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经济学对不发达地区（国家）的影响太深，它试图以发达国家的发展经验来规范发展中国家，认为发达国家的发展模式是适用于所有国家的共同路径。它强调计划的重要性，成为不发达地区政府主导型经济的重要依据。兰格认为，计划经济可以用国有企业制度和中央计划机关试错的方法，模仿瓦尔拉斯定价机制，取得至少与市场经济一样好的经济效率。而且苏联在20世纪30年代、中国在20世纪50年代也确实通过对工业化模式的模仿成功推进了工业化。然而，计划经济体制却最终遭到失败，关键不在于它无法模仿市场，而在于它无法促进自发的经济组织试验。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东部地区放手发展非公有制经济，事后出现了许多发展模式；而西部地区公有制经济占主导地位，政府总是试图通过事先制定发展战略来实现跨越式发展，结果却收效甚微。其实，不发达地区也可以无偿得到发达地区关于工业组织结构试验的信息，通过模仿发达地区的发展模式，跳过一些分工的中间环节，通过大力推进工业化实现跨越式发展。但这需要制定综合性投资规划，而且要防止东施效颦，更要因地制宜有所创新。对于宁夏这样的政府主导型经济来说，政策与战略必须谨慎，要尽量发挥市场的主导作用。
（三）林达贸易模式：不发达地区的贸易和招商
著名的林达贸易模式发现发达国家贸易的倾向是：发达国家（地区）同发展中国家（地区）之间的贸易量，远远小于发达国家（地区）之间的贸易量。我们则发现不发达地区的贸易模式是：不发达地区（国家）之间的贸易量，远远小于不发达地区（国家）与发达地区（国家）之间的贸易量。从宁夏贸易实践来看，宁夏与日本、美国等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量远远大于同西亚、中东和其他不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量，宁夏与福建、浙江等发达地区的技术经济合作和贸易量也远远大于与周边地区和其他中西部地区的贸易量。因为与发达地区的交易效率远远高于与不发达地区的交易效率。所以，宁夏应该继续坚持“向东开放为主、向西开放为辅”的原则；巩固和提高与发达地区（国家）的贸易，开拓和发展与不发达地区（国家）的贸易。外地民营经济在宁夏经济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应该充分重视。
招商引资是宁夏开放的难中之难。据我们对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外商直接投资（FDI）区域决定因素的计量分析，影响FDI全国区域布局的主要因素是市场容量、区位条件、城市结构、优惠政策等。区位不但影响运输效率，还通过地缘和血缘等因素影响投资，如港澳主要投资于广东，台湾投资于福建，韩国投资于渤海湾，美国、日本等投资于长江三角洲等。占领中国市场是外资流入的主要目的，东部地区是国内市场的主体，是商家的必争之地。在西部，四川成都、陕西西安是经济中心，重庆、兰州是交通枢纽，云南、新疆是特色地区，广西、内蒙古区位较优，而青海、宁夏、贵州、西藏投资环境最差，主要差在区位和市场。2002年，全国外商直接投资的527.43亿美元中，分布于东部地区的占86.1%，中部地区占9.5%，西部地区仅占5.7%。西部区域中心城市的基础设施并不比东部小城镇差，但“三平一通八车道”并不等于投资环境。近年来，银川市斥巨资建设基础设施，试图改善投资环境，其意义可能更多地在于将民营资本引入城市公用事业建设，招商引资方面则不一定能取得同样巨大的回报。宁夏应该注重重工业和高新技术行业等对消费市场依赖程度较小和对运输成本敏感程度较低的行业的开放和引资。
（四）区划调整能否形成城市最优规模
规模经济是新古典经济学的概念。在新兴古典经济学看来，规模经济的概念尽管抓住了分工经济的量的方面，但却忽视了分工经济最本质的东西。递增报酬并非由企业（或产业、城市等）的规模产生，而是由专业化和分工产生。专业化水平随每个人活动范围的缩小而提高，但专业化的增加并不意味企业（或城市）规模的扩大。城市化的驱动力与其说是企业内部规模经济，还不如说是城市外部规模经济（集聚效应II），即分工产生的正网络效应。城市化与职业多样化有关，但并不一定与所属企业规模有关。石嘴山市在计划经济时期的城市规划不可谓不超前，但作为煤炭城市曾经长期显得空旷而冷清，就是因为它是独立于银北当地经济的外置系统，不像平罗县是周边地区分工经济的贸易中心。近年来，宁夏十分重视企业规模和城市规模，强调要扶优扶强、做大做强。其实做大是分工经济发展（做强）的结果而不是原因，宁夏经济既可以小而强，也可以大而强，但绝对不能是小而全或大而全。生产集中程度（企业规模）和交易集中程度（城市规模）随分工水平的提高而提高。规模经济概念仅看到事物的表象，而忽视了市场化程度、交易次数和人与人之间的依赖程度等经济组织的拓扑性质。
城市规模和结构是市场选择的结果，分工的发展会使集中贸易地（集市或城镇）的数量减少而城市的规模扩大，形成分层的城市结构。人们一般在小城镇与本县人交易，在中等城市与外县人交易，在大城市与外省和外国人交易。所以强调区域中心城市就是强调扩大贸易范围。城市规模并非越大越好，城市可以形成聚集效益，也同时增加交易费用，在一定分工水平下，城市化的实际水平并不能随区划调整而提高。区划调整的积极意义在于可以将相关区域内部化到区域中心城市的管理范围，降低交易费用，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从而促进城市化水平的提高。银川市区划调整后，土地、人口等实际控制规模的急剧扩大并不能说明其城市功能和辐射能力明显提高，银川作为区域中心城市的规模和地位，取决于专业化生产和分工经济水平的大小。建设“大银川”任重而道远。最优城市分层结构只有在一个无人能操纵城市层次数和各层人数的自由社会中才能达到，且必须给予人们横向和纵向自由迁徙的权利。
（五）“行政资源优势”：模仿、创新与集团利益
过去曾有人把宁夏与东部发达地区的一些市（县）作比较，称宁夏是“省级建制、地级规模、县级实力”的地区，这种比喻虽不准确，但反映了宁夏经济实力薄弱和发展处于较低层次的现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国家通过转移支付手段，对宁夏社会经济的发展给予了巨大的支持。因此，基础设施和上层建筑建设水平已经超越了宁夏经济的自然发展水平，有人称之为宁夏的“行政资源优势”。由中央财政转移支付来维持宁夏相对庞大的行政和事业部门，对提升宁夏经济的分工水平和市场规模有利，但负面影响是公务员可能利用权力进行寻租。越是经济不发达的地区，其内部分配关系越紧张，对新经济发展的抑制作用也越严重，政府机构改革也更加艰难。必须通过改革，充分优化配置第三产业资源，为其嫁接与市场经济的接口，提高宁夏行政事业单位的工作效率。必须通过全区经济环境的制度创新，改善投资环境，降低制度运行成本。这也是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建国上任伊始就倡导开展“创新经济环境”大讨论的意义所在。
通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在主要物质生产领域实现了过剩经济，但是在第三产业领域的改革严重滞后，国民经济形成了竞争部门和垄断部门，垄断部门的进入壁垒限制了竞争部门的产业升级，造成了竞争部门的过度竞争，所以垄断才是过剩经济提前出现的症结所在。非均衡条件下的产业结构转变更加能够加速经济增长。重工业和第三产业是中国目前要素市场分割和调整滞后等不均衡现象最为严重的部门，必须以改革的精神加速第三产业的超常规发展。由于教育、房地产、旅游等第三产业是目前城乡居民生活需求增加的重要方面，深化第三产业改革，增加第三产业的有效供给，是扩大内需的关键。
不发达地区可以利用发达国家自发积累的组织信息进行创造性地模仿，产生所谓经济发展的后发优势。中国作为大陆成文法系没有普通法系，通过“衡平法”程序来自发形成新法律的机制，所以自发的制度改革往往以“违法”的形式出现，最终通过政府政策的肯定和法律的修改得到推行，如联产承包变革就是如此。制度创新需要承担风险和成本，并可能妨碍特殊集团的既得利益。目前中国地区之间自发改革的竞争态势已经形成，但发达地区一般以诱致性制度变迁的形式率先进行改革，而不发达地区则往往坐等中央政府的强制性制度变迁来推广。对于不发达地区来说，有意的制度模仿比自发的制度试验更有效率。发达国家和发达地区积累了长期发展市场经济的制度和组织经验，我们完全可以借鉴这些经验来解放和发展宁夏的生产力。宁夏的有些部门在改革问题上，也是采取一慢二看三通过的方式，中央不下文推广的就不敢改，更不敢创天下之先。自治区党委和政府应该责成综合部门密切关注外地改革的动态，深入调查研究，充分发挥宁夏民族区域自治的优势，积极推进宁夏自发的制度试验和有意的制度模仿。
（六）双二元经济结构：宁夏山区经济循环发展战略
宁夏经济具有城乡差别和地区差距的双二元经济结构。刘易斯认为，不发达国家在经济发展初期一般存在现代部门和传统部门不同性质的二元结构。宁夏在计划经济时期从东部地区内迁的大型企业，至今仍然在经济中起着主导作用，还有形成完整网络的行政事业单位，这些现代部门具有嵌入式特征，与宁夏本地的传统农业部门形成了二元结构。由于城里人的专业化水平总是比乡下人提高得快，出现的城市与农村之间生产力差异即二元经济结构是自然的和过渡的，只有存在城乡人口迁居的自由，城乡之间的真实收入才会逐步均等化，二元经济才会消失。目前虽然户籍等限制城乡人口迁移的制度已经得到一定程度改革，但农村小农经济依然是汪洋大海。应该积极推进城乡统筹发展。我们注意到外生的国有经济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容纳能力有限，而内生的非公有制经济却更多地整合了劳动力等当地的生产要素。
宁夏还存在山区和川区两个截然不同的地区。川区是西北地区重要的农业基地和工业基地，山区是全国有名的贫困地区。宁夏经济是外向型经济，宁夏山区经济却仍然被封闭经济困扰。山区2001年家庭经营收入货币化程度为53%，家庭经营农业生产支出货币化程度为64%，食品消费货币化程度为38%。山区农民吃啥种啥的自给自足格局没有根本改变。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富国之所以富，穷国之所以穷，其根源就是富国能通过好制度有效地减少内生交易费用，而穷国的制度往往鼓励了机会主义行为，降低了劳动与报酬之间的联系程度，缺乏激励机制。我们认为不发达地区的自然条件和资源禀赋的恶劣同样可以降低劳动与报酬之间的联系程度，形成缺乏激励机制的经济系统，并且反过来形成贫困文化，靠天吃饭与“等靠要”相辅相成。所以，宁夏山区经济面临自然和制度的双重制约。
必须提高山区与川区及周边地区的技术经济联系、分工水平、市场化程度、贸易依存度和经济循环程度。西海固贫困地区得到了国家扶贫开发资金长期的支持，自治区党委和政府也召开了山区工作会议对贫困山区给予了重视，自治区在建设扬黄扶贫灌溉工程、吊庄移民、隆湖工业扶贫开发区、闽宁合作扶贫、小流域综合治理上黄模式、打井打窖等方面积累了成功经验，山区的交通、教育、医疗等基础设施的建设也得到了极大改善，应该在此基础上专门研究山区与川区等外部经济的分工和循环问题。
必须把山区人口问题提到发展山区经济和开发式扶贫的首位来考虑。山区最大的资源是人力资源而不是土地资源，山区经济是劳动力无限供给的经济。我们必须放弃愚公移山式的开发战略，而进行人力资源开发会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必须提高山区农民的就业水平、收入水平和文化素质，转变生产和生活方式，从而真正转变农民的生育观念。应当重新反省山区的人口政策，在条件成熟时制定有利于山区可持续发展的新的人口政策。必须重视发展农村劳务经济，加强山区劳务输出工作。宁夏要充分利用各项扬黄扶贫水利枢纽工程来尽可能多地解决山区人畜过载问题，必须把扶贫作为新灌区的主要任务。
必须充分发挥宁夏山区和川区的农业比较优势，以市场为导向，发展商品农业、特色农业。山区应该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马铃薯、地膜玉米、小杂粮、桑蚕、中药材、林果、油料作物等特色农业，提高农产品科技含量。在提高分工和收入水平的前提下，山区应该逐步退出没有比较优势的小麦种植，最终形成山区从川区调入大米、小麦等粮食，川区从山区调入杂粮、油料等品种的农业分工格局。必须培育山区经济新的增长点，以促进退耕还林还草政策的长期落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