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法融住牛头山佛窟寺,该寺藏有丰富的图书资料七藏,既有佛经、道书和佛教文史,又有世俗经史、医方和图符,这些图书是刘宋初年富豪刘司空修建寺院时收藏,作为永镇山寺之用。法融得到藏经管理者的许可后往来寺中阅藏抄经,达八年之久。他遍览群籍,作笔记,录精要,掌握了丰富的资料。后法融于贞观十七年(643)至幽栖寺北岩石室专修禅定,日夜参究。据说当法融独自居住牛头山修习禅定的时候,已经得到忘去机心,忘去物我的境界,百鸟都衔花来供养他,由此而达到融会贯通的境地。数年之间,归仰他的息心之士与其同住者,达百余人。从此之后,法融开讲各类经典,先于贞观二十一年(647),在本寺讲《法华经》开权显实、会三归一之旨,又出幽栖寺讲《大集经》。永徽三年(652),法融应邀到金陵建初寺讲《大品般若》,听众二千人。后江宁县令又再三请他讲《大集经》。由于他曾在佛窟寺博览群籍,内外兼通,因此他讲经时吐言包富,文藻绮错,须便引用,道俗动欣,听经的人达三千之众。
显庆元年(656),司功肖元善请法融出山住建初寺,他推辞不掉,于是就把法位传给了入室的上首弟子智岩禅师,把法印付嘱给了他。下山时,对大众说:“从今一去,再践无期。离合之道,此常规耳。”第二年正月二十三,法融无疾而终,时年六十四岁,下葬于鸡笼山中。
法融的著作,道宣没有记载,只说看了他的作品,觉得其特征是一个“融”字,融合之融,所以他说:“融实斯融。”法融的“融”,实际上是圆融之“融”。天台的佛窟遗则曾集其文为三卷,已佚。宗密记载法融作《绝观论》,永明《宗镜录》中曾引述,近代敦煌发现一些《绝观论》的本子,被认为是法融的作品,另有一篇《心铭》,也被认为是法融所作。
法融禅教并重,定慧双修。其禅法的基础是般若学的性空假有论,法融把这种性空称之为虚空,虚空为佛法的根本宗旨,这个空是从色法到心法的一世皆空,所存者只是假名,连空本身也是空的。在佛性论上,法融主张众生本来是佛,“菩提本有”(《心铭》)。众生之所以是众生,只是不能照见自性,烦恼覆障自性。当然,这是一般的分析,从本质上讲,心体空寂,无佛无众生,“非清非浊,非浅非深”。法融不只认为有情有佛性,无情也有佛性,他讲道无所不遍,草木之类,也本来合道。在此之前,吉藏也表达过这个看法,后来湛然也有一色一香无非中道之语,也讲无情有佛性。
众生如何成佛?法融提出了众生自有灵知观照的看法:“灵知自照,万法归如”。引申下去就是一种无修论。这一观点也是后来禅宗诸禅常说的,即通常所讲的一种本觉论。
关于法融以后的传承世系,经过多种不同的说法,到宗密记载后,形成法融、智岩、惠方、法持、智威和慧忠的六祖定说。这些人多是江宁和润州丹阳人,所持的基本观点和法融大致相似,归入一系是有一定依据的。即使他们之间并无师承关系,法融牛头禅的存在是无可怀疑的。虽然牛头禅只有六传而终止,但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盛极一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法融的禅法与后来的慧能禅法也有许多相通之处。
观是何人,心是何物
日夜落在清静中者,正自忙得不亦乐乎,闹得非凡,哪里是真宴息之处?真宴息处,不在于清静与热闹中啊!
——《禅话》
牛头禅的兴起,在历史上各说不一。有说法融的牛头禅,曾得到四祖道信的印可,这在《传灯录》中记载的很详细。又有说道信曾对法融说他的禅法已传五祖弘忍,按照只传一人的传统,不能再传,于是就要法融别立门户,所以法融才创立牛头禅。关于法融和道信的关系,正统禅史认为法融为道信的旁出弟子,为东山弘忍的同门学。
传说四祖弘扬禅法期间,向大师求法的学者、僧侣如云,大师随机度化,为四众弟子解诸迷津,无有疲厌。一天告诉大众说:“我在武德中游庐山,登绝顶时,望向破头山,见到紫云如盖,下有白气,向横分成六道,你们知道代表了什么吗?”大众皆默然,唯独弘忍说道:“难道是和尚日后会旁生一支法脉吗?”四祖说:“对。”四祖知道因缘到了,便亲自寻访。
四祖到了山中的寺庙,朗声问:“这山里有修道的人吗?”有位和尚回答他:“我们出家人哪个不是修道的人?”四祖说:“啊?那你说哪个是修道的人?”这个和尚再不敢说话了,旁边一位和尚说:“在后山有个和尚,一天到晚只管打坐,见到人也不起来,也不合掌,我们叫他懒融,莫非这个人就是您所说的修道人?”
四祖费了好大的工夫,才找到懒融。此时法融在牛头山一心修行,见人不理不睬,所以人称懒融。懒融把四祖当做一般人物,和往常一样,不理不睬,仍旧沉浸在修行中。
四祖也不觉奇怪,就问他:“你在这里干什么呢?”
法融答道:“观心!”
道信大师又问道:“观是何人?心是何物?”
法融被问住了。此时才意识到面前的不是普通人,便诚心顶礼,才知是道信大师。
四祖问说:“除了这里以外,还有哪里可以‘宴息’的地方吗?”法融指指山后说:“另外还有一个小庵。”四祖便叫他带路。他们来到庵所,周围都是老虎、狼、熊之类野兽的足迹。四祖看了,便举起两手作恐怖状。法融对四祖说:“大师,您还有这个在啊。”意思说您得了道,还会怕老虎呀!四祖也不说话,过了一会儿,就在法融打坐的石头上写一个“佛”字,然后就坐上去了。法融看了很紧张,赶紧合掌道:“阿弥陀佛!罪过!”四祖笑着说:“你还有这个在吗?”法融仍茫然未明,只好向大师请示心法的真要。
四祖说:“夫百千法门,同归方寸。河沙妙德,总在心源。一切戒门、定门、慧门,神通变化,悉自具足,不离汝心。一切烦恼业障,本来空寂。一切因果,皆如梦幻。无三界可出,无菩提可求。人与非人,性相平等。大道虚旷,绝思绝虑。如是之法,汝今已得,更无阙少,与佛何殊?更无别法,但任心自在,莫作观行,亦莫澄心。莫起贪嗔,莫怀愁虑,荡荡无碍,任意纵横。不作诸善,不作诸恶。行住坐卧,触目遇缘,总是佛之妙用,快乐无忧,故名为佛。”(《五灯会元》)
法融听了又问:“此心既然具足一切,那到底什么是佛?什么是心?”四祖说:“离心无别有佛,离佛无别有心,念佛即是念心,求心即是求佛。要修成一颗铜墙铁壁般的佛心,只需随心自在就好。心,不用特意去观它,也不要去压抑它。”
法融仍有未明之处:“既然不许此心做观想修行的工夫,倘若内心起了情境,那该怎么办呢?”
四祖说道:“这境不分好与坏、美与丑,如果心存美丑、好坏,就是内心不净。只靠天天打坐是成不了佛的。面对不同情境,你心无挂碍,根本不去管它,那么你将修成晶莹剔透的佛心。”法融自此明心悟道。
法融禅师与四祖间的问答,便是禅宗修法的要点。南怀瑾先生指出,禅宗以“无门为法门”,但主悟明心地,彻见性源而已。法融禅师在未出家未学禅之先,便已是“学通经史”,深通儒、道的学者。出家以后,他的行止以“懒”出了名。实则他的全副精力都用在“观心”修禅上,所以便“懒”于一切外务。他的禅定修到百鸟衔花供养、见虎豹不惧的程度,已属“止观至静”的境界。但是在禅宗四祖道信大师看来,这并不意味着修成真佛。
道信大师告诉法融,佛有两种,一种是所谓“佛家之佛”,佛门所有的神通变化无所不知,所有的业障因果概无可动,换句话说,再没什么伟大的修行可以赶超了,已经成了人们顶礼膜拜的偶像了。另一种佛是“人间之佛”,就像正常人一样,坦荡自在地生活,唯一有所不同的是时时处处,总有“佛之妙用”,这样的才是真佛。
修佛干什么用啊?是为了断除烦恼、修行至静、证到果位;还是为了行菩萨道,度化众生?显然,后者才是佛理的正要。
法融悟出的道,也是两个要点。一是念佛打坐作高僧状,或许可以修炼得静到极点,但那是学懒的办法,是可以以圣者自居,是能得百花供养,但不过是“圣执法执”。二是要达到“圣凡情泯”的境界,不认为自己是圣凡,就觉得有什么了不起,不以圣者自居,或者说得修炼到与常人无异,百鸟不知道是圣者了,不给他衔花了,这个时候,真佛修成了。
修佛就是为了牺牲自我,成全他人,是为了做好事,做善事,而不是为了自己成佛,这是修佛的精要之理。高僧之高,不在于懂多少佛理,彻多少悟性,而在于既然有见地必然有修行,见地得从修行中来,修行就是做事,否则就是“只贵子眼正,不贵子行履”。做事是痛苦的,需要断了一切烦恼,才敢入世。总之,真正禅的精神,不是只图意境上的独自清闲享受,而是注重行为的舍施,却不期望任何回报。
以诗入禅,心得自然
有关牛头山法融禅师的精辟法语,莫过于他对博陵王的答问。尤其对于心性体用之间的警语,如“恰恰用心时,恰恰无心用,无心恰恰用,常用恰恰无”等至理名言,传颂千古。同时亦为南宗六祖一下的禅门所服膺。
——《禅话》
法融依四祖的嘱咐,安住在牛头山,法席的盛况与五祖的黄梅道场不相上下。到唐永徽三年(653),邑宰肖元善请师在建初寺讲《大般若经》,听者云集。会后博陵王崔玄暐,与法融大师请问佛法。博陵王即是唐中宗被武则天废位后能重新复位的五功臣之一,贬武拥李的主流。
博陵王与禅师请示佛法,谈论许多,后论及心性体用的问题。博陵王问:“恰恰用心时,若为安隐好?”意思说迷情起于心用时,应如何才是?若果真要起心用时,是否以安然稳定,或不为他人知为上策?
大师说:“恰恰用心时,恰恰无心用。曲谭名相劳,直说无繁重。无心恰恰用,常用恰恰无。今说无心处,不与有心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