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乔木又指出，仅仅注意生产方面还不够，还要注意怎样正确地分配人民的收入，对整个国民收入的分配要有正确的比例。一方面要正确利用这种分配迅速发展工业，另一方面要利用这种分配适当地、逐步地改善人民生活。对积累和消费、对国家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之间的关系要摆得适当。一方面要注意满足国家的需要和集体的需要，一方面又要照顾人民个人的利益。积累过多胡乔木论八大的基本精神了，人民生活就得不到改善，拿不出多少东西供给人民消费。积累太少了，国家经济就得不到发展。积累与消费要规定正确的比例。工业要迅速发展，人民生活又要很大改善，是不可能的；但工业不发展，生活要年年改善，也是不可能的。正确的做法只能年年稍为有所改善，使人民感到生活虽不是很满意，虽不是非常好，但是总可以一年比一年好些。
胡乔木指出，八大的经济政策还注意到另一个问题，即有计划的集中统一经营与自由的分散小型经营的关系。胡乔木说：“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的、集中的、统一的经济，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我们注意到，不能仅仅有计划的、统一的和集中的经济，还要有相当一部分经济不由国家计划，而由地方计划，或者地方也不列入计划。”“许多企业需要大规模，也有许多企业不需要大规模。许多项目需要中央直接管理，也有许多企业不需要中央直接管理，可由地方、一直到区和农村来管理。两方面都照顾到，这样才会使我们的经济有和谐的发展，而不致发展成畸形的东西。在商业方面，除了要有国家直接支配的统一市场以外，还要有在国家领导下的自由市场。如果只注意到由国家计划、统一、集中的一方面，那末就会使得产品种类减少，规格花色单调，产品质量也可能下降，就不能充分地满足人民生活需要。”
胡乔木在具体分析的基础上对八大经济政策两个基本特点作了概括：“党的‘八大’在经济政策方面，注意到优先发展重工业，也注意到相应地发展轻工业，注意到发展工业，同时注意改善人民生活；注意到有计划的、大规模的集中经营跟分散的、不列入计划的、小规模的经营这两个方面的结合。这是党的经济政策的两个基本特点。这两个特点，是总结了我国过去的经验，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的结果。”
（二）国家政治生活方面的几个问题
胡乔木说，党的八大对国家的政治生活，也作了许多重要的决定。关于八大对政治问题所采取的一些政策，胡乔木就五个方面作了说明。这五个方面是：关于政府工作，法制问题，统一战线工作，民族关系，党的工作。
关于政府工作。胡乔木指出：“八大着重提出来要扩大民主生活，这是跟国内主要矛盾的变化直接相联系的。”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民主专政的性质有了改变，“就是由工农专政改变为无产阶级专政。因为国家的任务发生了变化，政权的性质也变化了。政权既是为社会主义而奋斗，就是为反对和消灭资本主义而奋斗。”他着重指明：“今后民主生活须要扩大，一方面是因为阶级关系发生了变化，另一方面，是因为过去的民主生活里面，还有一些不充分的地方。”而由于革命的胜利，社会主义的胜利，在贯彻群众路线、密切地依靠群众方面的缺点，“更加显得严重”。他还指明：“我们的政府除了反对内外的敌人以外，它越来越重的职能，是组织国家的经济生活，成为各种经济领域的司令部、领导机关。
因此，就更加要求我们的政府民主化，更加要减少错误，要求密切联系群众。”胡乔木阐明，八大着重要求各方面的领导机关，必须在自己的工作中密切依靠群众，在各方面更加接近群众。他的报告中揭露了现实生活中存在的官僚主义现象、专制主义现象，提出要坚决地反对，要扩大对于政府工作的监督。指出：八大“要求各级领导机构要依靠群众，健全民主制度，贯彻集体领导，实行民主管理，从各方面展开反对官僚主义、反对专制主义的斗争”；对政府工作人员，特别是上级人员、高级干部，要求接近群众，不能搞特殊化，不能“造成一种特权的地位，享有一种特殊的权利”。胡乔木严肃地指出：“这是国家民主化的一个严重的障碍。”“如果跟群众脱离甚至对立的话，那末国家就形成了新的统治阶层。……如果那样，那就是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一种危险”。“在社会主义社会，要消除这种现象，把党跟群众的联系，领导人跟群众的联系，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强，更密切起来，把已经形成的那些不好的现象消灭。”胡乔木还告诉大家：“‘八大’把中央和地方的工作作了适当的调整，因为如果什么事都集中到中央，就更不容易把工作做好，官僚主义就会更发展。”
关于法制问题。胡乔木说，八大对于加强法制作了明确的规定。在社会主义革命完成以后，“重要的工作应该是保护生产力，推动生产力的发展。”因此，要使一切守法的人得到充分的人身保障，不使他们有不安全的感觉；对于一般违法的人，要给予宽大处理；还应该做到“最高限度地不采取死刑”。
关于统一战线工作。胡乔木指出：“‘八大’对于统一战线工作也作了详细的指示，说明在社会主义胜利以后，统一战线仍然要加强，并且特别提出了‘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
关于民族关系。八大强调提出反对大汉族主义的必要。胡乔木作了十分透彻的分析。他说：“党指出，汉族对少数民族应该看作是欠了他们的债，今天对少数民族的一些帮助，性质上是偿还我们的祖先在历史上所欠的债。汉民族应该看到自己有许多欠缺和理亏的地方，做好少数民族的工作是我们的责任。”
关于党的生活。胡乔木指出，以上关于政府工作、法制、统一战线、民族关系这些问题，都是为了使我们的国家进一步民主化。所以，“为了国家的民主化，党的生活也必须进一步民主化。”胡乔木说：“新党章和修改党章的报告对这些都作了充分的说明，如基层组织权力的扩大，党代表大会制度的改革，地方党组织作用的确定等等。还特别强调提出，党内的不同意见，应得到必要的照顾；允许不同意见在一定范围内自由讨论；在纪律许可的范围内，在党内有发表的机会。少数人有不同意见，除了服从和执行同级党组织的决定以胡乔木论八大的基本精神外，仍可保留自己的意见。对在党的工作中犯了错误的同志，也不采取绝对的办法，而采取适合于党的团结、能够使所有的积极力量都能发挥的办法。”胡乔木深刻地指出其重要意义：“这些规定，都是为了保证进一步扩大党内民主。党内民主的扩大，就会在考虑国家问题的时候，使国家的民主生活进一步扩大。国家民主生活扩大，就可以少犯错误，犯了错误，也容易发现和改正。”
四、关于两条战线的斗争
胡乔木在阐述八大关于经济建设的方针、政策和关于政治生活的决定、指示之后，又高屋建瓴地从总体上指出，必须进行两条战线的斗争，才能建设一个健全的经济，才能形成民主化的政治生活。
胡乔木指出：“在经济政策中，既不能片面强调工业的发展，忽视人民的生活，也不能片面强调国家有计划的集中统一的经营，忽视必要的自由分散的经营。另一方面也不能过分强调人民生活，忽视国家利益，过分强调自由分散的经营，忽视集中统一。”胡乔木又指出，在政治生活中，“既要看到国家生活中的缺点和扩大民主的必要，又不能忽视专政的必要。不能以为反革命分子、帝国主义不存在了，他们不想毁灭我们了，因此忽视巩固专政的必要。一方面要看到党的领导和政府的领导不是没有缺点的，另一方面，也不要认为党和政府的领导充满了错误，根本脱离了群众，跟群众相背离。”在这里，胡乔木唤起人们吸取波匈事件的教训，指出：“这样想，就会得到很危险的结果，不利于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我们可以从东欧国家取得教训。这种想法发展下去，会使人民群众对于我们所得到的很大胜利看不清楚，对于应该依靠什么也忘记了。这也是必须坚决反对的。”最后，胡乔木精辟地指出：“在每一方面，都要进行两条战线的斗争，既反对‘左’的，又反对右的，沿着正确的马克思主义的道路，使我们犯错误最少，忍受的困难最少，走向工业化，使我们的国家走向幸福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