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振兴国家，他身体力行，勤于政事，俭于自奉。每天一早，便上朝理政，直到过午还不知疲倦；乘车外出途中，遇到有人上书，便亲自停下来过问。在生活上他规定从帝王到后宫，服饰器用，务求节俭。妃嫔们的衣服，只要能穿，就不换新的；宫人们的衣服脏了，都要洗过再穿；车舆上的东西破了，补补之后再用。隋文帝自己的衣服和用物，也是用坏了，随时送去修补，补好再用。
有一天，隋文帝见到太子杨勇的铠甲曾精心地装饰过，很不高兴，便把太子叫到跟前，很严厉地告诫他说：“自古帝王没有好奢侈而能长久的。你当太子，应该把俭约放在首位，将来才能继承好皇位。为了让你学习我的榜样，我过去穿过的衣服，你应该各留一件在身边，经常观看，以便时刻提醒自己不要奢侈。”
有一次，隋文帝身患痢疾，配些止痢药，需用一两胡椒粉，可是，找遍了宫中上下都找不到。又一次，他到灾区视察，他拿着老百姓吃的糠给群臣看，痛苦地责备自己无德，表示今后膳食从简，不吃酒肉。
由于皇帝躬行节俭，使当时社会上也出现了俭朴之风。一般士人平日多穿布帛，装饰品也只用铜、铁、骨、角制造，不用金玉，为国家节省了大量的金钱和物资。
为了提倡节俭，形成风气，他还从法律上规定，对挥霍无度者，严惩不容。
隋文帝还经常派人侦察朝内外正官，发现罪状便加重惩罚。他痛恨官吏的贪污行为，甚至秘密派人给官吏送贿，一旦接受，立即处死。
他的儿子杨俊，生活奢侈，被他发现后，勒令禁闭。大臣杨素认为罚得太重，杨广说：“皇上和百姓只有一个法律，照你说来，为什么不另造皇子律？”
由于隋文帝在建国初能厉行勤俭，使政治较为清明，阶级矛盾相对缓和，人民的负担比南北朝时期有了显著的减轻，经济呈现出繁荣景象。
可惜，隋文帝晚年对自己提出的要求没能坚持始终。他的儿子杨广上台后，奢侈无度，不久就被农民起义推翻了。
长孙皇后崇尚节俭
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破由奢。
——李商隐
长孙皇后（601—636）是唐太宗的皇后，其名字于史未有记载，据《观世音经信笺注》所载，其小字为“观音婢”，长安人，祖先为北魏拓跋氏，后为宗室长，因号长孙。高祖稚，大丞相、冯翊王。曾祖裕，平原公。祖兕，左将军。父亲长孙晟，字季，涉书史，骁勇善战，史书没有记载长孙晟袭封，可能长孙晟不是爵位继承人，他是隋朝右骁卫将军，在隋朝离间突厥战略中扮演重要角色。母亲高氏为北齐清河王高岳之孙，乐安王高励之女。她的舅舅在贞观时代也很有名，叫高士廉。长孙皇后于仁寿元年出生长安。她从小爱好读书，通达礼仪，大业九年（13岁）嫁给了唐国公李渊的二子李世民（其年16岁）为妻，正是杨玄感起兵给隋朝带来严重冲击、李渊已心生反隋之念的时候。历史上关于她的早年生活很少记载，只说她“少好读书，造次必循礼则”。但也能看出家庭环境对长孙氏的熏陶。她和李世民一起生活了23年，陪伴李世民走过了他的青壮年时期，感情很深。在李世民做了皇帝后，成为皇后的长孙氏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作用。唐朝建立后，她被册封为秦王妃。当李世民与李建成之间的嫌隙日益加深之时，她对唐高祖尽心侍奉，对后宫嫔妃也殷勤恭顺，极力争取他们对李世民的同情，竭力消除他们对秦王的误解。“玄武门之变”前夕，她又对秦府幕僚亲切慰勉，左右将士无不为之感动。李世民升储登基以后，她被立为皇后。贞观十年（636）6月，长孙皇后在立政殿去世，时年36岁。同年11月，葬于昭陵，初谥曰文德。上元元年8月，改上尊号曰文德顺圣皇后。由于长孙皇后的所作所为端直有道，唐太宗也就对她十分器重，长孙皇后虽然是一个很有见地的女人，但她不愿以自己特殊的身份干预国家大事，她有自己的一套处事原则，认为男女有别，因而她说：“母鸡司晨，终非正道，妇人预闻政事，亦为不祥。”唐太宗却坚持要听她的看法，长孙皇后拗不过，说出了自己经过深思熟虑而得出的见解：“居安思危，任贤纳谏而已。”她提出的是原则，而不愿用细枝末节的建议来束缚皇夫。
长孙皇后生了三个儿子。一天，太子的乳母遂安夫人见东宫用器太少，要求皇后添置一些。皇后不许，并说：“我替太子忧虑的是德不立而名不扬，并非器物太少。如今国家新建，百姓饱受战乱之苦，刚刚安定下来。太子作为储君，应多多体恤民情，注意节俭，方为人君之德。”
她不仅对太子严格要求，自己也是躬行节俭。凡是衣物车马，只要够用就好，从不讲究。六宫上下，都以皇后为榜样，不敢靡费。
公元634年，长孙皇后临终之际，正是大臣房玄龄因一点小的过错被太宗遣归家门之时。长孙皇后从大唐朝的利益出发，再三向唐太宗求情说：“玄龄跟随陛下时间最长，处事小心谨慎，参与国家机密，从来不泄漏一句，为官以国为忧，孜孜求治。平日生活节俭，从不奢侈浪费，一日三餐不食山珍海味。这是多可贵的品质啊！只要没有犯什么大错，请您不要罢免他。”长孙皇后又说：“我的本家有幸与皇上您结成姻亲，但他们并不是靠才德获得高位。生活上不注重节俭，追求华贵，贪图享受。这很容易闹出乱子，请皇上不要让他们掌握大权，只以外戚的身份入宫请见，我就放心了。”
最后，长孙皇后又用低微的声音说：“自古圣贤都崇尚节俭，只有无道之君才大兴土木，劳民伤财。我死之后，不可破费厚葬。只愿依山为坟，不用制造棺椁，所需器服用品，都用木瓦，如能以俭约送终，就是皇上对我的最好怀念了。”听了长孙皇后的话，太宗难以抑制心中的悲痛，默默地应允了她。
魏征提倡以俭治国
俭节则昌，淫佚则亡。
——《墨子·辞过》
魏征（580年—643年）字玄成，唐初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史学家。河北巨鹿人。从小父母双亡，家境贫寒，但喜爱读书，不理家业，曾出家当过道士。隋大业末年，魏征被隋武阳郡（治所在今河北大名东北）丞元宝藏任为书记。元宝藏举郡归降李密后，他又被李密任为元帅府文学参军，专掌文书卷宗。
唐高祖武德元年（618年），李密失败后，魏征随其入关降唐，但久不见用。次年，魏征自请安抚河北，诏准后，乘驿驰至黎阳（今河南浚县），劝嵛李密的黎阳守将徐世归降唐朝。不久，窦建德攻占黎阳，魏征被俘。窦建德失败后，魏征又回到长安，被太子李建成引用为东宫僚属。
魏征在贞观年间先后上疏200余条，强调“兼听则明，偏听则暗”，这对唐太宗开创的千古称颂的“贞观之治”起了重大的作用。
魏征一生刚正磊落，守法不移。他身为朝廷的国公、宰相，由于敢于直言相谏，因此深受皇帝李世民的高度信任和重用。李世民把他喻为历史的一面“镜子”。魏征身上具备许多优秀品质，其中节俭朴素堪称世人的楷模。他提倡节俭治国，自己身体力行，率先垂范。
由于李世民采纳了魏征提出的“偃武修文”的主张，又对边境各少数民族和四邻各国采取了较好的安边政策，因此，四海安定，国家兴盛。于是，陶陶欲醉的李世民，不断地在宫中大会宾客，不惜万金，铺张欢迎四邻来使。众大臣们都在尽情地称贺，唯有魏征坐在一旁，默默不语。他在想什么呢？他望望各人筵前，山珍海味，丰盛无比，金杯银盏，醇香四溢。再看看这宽大的金殿，熏香缭绕，四周摆着各种形制精美的几、案、格橱、钟鼎玉石，金银诸器，锃锃发光。一切多么富丽堂皇呀！是啊，国家兴盛了。李世民这样做，是不是忘记了前三年的艰难？是不是忘记了隋炀帝挥霍无度，奢侈误国的教训？是不是忘掉民心不可失？得民心者，得天下。国家方才兴盛，如何保持这兴盛呢？魏征想到这里，感到这是当前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必须立即提醒李世民。
在酒席筵上，魏征利用李世民让他发表见解的机会，饱含深情地说：“陛下，今日国家内外安定，初见兴盛，臣为此喜泪沾襟。可是，臣又有所忧虑，国家值此方兴未艾之时，陛下安居这富丽典雅的宫殿，饱享这钟鼎玉食，金银珠宝之乐，会不会‘居安忘危’？”魏征一字一顿地吐出了“居安忘危”四字，然后又疾如迅风地接着说道，“陛下，树根不深，枝叶不茂！水源不足，水流不远。当今国家初兴，根基不厚，必须居安思危，节奢侈，去浪费，一如既往，长谋远虑，以民为重，励精图治，否则前途堪忧！切盼陛下恕臣一片愚忠！”
李世民听了此言为之一震，转眼看着魏征，正欲言语，忽然一侍臣进宫来报，原来又有10个国家和君长要来朝见，李世民十分高兴，就此下了一道口诏，要求朝廷各方面做好准备，举行隆重的仪式款待来使，不得有失大唐的体面。
魏征料到，此事必然又要花费大量钱财。可是，如何处理四邻的友好关系呢？一会儿，魏征很快想出了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魏征向李世民说道：“臣还是那句老话，陛下应当居安思危！当前主要是节俭。刚才，陛下传旨，要大摆仪式，接待西域来使，臣以为这样做于国不利。东汉光武帝在国家困难的时候，就暂时拒绝和西域来往，目的就是减轻劳费。眼下，国家虽然初兴，而边境百姓还很穷困。不久前接待高昌国王来朝，已经加重了沿途百姓的负担。现在又有十国使者要来，其人数不少于千人。这么大的队伍，从西域到京城，路途几千里，我们远接远迎，该要有多大开销啊！国家和地方，尤其是边境的百姓都承受不起这个负担哇！往后，他们还要不断地来……”
有人竟然打断魏征的话，说：“依魏大人之言，莫非是拒客于千里之外？”李世民深知国库的虚实，认为魏征主张节约，也符合国家的实际。但是，四邻的友好使者不能不以礼相待啊！
魏征仿佛看到了李世民的心思，仍然不动声色地说：“依愚臣之见，眼下四邻来使，有一个重要的目的，那就是希望和边境百姓互市贸易，俗话叫‘做买卖’。我们可以答应这个要求，使双方互通有无，和睦相处。这样，四邻满意，百姓高兴，我们也可以不必铺张欢迎。四邻百族，大家常来常往，既节俭，又友好，岂不两全其美？”
李世民闻言，不觉欢喜。刚才“居安思危”的劝告声，深深地触动了李世民。是呀！倘若不注重节俭，忘记了前三年的艰难，国家就不能继续兴盛，大唐功业就难维持！李世民想到这里，蓦地转身，深情地望着魏征，慢慢地转向房玄龄：“房卿！朕方才的口诏收回，速派人传令，停止远迎！”
魏征个人的生活十分节俭朴素。贞观十七年，魏征病倒了，许多人到魏征家中探病，发现魏征的住房简陋，连一间接待宾客的正厅也没有，甚至连床上的被单都很不讲究。李世民得悉这些情况，感慨不已。
李世民听说魏征病情加重，预料这位老臣余日不多，自己即将失去一位忠心耿耿、直言敢谏的良臣，一时心情沉痛。于是没有叫人通报，就御驾亲临了。在魏征家里，李世民举目向四边看看，只见室内的陈设朴素无华。不觉暗自感叹：在这样繁华的京城中，谁相信这竟是国公、宰相的府第？
第二天，李世民又亲自带着太子和公主一同来看望魏征，并把公主许配给魏征的儿子。魏征来不及答谢，就与世永别了。
魏征死后，李世民十分悲痛，赐给他一品官的仪仗，命令九品以上的官员都参加治丧。朝廷罢朝5天，隆重举哀。
魏征的夫人裴氏见丧事这么隆重，向朝廷辞谢说：“魏征一生节俭朴素，现在按一品官的礼仪哀悼安葬他，这么厚重，这不是魏征生前所愿。”
李世民尊重魏征的遗志，接受了裴夫人的要求，改为从俭办丧事。
狄仁杰劝武则天不造佛像
人惰而侈则贫，力而俭则富。
——《管子·形势解》
狄仁杰是我国唐代有名的公正执法的清官，现在在民间流传着狄仁杰平判冤案，奖励贤良，惩治恶人的很多故事。他和包公一样，在人民中有着很大的影响。历史上也确实记载了不少狄仁杰刚正廉洁，为民请命的事迹。
狄仁杰是今天山西太原人，字怀英，生于公元607年，死于公元700年。他博学多才，精通经史。在唐高宗时，历任宁州、豫州刺史，后任大理丞，改任侍御史，是朝廷管司法的重臣。他任大理丞时，一年之中处决了17万人，没有一人上诉鸣冤的，还清理了长年积压的案件。例如，高宗时武卫大将军权善才，因不慎砍了皇帝墓陵上的一棵柏树，高宗命令要立即处死他，案件交到狄仁杰的手中，狄仁杰经过认真的查实，上奏唐高宗，说按法律权善才只该撤职，不该处死。高宗愤愤地说：
“权善才砍了昭陵的树，对我的祖宗不孝，若不处死他，便是我担当了对祖宗不孝的罪名，这怎么行呢？”狄仁杰平静地说：
“我听说，自古以来逆反皇帝的威严，违抗君王的旨令是最难的事，我觉得并非如此。如果在桀、纣那样的暴君时代，确实很难办，而在尧、舜这样清明君主的时代，很好办。圣上制订了法律，规定了百姓、官吏应遵守的条文，定下了处死、流放等处罚等级。从权善才一事看，他达不到死罪，圣上怎能因砍了一棵柏树而杀死一个将军呢？千载之后人们会怎样说陛下执法治罪呢？所以，我不处死权善才是为了陛下不要背上一个无道的骂名。”高宗听了之后，想想确实有道理，怒气渐渐平息，终于免去权善才的死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