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叔敖做了楚国的令尹后，兢兢业业，忠于职守，他为庄王出了不少有利楚国发展的好主意。于是，楚国在这一期间，得到迅速发展，很快成为了当时诸侯强国之一。楚庄王常为自己能有这样一位好令尹而高兴得不得了。可是不久，由于孙叔敖工作过于劳累，积劳成疾，一病不起。楚庄王见孙叔敖病得厉害，心里十分着急，他多次召集楚国最有名的医生为孙叔敖治病，但均不见效，孙叔敖的病越来越重。
连日来，孙叔敖卧病在床想了许多。他想到自己可能这一病，就不会再好了。自己死后，最不放心的是儿子孙安。自己一生注意廉洁自俭，没有给儿子留下什么遗产。自己死后，楚王很可能会给孙安一份丰厚的产业，或封他为高官。那样的话，孙安以后在吃穿用度方面或许倒是不需发愁，但这对孙安做人又有什么益处呢？孙安自幼出身高官之家，生活方面本身已比一般人家的孩子优越了。如果他现在再不费什么力气，就得到很优厚的财富或官职，这很可能养成他懒惰、奢侈的坏习气。如果那样的话，实际上不是自己这个做父亲的害了他吗？想到这，孙叔敖再也躺不下去了。他强忍着病痛，支撑着身体，坐在书案前，拿起笔开始给庄王写起奏章来。
不久，孙叔敖病得更加严重了。一天，他估计自己快不行了。就把儿子孙安叫到床前，拉着儿子的手，嘱咐说：“你知道，为父平生一向注重为官廉洁，所以现在也没有给你留下什么财产。我死以后，大王很可能会让你做官，或是给你其他什么丰厚的产业。我看你没有什么治理国家的大才能，我死以后，你不要去做官，还是回老家去务农吧！大王要是一定给你什么产业，我看你只可以收一块地，并且千万不要争什么好地方，选一块没人要的地方就可以了。我现在已把我的意思写在了这个奏章里，我死了以后，你就把它递上去吧！”
几天以后，孙叔敖病逝了。整个楚国上上下下的人们都为自己国家失去这样一位好国相而悲伤，楚庄王也十分悲痛。一天，他收到了孙叔敖临终前留给他的最后一卷奏章，于是便含着泪读了起来。孙叔敖在奏章中，对楚国外交、军事、经济，以及许多现行政策，都提出了很好的建议。奏章末了，孙叔敖为了自己的儿子对庄王讲了一番话。
孙叔敖说：“靠大王的信任，我这样一个普普通通的乡下人居然做了楚国的令尹。尽管我十分努力地去为国家效力，但是我知道，我为报答大王所做的事太少了。现在，我要离开大王和楚国先去了，我只有一个儿子，可是他没有治理国家、辅佐大王的才能。我恳切地请大王不要留他在身边做官，让他还是回到自己家乡以务农为生，去过俭朴的日子。我想，大王如能这样，就是对我的儿子一个很好的照顾了……”
楚庄王一边看奏章，一边感动得落下泪来。他手捧奏章，嘴里不住地说：“天啊！这是一位多么廉洁勤俭的国相啊！我失去这样一个大臣，太可惜了！”
后来，楚庄王一再希望孙安能留在自己的身边做官，以便使他多享受些荣华富贵。但孙安坚持遵照父亲的遗嘱，回乡务农，楚庄王拗不过孙安，只好答应了他。
然而，楚庄王怎么也没有想到：孙叔敖官居国相，一生廉洁俭朴的他死后居然没有给家中留下任何积蓄，孙安回乡后，家境马上变得相当贫困。后来，孙叔敖的妻子又生了重病，于是孙安只得靠卖柴来维持生活。
多少年过去了，后来，是楚庄王身边一位侍人，在云梦泽街头撞见了正在挑担卖柴的孙安，回宫后，他把孙安一家人生活的现状告诉了楚庄王，庄王才了解真相。他惭愧地当即派人给孙安一家送去钱物，并一再让孙安到朝廷做官，然而孙安依旧不肯。
楚庄王见怎么也说服不了孙安，就对他说：“你执意不做官，那我就赏给你一座城吧！”孙安依然不肯要，他对大王说：“如果大王一定要赐给我什么，那就请大王把寝丘那块地赏给我吧。”庄王听后，大为吃惊地说：“寝丘？那是一块没有人要的薄沙地呀！”孙安点点头说：“父亲临终前这样嘱咐我的，请大王能同孙安一同遵从父命。”楚庄王听罢，摇着头叹息了好长一阵时间，最后只好同意了。
孙叔敖的这份遗嘱是相当感人的。因为他懂得，教育子女学会做人的方法是让他靠自己的双手去劳动，而不能躺在老子的功劳簿上。我们一些老一辈革命家在临去世前也正是这样要求子女的。相反，另一种情况自古至今有之：一些人往往在临终时提出种种要求，过后子女又向组织争这要那，唯恐今后再也得不到了。相比之下，他们连古人都不如了。对此，他们应感到惭愧。
范仲淹的家风
俭以寡营可以立身，俭以善施可以济人。
——《古今图书集成·家范典》
范仲淹（989—1052），是北宋时期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和教育家。他在《岳阳楼记》里所写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成为千古美言，几百年来成为人们的座右铭，激励人们奋发上进。这脍炙人口的名言几百年来流传不衰，至今还给人们以宝贵的启示和鼓舞。范仲淹不仅在他的著名散文《岳阳楼记》里唱出了这千古传诵的名句，而且在自己的生活实践中也身体力行，几百年来一直被世人传为美谈。
范仲淹一生在朝为官，晚年官至参知政事（副宰相），尽管他身居高位，却仍不忘节俭。他不仅自己节衣缩食、清淡俭约，而且对孩子们的要求也非常严格。
这年秋天，城中盛传范仲淹的二公子纯仁将要举行婚礼。婚丧嫁娶，本来就是生活中的大事，加上范家是当时的名门显贵，于是纯仁的婚事更成了街谈巷议的话题。眼看婚期已近，可范家府上连日来既未张灯结彩，也未披红挂绿，这不免使得喜欢热闹的百姓大为扫兴。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的人以为，关于范二公子结婚的消息，大概只是个靠不住的谣传。
其实，纯仁成亲是千真万确的，而且婚礼就在近日之内。范府上下所以悄无声息，是因为范仲淹的家风甚严，即使遇到儿女的婚姻大事，也不准有丝毫的铺张浪费。父亲的心愿，纯仁和管家是十分清楚的，因此根本就不打算大张旗鼓地操办婚事。虽然如此，纯仁仍然有两件事情办得令父亲大为不满。
这天，纯仁坐在案前，摆开纸砚，可呆坐了半天，就是迟迟不能下笔。纯仁心想：成家立业，总要购置些家什用品。若是办得太简单了吧，父亲那里倒是会得到赞许，可自己又有些不情愿；要是置办些稍好的东西呢？父亲那一关恐怕又是不好过的……思来想去，最后纯仁觉得：结婚是自己一生中的大事，不要多买，只买一两件稍稍贵重些的东西，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父亲未必会怪罪下来。想到这里，纯仁顿时觉得轻松了许多，于是将购置物品的清单迅速写好，然后就呈给了父亲。
谁知大出纯仁所料，范仲淹接过清单一看，立刻面带愠色：
“纯仁，你要购买那两件贵重之物，到底是什么打算，难道要从你手里败坏我范家门风不成？”纯仁慌忙答道：“孩儿以为婚姻乃终身大事，购置一两件心爱之物也不为过，不想因此却惹怒了父亲，还望父亲息怒。”
范仲淹见纯仁已有悔过之意，就没有再继续发作，但仍然非常严肃地说道：“我在朝为官多年，因为有朝廷的俸禄，虽然我在家庭中厉行节俭，但你们的生活仍然远远胜过普通百姓。婚姻固然是人生的大事，但它与节俭有什么矛盾？又怎么可以借口‘人生大事’而套用奢华来点缀它？我多年来一直担心的就是你们沾染上奢华浪费的不良习气，在不知不觉当中丢掉我们范家勤俭的家风。”
听了父亲的话，纯仁面带羞愧，悄悄地低下了头。此刻，他已经认识到了自己的过失，可还为一件事所苦恼，但又不敢启齿。最后，他还是鼓起了勇气说道：
“孩儿已经知错，可还有一事要向父亲如实禀告。这些天来，新人想以罗绮做幔帐，以为新婚之用，孩儿说这不符合范家的风习，可她父母出面干预。孩儿碍于情面，就未敢再做坚持。”
范仲淹一听，非常生气，大声说道：
“你知错认错，我定不再指责你了。但是，我们范家历来清俭。用以为幔，这岂不乱了我们的家法？情面事小，勤俭之风事大，你可以告诉他们；如果要坚持这样做，那我范仲淹就一定要把它拿到院子里当众烧掉！”
就这样，在范仲淹的一再坚持下，范家二公子纯仁的婚事办得异常节俭，一时在当地的百姓中间传为美谈。
数年之后，范仲淹从邓州调到了杭州，并与常年隐居在西湖北面孤山上的著名诗人林逋交往甚厚。
范仲淹与林逋经常来往，引起了一些好事之徒的猜测。于是关于范仲淹以有隐退之意的说法纷纷扬扬地传了出去。这时，范仲淹的二公子范纯仁已考中了进士，因不愿远离年迈的父亲，于是弃官不做，回到了杭州。范纯仁刚一回到杭州，就有不少人对他说：“近来范公好像有退隐之意，你们做晚辈的，也该想着为老人安排一个栖身之地啊！”
听了众人的劝告，纯仁就找到弟弟纯礼，共同商量起父亲的养老问题。哥俩虽然都想为父亲营造一处颐养天年之所，但又都深知父亲的脾气，唯恐因此而遭到父亲的指责。
这天下午，林逋正好来家中作客，谈笑声不时由父亲的居室飞出。纯仁、纯礼见父亲这天心情格外高兴，就乘机来到了父亲的房中。林逋见兄弟二人一起来到堂上，想必是有什么事情要与老友商量，于是便起身告辞而去。范仲淹指了指身旁的坐椅，问：
“你们俩有什么事情要来找我呀？”
纯仁、纯礼兄弟俩你看看我，我看看你，然后分别坐在了父亲的两旁。他们看着父亲头上的斑斑白发和岁月留在老人家脸上的皱纹，一种说不出来的滋味涌上了心头。
最后还是纯仁先站起身来对父亲说：
“爹爹，如今您年事已高，身体也一天不如一天，我们已经商量过了，打算在河南府为您修建一处住所。这样既可以使您的晚年生活过得更加安稳愉快，也可以略尽我们做晚辈的一片孝心，您看如何？”
范仲淹一听，心里不免感到吃惊，连忙摆摆手说道：“不成！不成！此事万万不成！”
纯礼说：“爹爹，河南府内建了那么多宅第，我们再建一座又有何妨呢？”
纯仁见弟弟的说法不妥，急忙补充说道：
“爹爹，我们虽然想为您建造一处住所，但决不会像其他官宦人家那样铺张浪费，为您修建华丽奢侈的府第。我们不过是想让您安度晚年，您就答应了吧！”
范仲淹听罢默默不语，起身在堂上慢慢转了两圈，然后才若有所思地说道：“孩子们，你们的心意我是知道的。但是，一个人如果有了道义上的快乐，那他即使一无所有，心里也会感到高兴的。更何况我还有房子住！我早就说过：一个人应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我怎么能无忧无虑地一个人去享受清福呢！我现在并不担忧自己退下来以后没有好的居住条件，我所担忧的倒是节俭之风何时才能在身居高位的人们中间真正传播开来。由此看来，你们的建议并不能使我感到丝毫的安慰。今后关于建造宅第的事，希望永远不要再从我的儿子的嘴里说出来！”
房间内一片寂静，纯仁、纯礼看着父亲那日渐苍老的背影，一种十分敬仰的心情油然而生。
范仲淹将节俭这一美德的认识，提高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上来。他的这种认识非常好理解，加上他自己在各方面的言传身教，可以说无论是现在还是将来，都应是人们效仿的楷模。
司马光典地葬妻
勤是摇钱树，俭是聚宝盆。
——《古今对联集锦·农村联》
司马光（1019—1086），北宋时期著名政治家、史学家、散文家。北宋陕州夏县涑水乡（今山西运城安邑镇东北）人，汉族。但宋人袁说友著《成都文类》记，司马光是在他父亲司马池任光山知县时，生于县衙官舍的，该观点已为当今主流，多数专家学者认同。司马光字君实，号迂夫，晚年号迂叟，世称涑水先生。
司马光的远祖可追溯到西晋皇族安平献王司马孚。原籍属河内（今河南沁阳）。司马光的父亲司马池曾为兵部郎中、天章阁待制（属翰林学士院），在藏书阁担任皇帝的顾问，官居四品，一直以清廉仁厚享有盛誉。
公元1086年9月，在山西闻喜县南旧夏县涑水乡竖起了一块高大的墓碑，上面刻着“忠清粹德”四个大字，墓碑后面静静长眠着的是当朝宰相、大史学家司马光。
司马光为官近40年，大部分时间是在中央任职，官职不低，俸禄也不少，本可以拥有万贯家财，富甲天下，但他一生戒奢戒侈，清俭廉洁，他的美德被人们万古传颂。
熙宁元丰年间，司马光离开京都，身居洛阳，潜心著书，后来完成了光辉著作《资治通鉴》。
洛阳为北宋西京，在这里住的王公大族很多，因此到处可以见到深宅大院，亭台楼阁。有的园宅建得富丽堂皇，气势恢宏，飞檐斗兽，华丽无比。而司马光住在洛阳西北数十里处的一个陋巷中，只有几间避风雨的茅檐草舍。一到三九寒天，北风呼啸，茅檐多被风卷去，室内冷气袭人；盛夏，又酷热难熬。
一年冬天，大雪纷飞，天寒地冻，北风狂吼，一般有钱人家都得生火取暖，而司马光家竟连一盆炭火也没有，屋里寒气逼人。这时，一位东京来的客人慕名拜访司马光，在“客厅”里，宾主落座，热情交谈。谈了一会儿，因室内寒冷，冻得客人瑟瑟发抖。司马光很抱歉，只好吩咐下人熬碗栗子姜汤给客人去寒。客人喝了姜汤，身体自然暖和了一些，又叙谈一阵，起身告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