温馨情怀就像为曼陀瓦尼挂起的布景，在这样的布景下欣赏曼陀瓦尼会是怎样的一种享受呢？
很早就喜欢听轻音乐，听詹姆斯·拉斯特，感受有些生硬、陈旧，乡土味多了些；听保罗·莫里亚，又觉得过于电子化，缺少细腻和温柔；惟有曼陀瓦尼弥补了他们的不足，更令人感到亲切。毫无疑问，曼陀瓦尼的迷人风格要感谢该团的创始人阿农齐奥·曼陀瓦尼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