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加大建设节水型社会的力度
自从2004年提出在全区范围内建设节水型社会以来，宁夏水资源利用效率和效益明显提高。但对节水型社会的宣传还不够到位，居民节水意识有待提高，节水办对城乡节水型社会建设的协调能力有待提高。应该建立以用水权管理为核心的水资源管理制度体系，建立与区域水资源承载能力相协调的经济结构体系，建立与水资源优化配置相适应的节水工程和技术体系。
4.完善农民用水者协会的节水机制
水资源管理事关公众的生存和发展权，公众作为用水户享有知情权、参与权。应该建立和完善用水户参与水决策、监督、管理的制度和机制。在涉水事务的决策过程中，建立水质、水量、水环境信息完全公开制度，通过公示或举行听证会等方式，让公众参与决策，增加管理的透明度和公众的信任度，提高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水平。宁夏目前已经建立了农民用水者协会，但用水协会的运行费用是依据农户用水总量来提成，节约用水则意味着协会减少收入。所以，应该以近三年平均总取水量作为协会提成的基数，因节约用水而使协会减少的收益由县财政统一补偿。
（三）从福利管理向商品管理转变
我国的水利工程供水长期实行的是公益性或政策性低偿供水政策，1985年国务院颁发了《水利工程水费核定、计收和管理办法》，首次提出以供水成本为基础核定水费标准，供水开始被作为一种有偿服务行为。1992年开始起草并于2004年实施的《水利工程供水价格管理办法》，是我国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体现。《水价办法》规定水价实行分级管理，规定了基本水价和计量水价相结合的两部制水价等。我国已经初步建立了符合市场经济发展的水价形成机制，但还需进一步完善。
1.实行累进制水价
宁夏属于西北干旱半干旱地区，水资源短缺是经济发展最大的瓶颈，因而要实行累进制水价，使用水大户多缴费，节约用水者低水价，鼓励合理使用水资源。逐步调整城乡水价，加大水资源费调整力度，以经济杠杆促进节约用水。
2.实行“全成本+用户承受能力”定价模式国际上水价一般采用“边际成本+承受能力”定价模式、“服务成本+承受能力”定价模式、“全成本+承受能力”定价模式三种类型。水资源短缺的国家一般采用全成本定价模式，其水费由水资源费和供水系统的服务费用等构成。水价一般应该包括“水资源费+（成本+正常利润）+污水处理费”。我国资源性产品普遍定价偏低，水价只包含不完全成本，西北地区水资源严重短缺，更应该实行全成本定价模式。但考虑用户承受能力，也是发达国家水价管理的基本原则。由于城市供水长期垄断经营，普遍缺乏详细的基础统计资料，水利部门职工福利待遇较高，因而水资源费的成本及其合理性成为水价听证分歧的焦点。要建立供水企业经营统计及其成本约束机制，提高供水企业的效率，降低供水成本。
3.适当提高城镇生活用水价格
供水是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但是供水并非普遍公共服务，按照受益者支付原则应该全成本核算。2011年，全国各地大中城市纷纷上调居民用水价格，宁夏城镇生活用水价格偏低，银川市从2004年以来水价未变，应该适当提高第二、第三级水价。自治区有关部门计划从2009年起每年调高0.2元立方米，到2012年阶段性调整到位。
4.对农业用水进行财政补贴
农业用水历来占宁夏取水量的绝大部分份额，高效利用灌溉水正是缓解宁夏水危机的核心措施。近年来，我国在部分粮食主产区实行了农业水价综合改革试点，改革的思路主要分三个步骤：一是财政补贴进行灌区末级渠系节水改造和维护，减少灌溉用水损耗；二是建立农民用水者协会，明确末级渠系产权和管理责任；三是实行终端水价制度，水价不但能够覆盖国家水利工程管理单位向末级渠系供水的成本，也能够覆盖末级渠系水利工程养护成本。应该建立农业水价补贴制度，适当提高农业用水价格也非常有利于提高农业用水效率。应该建立节水奖励基金，对节水的单位实行奖励。
5.继续增加水权交易规模
宁夏农业用水比重大，工业化快速发展必须加快行业间的水权转换；宁夏山区水资源严重短缺，要继续加快扬黄灌溉水利工程建设，探索地区之间水权转换方式。逐步探索自流灌区和扬黄灌区的水权转换，以及农业灌溉用水向城市生活用水转换。要进一步细化水资源初始产权。
参考文献
［1］宁夏回族自治区水文水资源勘测局：《宁夏水资源公报》，历年。
［2］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利部编：《中国水资源公报》，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历年。
［3］段庆林：《宁夏水资源使用效率及管理体制研究》，《宁夏社会科学》，2010年第5期。
宁夏工农业产品交换剪刀差变迁研究
价格是价值的表现，更体现着一定的经济分配关系。采取剪刀差方式，在工农业产品交换中，人为地使农产品价格低于价值，工业品价格高于价值，从而实现农业资金向工业部门的转移，是我国长期执行的一种主要价格政策。
本章分阶段研究1950~1994年宁夏工业产品剪刀差的形成原因、运行机理及其对社会经济的影响。
一、剪刀差问题的历史考察
计划经济时期，国家压低农副产品收购价格，并高定工业品销售价格，最终通过国营企业的上缴利税积累资金，集中加速工业化的发展。这种工农业产品不平等的交换关系被形象地称为剪刀差。为了维护剪刀差机制的有效运行，国家制定了一系列体制与政策。虽然农业生产的自然属性非常不适宜工厂式组织，但我国还是采用了农村集体化模式，并迅速高级化（一大二公、一平二调）和军事化（公共食堂部分供给制等），除了意识形态的原因外（意识形态也是降低制度运行成本的工具），根本原因是为了极大地动员农村经济剩余。并且通过粮食、供销、商业以至其他国营工业部门的利税上缴方式，成功地将农业经济剩余转换成财政收入。以“资本主义尾巴”的罪名被限制的集市贸易，不过是为了排除市场价格这个价格参照物对计划经济的干扰，维护剪刀差机制罢了。经过国民经济困难时期的教训，国家采取了轻税政策等，但剪刀差却在随后而来的“文化大革命”期间，因冻结物价12年未能提高粮食收购价格而被直线扩大。价格的扭曲造成了经济信息的失真，农业因长期资金流失而维系在简单再生产的水平。农村改革以农产品大幅度提价为起点，以及在1978~1988年以农产品统购制度的调放结合的改革，缓和了农村分配领域长期积累的矛盾，缩小了剪刀差差幅。缩小剪刀差可以增加农产品供给能力和农村工业品的购买力，在剪刀差机制没有消失之前，其贡奉额随着城乡工农产品交换的范围、数量扩大而增加。但剪刀差积累机制却因为农村工业化、交换市场化与城市供销及粮食、外贸等国有企业放权让利改革而大大弱化。剪刀差积累的耗散终于使中央财政对农业的投入显得力不从心，也就相应减少了农业基本建设和农业科技推广的投入，其负效应立即从农业生产上表现出来。三年治理整顿时期的体制复归与1992年国民经济建设过热，均在一定程度上伤害了农民的利益。当时国家每年高达500亿公斤的定购粮不过是主要维护国有粮食系统的部门利益罢了。如果说剪刀差在改革前为我国工业化提供了大量原始积累的话，那么改革后却截然相反，国家维护剪刀差机制的成本越来越大、收益却越来越少。剪刀差方式已经不能代替税收为国家积累资金。部门利益不但侵害了国家收益，更加重了农民负担。
二、宁夏工农业产品交换剪刀差阶段性特征
据测算，1952~1994年，宁夏农民通过剪刀差方式的贡奉额为37.81亿元，农牧业税收方式贡献额6.57亿元，农业储蓄方式向外转移额1.57亿元。农业总计为工业化提供的积累数为45.95亿元，占同期国民收入积累额的19.8%。而财政支援农业生产资金为22.43亿元，农业资金净流出量高达23.52亿元。在农业向工业化提供积累的三种方式中，20世纪50年代以税收为主，税收比重1952年为87.36%，1994年降为8.64%；剪刀差贡奉比重1952~1957年仅占0.2%，1959年开始超过税收，比重占44.16%，1966年为65.47%，1978~1988年平均为88.8%，1989~1994年平均为83.0%；储蓄信贷年度间变异较大，1952~1994年储蓄方式转移额比重平均为3.4%。剪刀差是中国工业化原始积累的主要方式。考察建国以来剪刀差的演变，大致可以分为五个阶段。
第一阶段：1950～1957年
新中国成立前，地主阶级、官僚资产阶级及帝国主义者控制着国民经济的命脉，他们把工业品运到农村高价出售，并在农村压低价格收购农产品，用这种不等价交换方式剥削农民。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采取统一全国财政收支、统一物资调度和现金管理、适当调整粮油收购价格等措施，迅速阻止了国民党造成的通货膨胀，使物价趋于稳定，国民经济开始恢复。
为了在工业基础薄弱、建设资金缺乏的情况下迅速建立起经济和国防现代化的物质基础，中国在学习苏联建设经验的基础上，把集中主要力量发展工业化特别是重工业作为经济政策的核心目标，从而掀起了工业建设的高潮。随着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开展，农产品的供给出现短缺，国家不得不对主要农产品实行统派购制度。1953年，国家对粮食、食油，1954年对棉花、棉布，1995年对生猪，1956年对羊毛、牛皮、黄麻等重要工业原料实行统购、派购和统销政策，并缩小和取消粮、棉、油的地区差价和季节差价，以便把私营批发商从流通领域排挤出去，克服农民的惜售思想。但对边远地区和贫瘠地区的粮价实行保护价格，也提高了猪、牛、蛋和食油的购销价格。
在这一阶段，农村经济有了较快的发展，对工业化也有一定的贡献。据统计，1957年宁夏农业总产值（现价）20905.1万元，比1950年增长82.7%；农作物播种面积迅速扩大，达到1231.78万亩，比1950年增加475.36万亩；粮食总产量为56040万公斤，比1952年增长18.1%；社会农副产品收购总额达到5075万元，粮食收购量高达19673万公斤，比1952年增长2.23倍，粮食征购率达35.1%。虽然购了“过头粮”，但国家在统购中能够充分考虑农民合理的经济利益，并对宁夏这样的老、少、边、穷地区实行价格保护和补贴政策。据统计，1950~1957年，宁夏农副产品收购价格增长65.6%，而农村工业品零售价格增长16%，按正指标计算的工农业商品综合价格指数为142.8%，说明农民用等量的农产品所换取的工业品数量比1950年增长42.8%，解放前遗留下的剪刀差呈急剧缩小态势。1952年，宁夏农产品价格低于价值8.13%，工业品价格高于价值59.33%，剪刀差为67.46%。到1957年，农产品价格反而高出价值6.89%，工业品价格反而低于价值13.07%，剪刀差为-19.96%。1952~1957年，宁夏农民出售农产品多收入270万元，购买工业品多支出285万元，两相抵扣剪刀差贡奉额仅有15万元。
第二阶段：1958～1965年
1958年，我国国民经济建设进入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期，由于在经济工作指导上过分强调人的主观能动作用，工农业生产犯了高指标、瞎指挥、“共产风”等错误，否定商品经济和价值规律，严重地破坏了国民经济的比例关系。1959年起，我国又连续三年遭到严重的自然灾害，粮食和经济作物的产量大幅度下降。加上苏中关系恶化，我国被迫偿还外债。天灾人祸，使国民经济进入困难时期，出现了巨大的财政赤字和市场紧张，特别是农村集市贸易的农产品价格飞涨，农产品的牌价与市价差距较大。
为了克服困难，国家加强了财政、信贷、物价的管理和农产品收购工作。1961年，中央根据对国计民生的重要程度将国家收购的各种农产品分为三类，采取三种收购政策。“第一类物资实行统购政策，包括粮食、棉花、食油。第二类物资实行派购政策，包括人民生活需要的重要农产品、工业生产和基本建设所必需的若干重要原料、材料和包装材料；对外出口的重要农产品。不属于第一类、第二类的农产品都是第三类物资，国家需要收购的部分实行议购政策。”统购和派购的农产品执行国家牌价，议购的农产品实行议价。并采取分期分批提高粮、棉、油、猪等农产品收购价格，粮食超购加价，稳定粮、棉、油、猪肉等18类人民生活必需品的销售价格，对糖、酒等少数商品实行高价政策，使供求关系得以调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