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安帝元初七年（120年），贵霜帝国国王迦腻色迦二世去世，导致了贵霜帝国内忧外患不断。先说外患。在贵霜帝国的东部，北匈奴在东汉政府的攻击下，向西北方面迁徙，其在外蒙古的根据地逐渐被鲜卑部占领，北匈奴失去了回旋的余地，北匈奴单于决定西走康居，逼迫康居向锡尔河以南迁徙，也有一部分匈奴人尾随南迁，直接威胁贵霜帝国的生存；在西面的伊朗高原，新兴的萨珊王朝取代了安息王朝，向东蚕食贵霜帝国的属地，而贵霜帝国也开展过一些武力反击；在南面的恒河流域，公元4世纪前半期，笈多王朝兴起，向西北派兵，与贵霜帝国争夺印度西部的统治权。
就贵霜帝国内部而言，到3世纪中期，波调王才出现，说明贵霜帝国内部已经动乱了100多年。大月氏人在这100多年当中，开始翻过葱岭，向西域各个绿洲城郭国家，乃至中国内地、长江流域迁徙。这是大月氏人历史上的第二次民族大迁徙。这次迁徙与第一次迁徙不同，第一次迁徙，是往西，逐渐迁徙到阿姆河流域，以在中亚建立了贵霜帝国而告终。这第二次迁徙，则是贵霜帝国内乱，周遭国家强盛，贵霜帝国的难民和僧人向东大迁徙到中国腹地的洛阳和南京，以在中国建立起大乘佛教而告终。敦煌的大月氏人，就是在这次民族大迁徙中，中途滞留下来的难民。
（1）敦煌：汉文化西进的策源地
汉武帝末年设置的敦煌郡，扼据玉门关和阳关，管辖敦煌、效谷、冥安、渊泉、广至、龙勒等6县。据《汉书》记载，全盛时期，有11200户，38335口。经过西汉的刚性治理，到东汉时期，东汉政府开始柔性管理西域和敦煌，在一大批像班超、班勇有作为将帅的率领下，戍边的田卒、迁徙的移民、被贬的官吏，与绿洲上的土著一起，开发了西域和敦煌。特别是敦煌，是“华戎所交”的“大都会”，也是汉文化西进的策源地，一些被贬的中原官吏，伴随着两汉对河西的开发，他们拖家带口，迁徙到敦煌，成为这里的世家豪族。诸如：索武抚，原本西汉大中大夫，因直谏而获罪朝廷，为了保住性命，率领子孙，在元鼎六年（前111年），从巨鹿南口，迁徙到敦煌，于是成为敦煌人。西汉司隶张襄，因得罪了外戚国舅霍光，在地节元年（前69年），举家迁移敦煌。氾雄，御史中丞，因“直道见惮”，在汉成帝河平元年（前28年），从济北庐县迁移到敦煌。敦煌李氏，自称是李广的苗裔。敦煌曹氏、令狐氏、翟氏也都是中原世家豪族，因政治原因，迁徙到敦煌的。两汉之际，窦融治理河西，使河西“宴然富殖”，把周遭的羌人和北地、上郡的流民也吸引到河西来定居，等东汉政权稳定，窦融归顺朝廷，河西避免了战争的毁坏，使西汉迁徙到敦煌的世家豪族发展了起来。到2世纪初，敦煌已经是人才辈出，汉文化已经成了这里的主流文化，渊泉人张奂，用儒家经典培养的门生有千人，著有《尚书记难》30余万言。贫民文人侯谨，为人打工为生，晚上燃烧柴草读书，终身不仕，著有《矫世论》、《应宾难》、《皇德传》等30余篇。
公元2世纪中叶到3世纪中叶，贵霜帝国因迦腻色迦二世逝世，内部发生了动乱，贵霜难民翻过葱岭，沿着喀喇昆仑山、昆仑山，或经青海羌人区，南下四川，或沿着阿尔金山，通过玉门关进入河西，在河西各郡定居下来。竺法护就是这些东迁河西大月氏人的后裔，魏明帝太和二年（228年），生于敦煌，按照汉族的习惯，姓支，这是居住在敦煌的大月氏人的姓，取名字昙摩罗刹，汉译为法护。从支法护的姓名来判断，他出生的家庭，应该是一个非常虔诚地信仰贵霜佛教的家庭，法护的意思，就是要把贵霜佛教在汉地弘扬开来。有如此信念的寓居敦煌的大月氏人，应该属于从贵霜帝国东迁的贵族阶层，或亡命的贵霜王族。普通老百姓人家的大月氏流民，不会取这样政治色彩浓厚，护教心切的名字。
魏明帝青龙三年（235年），是年支法护8岁，拜外国沙门竺高座为师，出家为僧，本姓支随师姓改为竺。这是道安以前的中国佛教传统，一个人出家为僧以后，要把自己的俗姓，改成出家师父的姓，所以称为竺昙摩罗刹。他的师父竺高座，是一个具有远见卓识的僧人，《高僧传》只提到他的名字，没有其他生平事迹的记载，但他让竺法护在敦煌学习儒家典籍这件事来判断，他的国籍很有可能是贵霜籍，如果是天竺籍，他肯定让竺法护学习吠陀经典和佛教经典，而不是儒家经典。《高僧传·竺法护传》说，竺法护出家以后，在竺高座的栽培下，“笃志好学，万里寻师，是以博览六经，游心七籍”。“六经”、“七籍”都是对儒家经典的泛称。“六经”又叫“六艺”，是当时敦煌郡学校的教科书，指的是《礼》、《乐》、《书》、《诗》、《易》、《春秋》，孔子认为，《礼》是培养人的社会化的教科书，通过这本书的学习，是让一个人遵守各种社会规章制度，法律和伦理规范，并能涵养出谦卑的优秀品德；《乐》是培养人的团队精神的教科书，通过这本书的学习，能够涵养出与人和睦相处的优秀品德，并以谦卑的处事方式，构建和谐社会；《书》是记载唐尧、虞舜、夏禹、商汤、周文王、周武王的光辉业绩的教科书，通过这本书的学习，就能涵养出圣贤气象；《诗》是移风易俗、批评时政的教科书，通过这本书的学习，就能涵养出一个人的社会责任感；《易》是讲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变化规律的教科书，通过这本书的学习，就能涵养出按客观规律和社会规律办事的工作方法；《春秋》是一部提倡社会正义，鞭打社会丑陋现象的教科书，能够培养出一个人的社会正义感。
“七籍”又叫“七经”，是两汉王朝培养贵族子弟的7部教科书。由于两汉王朝提倡“孝治”，所以贵族子弟首先要学习《论语》和《孝经》，然后学习其他5部儒家经典，诸如《诗》、《书》、《易》、《礼》、《春秋》，加起来就称之为“七籍”。敦煌乃至河西，是两汉中原的移民区，这里没有受到中原政治紊乱引发的社会动乱的影响，两汉的教育制度保存完好。东汉以来的世家大族，实际上是以占有某一种儒家经典解释权的家族，主要培养走出家族，参与国家管理的人才，达到光宗耀祖的目的。所以要学习完儒家“七籍”。《高僧传》说竺法护在河西走廊“万里寻师”，这说明，他以敦煌为根据地，在整个河西走廊拜师学习儒家经典，可以说达到了精通儒家经典的程度。正因为这个学习过程不易实现，所以僧祐在《出三藏记集·竺法护传》里，把“游心七籍”，改为“涉猎百家之言”。这是因为，慧皎和僧祐，都是根据纪念竺法护的碑文为竺法护立传的，慧皎基本上原文不动地照录，而僧祐则作了比较符合实际的改动和文字上的润色。但笔者认为，就竺法护一生的事业来看，竺法护在河西走廊，“万里寻师”，学习儒家经典，达到“游心七籍”的境界，是完全有可能的。因为竺法护8岁出家，把整个身心完全投入到文化事业上，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学习完这7部儒家经典，甚至老庄玄学，达到“涉猎百家之言”的博学境地，是完全有可能的。
竺法护在全身心地学习儒家经典的同时，还要每天念诵1万字左右的佛教经文，一直坚持到晋武帝建立西晋王朝，才改变了这种每天念诵万言佛经，学习儒家经典的学僧生活。这时，竺法护已经39岁了，总共花了31年的时间学习儒家六经和七籍，并涉猎到老庄玄学等百家学说。
3.竺法护在西域搜集佛经文本
汉魏时期，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区域，主要在洛阳及其以东的郡国；南京及其长江流域。河西走廊的大月氏移民信仰佛教，但汉人移民似乎还没有人信仰佛教，他们主要是坚守儒家堡垒的世家大族，所以当竺法护在河西以僧人的身份拜师学习儒家七籍时，还遭到了人们的普遍嘲笑，这就是《高僧传》上所说的“虽世务毁誉，未尝介抱”。但敦煌必然是东西交通的门户，尽管曹魏对河西及其西域的统治不太认真，或无暇顾及，但还是在高昌设置了戊己校尉，对周遭绿洲城郭施加影响，尤其是车师后部，是戊己校尉的好邻居，与曹魏政权几乎达到到了正式的君臣关系，龟兹、于阗、鄯善、焉耆等绿洲城郭，都与曹魏保持着松散的联系。
就曹魏时期的西域内部而言，在西汉末叶有55个城郭国家，后进一步分化成100多个国家，经过东汉时期的不断整合，到曹魏时期，西域只剩下大约30个城郭国家，分属五大政权，在西域南道上，东部有鄯善统属的且末、小宛、精绝、楼兰五国集团，西部有于阗统属的戎卢、扜弥、渠勒、皮山五国集团；在天山北路东端已经汉化成高昌郡，在中道上，东部是焉耆统属的尉犁、危须、山王国四国集团，中部是龟兹统属的姑墨、温宿、尉头四国集团，西部是疏勒统属的桢中、莎车、碣石、渠沙、西夜、依耐、满犁、亿若、榆令、捐毒、休循、琴国十三国集团。天山北路中西段的三大集团，在文化上属于印度小乘佛教系统，东段高昌郡属于汉文化系统，西域南路于阗政权集团，属于贵霜大乘佛教系统，鄯善属于汉文化阵营。
晋武帝夺取曹魏政权的消息传到敦煌时，竺法护已经39岁，也是一个饱读儒家经典的大月氏僧人，他在听闻司马氏在洛阳发动宫廷政变的故事的同时，也听到佛教在洛阳传播的现状，虽然寺院建造得富丽堂皇，佛像雕塑得十分庄严，也有出家的汉僧住持寺院，但大乘佛教的经典，藏在葱岭以外的贵霜。竺法护听闻了洛阳佛教的现状以后，发誓要到洛阳传播贵霜大乘佛教。
从西晋泰始元年到二年（265—266），竺法护从敦煌来到西域游学，由于他在敦煌和河西求学长达31年，吐火罗语是他的母语，他又从敦煌西域移民中学会了龟兹语。在西域，龟兹语是小乘佛教的语言，而吐火罗语是大乘佛教的语言。从以上的论述当中可知，西域虽有30多个城郭国家，但语言文字不外乎吐火罗语文、龟兹语文和汉语文三种文字。这对竺法护来说，都早已精通。所以竺法护来到西域，基本上不存在语言障碍，至于各绿洲城郭的方言，可以通过文字和手势来进行交流，另一方面，竺法护来西域的目的，主要是搜集流传在西域的佛教文本，而不是来学习西域各绿洲城郭的方言，因为他发誓要在西晋的首都洛阳弘扬贵霜大乘佛教，而不是在西域各绿洲城郭弘扬佛法。所以，竺法护在西域搜集佛经文本，满打满算，顶多只有1年的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