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丁玲在到陕北之前，住在西安的德国医生冯海伯家里，等待党的指示。有一天，冯海伯告诉丁玲，今天我要招待两位客人，请你帮助烧几个菜。于是，丁玲忙乎起来。晚上，客人来了，没想到，竟然是史沫特莱和埃得加·斯诺。
丁玲扑过去，和史沫特莱拥抱在一起，她们高兴极了，急急地用英语交谈起来。这天晚上，刚从陕北来到西安的斯诺，成了谈话的中心人物。朋友们围着他，听他讲苏区的生活，讲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和许多身经百战的红军将领。他将自己收集的苏区生活的照片拿给他们看。他们热情澎湃，激动地用三种语言唱起《国际歌》。斯诺还教他们唱红军歌曲：“炮火连天响，战号频吹，决战在今朝……”
1936年冬，女作家丁玲从上海来到了延安。第二年1月，丁玲又从原来所在的陈赓部队转到二方面军贺龙同志的司令部。一天，总司令部派通讯员来接她，说有一个外国女记者在那里。原来这女记者正是美国友人，丁玲的老朋友史沫特莱。丁玲立即和通讯员朝总部出发。来到总部，彭德怀等领导同志正在热情地向史沫特莱介绍部队情况。史沫特莱一见到丁玲，便大声喊：“丁！”她们又紧紧拥抱在一起。史沫特莱看着面前身穿军装的丁玲，又惊又喜，几乎认不出这就是从前在上海身穿连衣裙的女郎了。
第二天，丁玲陪同史沫特莱去了延安。到延安后，党中央和毛主席又给丁玲分配了新的工作。因此，丁玲没有再回前方。而史沫特莱就住在凤凰山的大窑洞里，她也过着八路军的简朴生活，穿一身灰布制服。她不习惯睡炕，就在炕上支一个帆布行军床，炕前一张小桌，桌上一架打字机。外屋有一张方桌，毛主席朱总司令来看她，就坐在方桌边。
丁玲常去看望史沫持莱。史沫特莱是一个很勤奋的作家，悠闲与她无缘，她从早到晚地认真工作，搜集资料，了解情况。每当丁玲看到她工作，就不免为自己散漫、缺乏应有的紧张而感到惭愧。她把自己的这种感想说给毛主席听，毛主席就鼓励她要向史沫特莱学习。
在中国革命斗争的岁月里，丁玲和史沫特莱这对异国女作家的友谊是令人羡慕的，她们都在用自己的笔为一个共同的事业而战斗。从她们写的散文、小说以及领袖人物传记中，人们可以看到红军生活的剪影，看到革命事业必胜的信念，并让全中国乃至全世界了解八路军，了解中国共产党。
何香凝与宋庆龄姐妹情深共患难
恩德相结者，谓之知己；腹心相结者，谓之知心。
——冯梦龙
何香凝比宋庆龄大14岁，她和秋瑾一样，是同盟会最早的女会员。早在1905年，何香凝就在反清革命刊物上发表《敬告我国同胞姐妹》等文章，鼓励中华妇女参加反清斗争，成为出色的革命女战士。
1925年3月，孙中山临终前，三次请何香凝到病榻前，切切叮嘱：不能因宋庆龄没有子嗣而轻视她。何香凝当即表示：“先生的一切主张，我誓心遵守。至于孙夫人，我也当然要尽我的力量来爱护。”当时孙中山久久地紧握着何香凝的手说：“廖仲恺夫人，我感谢您……”可见孙中山对何香凝的信任。
孙中山弥留之际，何香凝与宋庆龄在孙中山的遗嘱上签了字，是著名的《总理遗嘱》的两个女签证人。孙中山逝世后，何香凝从北京回到广州，立即在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上提议，将原来自己担任的国民党中央妇女部部长一职由宋庆龄担任。在上海的宋庆龄得知后，一再推辞，国民党中央和何香凝再三邀请，1926年1月，宋庆龄担任了妇女部长，并与何香凝一起被选为中央委员。
1927年7月，武汉国民政府汪精卫集团背叛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决定分共，在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中，除共产党人外，有三人不赞成分共，这就是何香凝、宋庆龄、陈友仁。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宋庆龄，何香凝为救国难，又重聚上海。不久，日本发动了进攻上海的“一·二八”事变，宋庆龄、何香凝亲率慰劳队赶到前线慰问，使十九路军军长蔡廷锴以及全体官兵大为感动。
1934年，中国共产党发表要求蒋介石国民党“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中华人民对日作战基本纲领》，宋庆龄、何香凝率先在“纲领”上签了字。在她们的带动下，共有1779人签字。但蒋介石一意孤行，继续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何香凝愤慨之下，送了一条女裙给蒋介石，裙子上写着这样一首诗：“枉自称男儿，甘受倭奴气，不战送山河，万世同羞耻，吾侪妇女们，愿往沙场死，将我巾帼裳，换你征名去。”强烈地鞭挞了蒋的卖国行径。
1937年6月，沈钧儒等“七君子”因宣传抗日救国主张，被国民党当局非法逮捕入狱。宋庆龄、何香凝等亲自到国民党苏州高等法院，发表声明，愿意为抗日救国而入狱，与“七君子”同服爱国罪。何香凝还写信给国民党行政院和蒋介石，信中说：“总理弥留之际，（我）曾应允爱护夫人（宋庆龄）及其后人，现在中委之中，曾聆此言者大有人在。今抔土未干，诸言在耳，孙夫人如果入狱，香凝决偕行也。香凝年近六十，行将就木，何惜残废之躯，如能贡献国家，万死不辞。”警告国民党当局不得为难宋庆龄，并立即释放七君子。
1941年1月，蒋介石国民党悍然制造皖南事变，围剿抗战有功的共产党领导下的新四军。宋庆龄、何香凝、柳亚子、彭泽民以国民党中央委员身份，联名致函蒋介石及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信中指示：“最近讨伐共产之声甚嚣尘上，中外视听为之一变。夫其党问题原为世界性之问题，世界上病态不除，则此种势力组织必存在，我总理早已揭示其端倪矣。我总理过去提出与箕产党共同努力干国民革命伟业，这是毋容变更。今日之中国共产党既在我政府领导之下，则准其发展所长，为吾党之靠山，抗战之干城，此正符合总理天下为公之怀抱。”有力地揭露了蒋介石背叛孙中山，发动内战的阴谋。
抗日战争胜利后，宋庆龄，何香凝欢欣鼓舞，她们奔走呼号，号召全国人民为建设和平民主的新中国而努力。但蒋介石国民党一意孤行，于1946年以围攻中原解放区为起点，悍然发动内战。宋庆龄、何香凝绝望之余，于1947年同李济深筹组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1948年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成立，宋庆龄任名誉主席，何香凝任副主席，李济深为主席。从此，宋庆龄、何香凝与背叛孙中山三大政策的蒋介石反动派彻底决裂。
穆青与老坚决潘从正
一贵一贱交情见。
——骆宾王
“他不在了，我还真想念他。”穆青坐在新华社大楼办公室里，望着窗外飘飞的柳絮，神色黯然。他是谁，引得这位新闻战线上的老兵如此动情？是穆青的亲人，还是哪位部长、将军？都不是，他是一位在沙荒地里默默种树的老农民潘从正，人称“老坚决”。穆青同他交往长达25年之久，直到1989年年底老汉去世，那如兄如弟的友谊依然没有断线，可谓生死不渝。
1965年底的冬天，就在新华社记者穆青、冯健，周原一行人采访豫东灾区，写出了震撼人心的报告文学《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以后，穆青本打算接着写河南宁陵县万庄村的“老坚决”与风沙搏斗植树造林的事迹，但是风云突变，十年动乱中，穆青全部的采访笔记本和日记，被“造反派一扫而光。夜色如磐，在牛棚里，穆青暗暗对自己说：“我要写他，一定要写……”这位无私奉献的劳动者的形象早已镌刻在他的心上，岂是风刀霜剑所能斫的！
一晃14年过去了。雨过天晴，全国开始了四化建设的新长征。这时，穆青恢复了新华社副社长的职务。繁忙的工作，沉重的担子，不仅没有冲淡他对“老坚决”的思念，反而激起他亲自寻访这位种树老人的愿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