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宗教听南怀瑾讲佛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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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9章 听南怀瑾讲禅宗 (13)

一般人以为求道,就是去和别人求,向老师去求;求法,就是去向高僧请益,向名家、大善知识去请求传授。佛门也有“传法”的仪轨、制度,但那只是一种“仪式”而已。真正的“法”不是口传手传,而是心传,即以心相印。

大量的禅宗语录、禅门公案中,都记载了只有一个会心的表示,而无别的什么东西可传。“心心相印”这个成语,也是从佛家来的。所谓“心心相印”,就是祖师与弟子智慧相通,一句话,一个表情,一个动作,即已传递了信息,从而证明弟子已真正发现了自己心里的宝藏,所以叫“心外无法”,“心外实无可求。”

马祖说的“自家宝藏”就是自己的证悟。这个证悟(宝藏)就叫“明心见性”。从污染的心变为清净的心,从烦恼的心变为智慧的心,从偏执的心变为觉悟的心,这就叫“明心”。性是佛性,“见性”就是见到自己本有的如如不动的佛性。别人看不见、摸不着,只有自会、自知。当然无法言传。一旦开悟,也就是发现了自己的宝藏。

南怀瑾先生认为,马祖的教育法,就像唐代文化中诗的文学一样,充满了淳朴、弘大、性灵的美,一反历来宗教上呆板拘执的陈腐气息。他就像个大猎户,随处可以猎到人才,造就人才。

抚州(江西)的石巩慧藏禅师,原本是个猎人,素来最讨厌看到出家人。有一次,他追赶猎物时经过马祖的住庵门口。马祖特意来堵着他。

慧藏没好气地说:“和尚,看到一群鹿过去吗?”

马祖问:“你是什么人?”

“打猎的人。”慧藏很不友善地回答。

马祖不以为然,又问:“你会射箭吗?”

“当然会。”慧藏觉得马祖是在蔑视他。

“你一箭能射几个?”马祖接着问。

慧藏回答:“一箭能射一个。”

马祖听后哈哈大笑:“你实在不懂得射箭。”

慧藏大怒,指着马祖问:“那么你懂得射吗?”

“我当然懂得。”

“你一箭能射几个?”慧藏将信将疑地问。

“我一箭能射一群。”马祖凑到慧藏跟前说。

“彼此都是生命,你怎忍心射杀一群?”慧藏火冒三丈,攥紧拳头问马祖。

马祖大喝一声:“你既然知道彼此都是生命,那你为什么自己不射自己呢?”

“如果要我自己射自己,实在无法下手!”慧藏突然觉得从未有过的迷茫。

“你这人有无数迷惑和烦恼,”马祖手指跪地的慧藏说,“从今起都完全断绝了!”

慧藏被他一语点醒,当下便抛弃弓箭,自己用刀割断了头发,拜马祖为师,自求出家为僧了。

为生活而射猎只能解决一时的安逸,射去心中的迷惑却能解决一生中的烦恼与痛苦。一般人认为明、暗两者不同,但有智慧的人却了解明、暗两者的本性是没有差别的。我们的自性本身是清净的,为善为恶都是由心而生。如果此心想恶的话便入地狱;想善的话便进天堂。有恶害之心便变成龙蛇;有慈悲之心便变为菩萨。执迷不悟,念念起恶便无法得道;一念向善便生智慧,想通了你即是佛。

有一天,慧藏在厨房里打杂。马祖进来问:“你在干什么?”

“牧牛。”

“你怎么牧牛啊?”

“只要它一进草地,我便猛拉牛鼻将它拽回。”

马祖赞许慧藏说:“好,你真会牧牛。”

慧藏听了,一句话也不说,自顾自地休息去了。

从佛经到禅宗公案,有许多以“牧牛”来借喻调心的法要,著名的《牧牛图》就是最形象生动的开示。《牧牛图》蕴含的寻牛、得牛、牧牛、人牛合一到无牛可牧的牧牛心法,与禅者迷、悟迷、迷悟、悟、正修的心路历程不谋而合。我们常用执迷不悟来形容沉迷于某种恶习而不思进取的人,用“当局者迷”来形容执着于某一事态的人。大部分人都是世俗的“当局者”,如同一个无牛可牧的牧童,不知生从何来,死从何去。等到看到他人醉生梦死夭折了,才顿时心有感触,发现自己也有类似的劣迹,开始有所醒悟,想要改变现状。如同牧童想到了生计、生死的问题,准备去寻得一只牛来放牧。

既然已经悟出自己身陷迷雾,那么如何才能冲出迷雾呢?为此他们开始寻求解脱、追求迷悟的道路,天天扪心自问,“日三省吾身”。于是,佛法的自净和禅的观心自照作为一条捷径把他们引入了方便法门。如同那位牧童立志好好牧牛,不让它去侵犯别人的庄稼和菜地。久而久之,心魔被驱跑了,心火降了,心事掏空了,心净了,回到了空的本原,可以自我调剂了,悟得了真谛,真正进入“心中无我,我亦无心,心我合一”的境界。如同那位牧童,把牛驯服了,并把它驯化得通了人性,可以随意驾驭,可以自如地骑牛回家,就是放任不管,它也不会在去侵犯庄稼和菜地,真正的人牛合一、无牛可牧的境界。

禅门独行,由海之始

盛唐之际,经禅宗大师马祖道一禅师,及他的得意弟子百丈怀海禅师的创制,不顾原始印度佛教的规范与戒律,毅然决然建立中国式的禅门丛林制度,集体生产,集体从事农耕,以同修互助的团体生活方式,开创禅宗寺院的规模,致使佛教各宗派与佛学,在中国的文化与历史上,永远植下深厚的根基。

——《禅宗丛林制度与中国社会》

丛林原指僧侣聚集,修道之处,一般指禅宗寺院,所以又叫禅林。中国禅宗丛林制度的创立,始于马祖道一与百丈怀海师徒。马祖时代的丛林已有一些规矩,不过真正创立清规的却是百丈怀海禅师。

禅法传入之初,禅宗僧侣大多栖住于律寺,时日一久,龃龉丛生,所以马祖道一便在荒山另建丛林,作为安顿禅僧之所。百丈怀海禅师承继开创丛林的马祖禅师,立下一套极有系统的丛林规矩——《百丈清规》。所谓“马祖创丛林,百丈立清规”,即是此意。千年以来,清规虽屡经删修,但却始终以此为蓝本。宋儒曾仿效此清规而创立书院。元、明、清三朝更以书院为乡学,充作养士之所,此皆拜《百丈清规》所赐。宋代程明道先生一日走过定林寺,偶见寺院斋堂仪法,喟然叹曰:“三代礼乐,尽在是矣!”由此可知,此部清规不仅树立禅宗的生活规范,同时亦受当时学者尊敬与重视。

百丈怀海禅师,生于公元720年,福州长乐人,本姓王。年幼时即有出离尘俗之志,自幼即喜游访寺院,研读经藏。《指月录》上说他幼年时随母亲到佛寺拜佛,就指着佛像问:“这是谁?”母亲说:“那是佛。”他对母亲说:“佛形容与人无异,我后亦当作佛。”所以他于二十岁时出家学禅,后来又从南岳的法朝律师受具足戒,并修习、戒、定、慧三无漏学。马祖禅师在江西大开法门,怀海后来师从之并倾心依附修学。百丈怀海与西堂智藏、南泉普愿同时于马祖大师处登堂入室,聆听法要,时人并称之为三大士。怀海得法后,就在洪州新吴(江西新奉)大雄山居住传法。因为大雄山险峻雄拔,渊深百丈,又称百丈山。

百丈禅师立清规时,表明“吾所宗不局大小乘,非异大小乘。当博约折衷,设于制范”。因此,大众不论职位高下,尽入僧堂。堂中设长连床,施椸架,挂搭道具,卧必斜枕床唇,谓之带刀睡,是为坐禅太久,稍事休息而已。早上坐禅,晚上听法,饮食随众,而且行普请法,上下均力。寺主长老则居于“方丈”之室,不立佛殿,唯树法堂,代表尊重现前说法者,故于长老说法时,两序大众须雁行立听。从此,禅宗有如法的依止处,丛林制度清规得以确立。

百丈禅师不仅是立法家,更是实行家,他将禅学落实于日常生活中。百丈每日除了领众修行外,必定亲执劳役,勤苦工作,对生活中的自食其力极其认真,对于平常的琐碎事务,亦不肯假手他人。渐渐地,百丈禅师年纪老了,但他每日仍随众上山担柴,下田种地,过着自耕自食的农禅生活。弟子们不忍年迈的师父仍做这粗重的工作,因此,大众恳请他不必随众劳动,但百丈禅师坚决地说道:“我无德劳人,人生在世,若不亲自劳动,岂不成废人?”

弟子们阻止不了禅师服务的决心,只好将禅师所用的扁担、锄头等工具藏起来,不让他做工。百丈禅师无奈,只好用不吃饭的绝食行为抗议,弟子们焦急地问道:“为何不饮不食?”

百丈禅师道:“既然没有工作,哪能吃饭?”

弟子们没办法,只好将工具又还给他,让他随众劳动生活,一直到九十五岁圆寂。后世的人把这段美谈称为“百丈高风”。

百丈禅师倡导“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农禅生活,曾经也遇到许多的困难。因为佛教一向以戒为规范的生活,经百丈禅师的改革而为农禅生活,因此有人批评他为外道,破戒比丘,极尽诋毁讥评。殊不知以后佛教之所以能够长久传布,却全靠这一制度的存在,其规制的流传。

“百丈清规”使禅宗的体制更加中国化,为禅宗独立自主地发展提供了有力的组织保障。其中的“普请法”——无论上下都参加集体生产劳动——适应了中国古代小农经济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通过自力劳作,实现自给自足,为禅宗的生存与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经济基础,从而使禅门生活安定,无求于人,较少受到政治波及,并可以吸纳更多的学人。这是南宗禅一枝独秀于其它各宗派的最可靠保证,也是禅宗得以稳固并不断扩大影响的最牢固的基础。因而赞宁在《怀海传》中说:“禅门独行,由海之始。”同时,农禅造就的禅宗这种自然、恬淡、平静的生活状态,以及自由超脱的精神境界,对官僚和士大夫来说,不啻为人间天堂,因而吸引着他们与禅僧交往,在各方面都促进了儒释的融合。对正统儒学来说,是促进了宋明理学的形成;对佛教禅门来说,则深化了它的中国化。二者的结合影响了中国的方方面面。

百丈禅师的改制可以说是真正佛教的革命。丛林制度改变了僧人靠乞食为生的习惯,以集体从事农业生产,达到自给自足的经济制度;消除刻板的宗教迷信仪式。在丛林中,僧人过着集体生活,大家一起劳动、一起修行,每个人的身份都是平等的。南怀瑾先生认为,百丈禅师创建丛林制度,本意只是为了便利出家僧众,不为生活所障碍,能够无牵无挂,好好地老实修行,安心求道,绝没有用世之心,所以他的一切措施自然合于儒佛两家慈悲仁义的宗旨。由于《百丈清规》的制定,丛林经济得以自给自足,并有其特有的教团组织,所以在会昌法难之后,禅宗仍能一枝独秀地屹立于乱世,乃至传灯一千多年而不衰微。倘若百丈禅师当时不毅然改制,还让僧众们保持原来的乞食制度,佛教岂能保存其规模,传流到现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