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经济城与乡:宁夏二元结构变迁研究
48446300000036

第36章 资源税改革对宁夏经济的影响及其对策(12)

根据试点县按耕地面积分组的负担状况分析:一是农民人均负担最多的是人均3~4亩耕地的农民,耕地面积在人均3亩以下的农民是规模越大负担越多,4亩以上的农民是规模越大负担越轻。改革以后农民负担普遍减少,但负担重的减少的少,负担轻的减少的多。二是人均负担水平与亩均负担水平呈高度负相关关系,即人均经营耕地面积越少其耕地负担越重,可能是耕地越少的地区其土地生产率越高的缘故。改革使人均耕地面积1亩以下的农民减负最多。三是负担率最重的是人均5~6亩耕地的农民,改革使2亩以下和5~6亩的农民负担率降低较多,而3~5亩的农民负担率反而提高,主要是受农民纯收入增减的影响。四是人均耕地面积在8亩以上的农民人均负担、亩均负担和负担率显著提高,但其纯收入和家庭经营总收入水平也提高明显。五是改革前人均耕地面积越多其人均纯收入和家庭经营总收入水平越高,改革后农民家庭经营总收入变得相对平均,而纯收入则表现出耕地面积越小收入水平越高的倾向。虽然这种趋势因川区与山区土地经营规模和生力水平差异较大而并不显著。

2.乡村集体收入减少,寅吃卯粮,负债沉重,开始精减乡村干部和教师

宁夏作为不发达地区,农村集体经济薄弱,地方财政收支紧张,基层财政收入主要依靠“三提五统”提供。改革以后乡镇财政预算收入和村级管理资金大幅度减少,宁夏七个试点县目前乡村两级收支缺口近5000万元。突出问题是乡村债务负担严重,试点县中的四个县的乡村净负债12924.95万元,相当于该区域平均每个乡镇负债226.8万元,乡村人口人均负债214元。主要是普九验收、小康建设等达标升级活动以及乡村道路建设等公益事业债务,乡村集体企业债务和农村基金会吸收的农民股金呆账等。债权方面,农民税费尾欠较多,追缴难度增加。由于部分乡镇以“三提五统”作为贷款的依据,甚至已把后三年的“三提五统”提前超支,改革后债务难以化解。各地采取的措施一是合并行政村组,精减村组干部,减少各项开支;二是调整农村学校布局,压缩教师编制,推行聘任制。

3.个别地区农民负担应缴额减少、实缴额增加,原因错综复杂

宁夏农村税费改革中七个试点县有两个农民人均实际负担加重。据抽样调查:改革前后,惠农县农民人均负担从88.39元增加到132.6元,亩均负担从30.06元增加到46.36元;彭阳县农民人均负担从9.91元增加到15.5元,亩均负担从2.09元增加到2.93元。初步调查有几种情况:一是改革前农民税费尾欠较多,实际税费支出低于应缴额,改革后税收统一由粮站扣除,完税率提高;二是改革前部分地区基层为了提高征收率,将部分税费冒充是水电费等群众容易接受的项目收取,致使部分税费支出记入了生产费用;三是部分新开荒地被纳入征税范围,部分地多的乡村和农户增加了人均负担。另外,税费尾欠追缴工作即将开始,也将使历年尾欠记入当年负担。

参考文献

[1]冼国明等:《“三提五统”与农村新税费体系》,《经济研究》,2001年第11期

[2]盛来运、孙梅君:《减负:瞄准中低收入农民》、《2000-2001年:中国农村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

[3]段庆林:《不发达地区农民负担问题研究》,《管理世界》,2002年第7期。

[4]陈锡文:《与时俱进迎接挑战推动农村经济新发展》,《中国农村经济》,2001年第11期。

[5]靳相木等:《农村税费改革很可能造成土地公有制的虚拟化》,《中国农村经济》,2001年第11期。

[6]段庆林:《我国农村宏观分配制度改革的回顾与展望》,《战略与管理》,1998年第3期。

[7]段庆林:《中国农村分配格局研究》,《中国软科学》,1998年第11期。

宁夏二元结构转化:分工演进与劳务经济

虽然城乡统筹发展已经成为新的国策,但改革开放30多年来,二元经济结构没有得到根本改变。从联产承包变革农民获得择业自由,到乡镇企业和劳务经济的兴起,城市化率也已经迅速提高,但至今农民工城市融入问题依然是难题,打破城乡二元结构依然是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前提。我们借鉴新兴古典经济学理论和分析方法,从分工演进和资源配置两个角度来对宁夏二元结构转化历程进行分析。

一、宁夏二元结构转化特征分析

(一)二元结构转化的阶段性特征

二元结构的出现是由于传统部门和现代部门分工水平不同,而分工水平又受交易效率的影响。农业活动必须占用大量土地并分散居住,而工业活动集聚于城市可以大大提高交易效率。低分工水平下不会产生城市和城乡差别,但交易效率提高时,不同工业专业之间分工变得有利可图,而为了节约不同专业之间的交易费用,工业一般集中于城市,城市随之出现并形成城乡差别。改革开放初期乡镇企业出现并形成村村冒烟的分散布局,是受城乡土地等制度制约,目前工业集中布局于园区早已经成为规律。

二元经济结构首先表现在劳动力资源在传统部门和现代部门之间的配置及其产值结构的变化,二元结构消减意味着农业部门的就业比重和产值比重逐步下降,而非农业部门的就业比重和产值比重上升。我们采用三个指标来测度二元结构变化情况。一是比较劳动生产率,即某个部门产值比重与就业比重之间的比率;二是二元对比系数,即农业比较劳动率与非农业部门比较劳动率之间的比率,此为二元对比系数I,其倒数是二元对比系数II。二元反差指数,即两部门产值比重和就业比重之差的绝对数的平均数。二元对比系数I越小,二元反差越大;二元反差系数越小,二元结构越不明显。

改革开放以来宁夏二元结构可以划分为五个阶段:

第一阶段,1978~1986年,农村改革削弱二元结构。联产承包变革和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改革统派购制度等,提高了农民生产积极性,刺激了部分年份农村劳动力就业比重增加,并通过精耕细作,农业增加值比重从23.6%提高到30%,农业比较劳动生产率从0.339提高到0.467,而非农部门改革滞后,劳动生产率从2.506降低到1.955,二元对比系数玉从0.135提高到0.239,二元反差系数从0.459降低到0.342。

第二阶段,1986~1993年,二元结构恶化。农村改革的制度效应减弱,而宁夏没有抓住乡镇企业发展机遇,城市户籍制度改革缓慢,劳动力市场滞后于商品市场及其他要素市场,影响农村劳动力转移和农民收入增加。农业增加值比重迅速从30%降低到19.9%,而就业比重仅从64.2%降低到61.1%,劳动力难以顺利转移。农业比较劳动生产率从0.467大幅度降低到0.326,而非农部门比较劳动生产率仅仅略有提高。二元对比系数I,降低到0.159,二元反差系数提高到0.412。

第三阶段,年,第二轮改革给缩小二元结构短暂机会。

1992年邓小平南方讲话掀起经济发展高潮,城市多农村劳动力需求增加,乡镇企业开始引起关注。农业就业比重稳步小幅降低,而农业增加值比重也略有降低;农业比较劳动生产率从0.326提高到0.363,二元反差系数缩小到1996年的0.375。

第四阶段,1996~2000年,在改革开放形势压力下二元结构转化处于倒退状态。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出口受到影响,城市经济放缓,国内出现过剩经济,乡镇企业发展空间受到压制,国有企业改革“减员增效”对农村劳动力产生挤出效应,农村劳动力比重缓慢降低,农业比较劳动生产率降低到2000年的0.271。二元反差指数提高到2000年的。

第五阶段,年,二元结构加速减弱。年以后宁夏开始实施工业化、城市化和农业产业化“三化联动”战略,宁夏工业化率和城市化率大幅度提高,户籍制度放开,农村劳动力快速进入城市服务业和工业部门,对农村实行“多予、少取、放活”的一系列政策,农业就业比重从57.6%降低到39.4%,农业增加值比重从15.6%降低到9.4%。形成了农业和非农业的比较劳动生产率双双下降的态势,农业比较劳动生产率从0.271降低到0.239,非农业劳动生产率从1.991降低到1.495,但农业和非农业比较劳动生产率差距依然较大。二元对比系数I从0.136提高到0.16,二元反差指数从0.42降低到0.3,这是宁夏改革开放以来二元结构消减最为快速的一个时期。

(二)二元结构现状分析

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的发展,宁夏二元结构现状如何?1978~2010年,宁夏第一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从23.6%降低到9.4%,但农业就业占全社会从业人数比重仅从69.5%降低到39.4%,农业人口占全区总人口比重从82.82%降低到62.77%,人口结构转化滞后于就业结构,就业结构转化又滞后于产值结构。

20世纪80年代,联产承包变革给农民择业自由,首先是人口和劳动力结构的改变,就业—人口结构滞后程度的拐点要快于增加值—人口结构滞后程度,更快于增加值—就业结构滞后程度的拐点。均先是结构契合程度改善,后来又有所恶化。1993~1996年增加值—就业结构和增加值—人口结构滞后程度开始同步降低。1996年以后增加值—就业结构、增加值—人口结构差距均开始扩大,1998年以后就业—人口结构差距也开始扩大。2008年以后,尽管工业部门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但非农就业比重依然有较大提升,主要是服务业领域就业增加,仅仅是城市化受到抑制,农业人口比重降低微小。随着劳动力市场供给开始紧张,农产品价格暴涨,增加值—就业结构滞后程度开始降低。

2000~2010年,宁夏农业就业比重下降18.2个百分点,其次是农业人口比重降低8.5个百分点,最后是农业增加值比重降低6.2个百分点。但增加值—就业结构滞后程度增加20%,增加值—人口结构滞后程度增加60%,就业—人口结构滞后程度增加1.5倍。农业产值比重已经降低到10%以下,其降低速度将逐步减缓;就业结构也已经逐步优化,农村年轻人绝大多数外出打工,但由于户籍制度和生存成本等制约因素,大量生活于城市的农民工难以真正融入城市社会,人口结构转化严重滞后,已经成为二元结构最显著的特征。农村依然是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和劳动力的蓄水池。

(三)二元结构的地区差异性

宁夏二元结构水平各地区存在显著差异性,似乎存在一个规律,即二元结构转化在横截面资料上表现出“倒U型曲线”的发展轨迹,拐点在人均GDP水平21000元左右。在发展水平较低的山区,随着人均GDP水平提高,二元发差指数逐步扩大;在人均GDP水平较高的川区,随着收入水平提高,二元发差系数反而降低。可以预期,绝大多数山区市县将随着发展水平的提高,二元结构反差指数可能会继续扩大,而川区绝大多数市县将随着收入水平提高,二元结构逐步消减。

宁夏二元结构水平较低的市县,一类是低水平分工下的二元结构,如泾源县和海原县,几乎没有像样的工业,处于工业化初期阶段,农业增加值比重较高,而政府行政企业部门就业比重较大,劳务输出较多,就业结构转化较快,农业比较劳动生产率较高。另一类是高分工水平下的二元结构,如石嘴山市和银川市,工业化和城市化水平较高,农业增加值比重和就业比重都已经很低。二元结构反差指数最大的是中宁县和灵武市,灵武市因宁东基地建设和羊绒工业园区建设,中宁县工业园区、物流园区建设也很快,工业化发展迅速,但农业就业比重还很高,重化工业对当地农民就业贡献不大。

二、宁夏农业分工水平

(一)农业分工水平

分工水平从个人专业化水平、迂回生产程度、中间产品种类数三个层面来描述。农业分工水平可以用以农业机械总动力为代表的机械性资本投入和以化肥为代表的生物性资本投入来度量,主要代表迂回生产程度。

1978~2010年,宁夏第一产业劳动生产率从325元/人提高到1425元/人,其中有两个时期第一产业劳动生产率提高较快,一是1983~1986年,第一产业劳动生产率提高47%,而第一产业分工指数仅提高27.6%,这一时期主要是家庭经营等制度效应。二是2001~2010年,第一产业劳动生产率增长1.15倍,而第一产业分工指数提高1.1倍。分工水平提高对生产率提高贡献较大。1978~2010年,机械化水平提高7.1倍,化肥施用量增加倍,机械化对农业分工贡献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