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艺术中国古代伪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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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0章 伪币的制造和流通(4)

宋代的交子还是在私人发行期间,即“同用一色纸印造,印文用屋木人物”。官营以后,不论是交子、钱引还是会子、小钞等,都使用铜版套色印刷,上面印有鸟兽花木或历史故事,色彩鲜艳,造型生动,印制精美,这种印刷技术在当时的世界上也是极为先进的。元初政府印制纸币用木版,至元十三年(1276)后即改用铜版。由于用铜制版成本较高,所以伪造者多用瓦版或木版来代替,如上述南宋蒋辉等伪造会子均用梨木版。至元五年(1268),博州路聊城县曾抓获伪钞犯石治民,《元典章》中对此有较详细的记载:

状招至元五年七月内,于瓦上雕成司天台印一颗,木头上雕成至元年、月、日,阶见欲写司天台文字。又于至元六年八月内,雕成五百文、五十文、二十文伪钞版、印各一副。

两次自行印造伪钞二十一贯四百九十文,节次使讫七贯五百文。

明确说明是在瓦上和木版上雕刻的。至大四年(1311)十一月,徽州路民方子华等人印造伪钞所用的印版,为政府查禁和烧毁,则此亦当为木版无疑。利用瓦版或木版,成本低廉,又可以在短期内印造大量的伪钞,因而它备受造伪者的青睐。当然,伪钞集团也有用铜版印钞的。如1989年,河北磁县发现六块印造至元通行宝钞的铜版,经考证断定为伪钞用版。

在明朝,造伪者还有用锡版印制伪钞的。据文献记载,江苏句容县有个叫杨馒头的人,为谋取暴利,令银匠“密修锡版,文理分明,与印造纸马之户同谋印刷”,即主谋用锡制作宝钞的印版,印刷假钞,后来被官府发现,按律处斩。此案不仅杨馒头和银匠二人被斩首,而且酿成了一大惨案,从南京到句容县长达九十里路途之中,尸首相望。杨馒头因印制伪钞被杀,可他所制的锡版印出来的伪钞却“文理分明”,在技术上是比较成功的。

南宋会子的面值,有二百文、三百文、五百文、一贯等几种,蒋辉案中所伪造的纸币系“一贯文省”,乃是面值最大的一种,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此伪造团伙之胆大妄为。一般纸币作伪,多伪造面值较小的,因为面值大风险也大,而伪造中小面值的纸币则较为保险,便于花用,也不易引起人们的警惕(这和现在人们使用人民币时对一百元、五十元等大面额纸币较注意辨别真假,而对小面额的一元、十元钞就不太去注意真伪一样,人们的普遍心理是怕承受大额的损失)。

至于上述至元伪钞案中的石治民,也只是雕成五百文、五十文和二十文伪钞版印各一副,两次自行印造伪钞二十一贯四百九十文,但他仅花了七贯五百文就锒铛入狱了。从时间上看,石治民伪造的当是中统元宝交钞,当时最大面值的中统钞为二贯,最小的十文。他不敢印大面值的,只印制了较小面值的几种,符合伪造者的一般情况;而他能花掉所印的三分之一伪钞,可见其伪造水平也不低。

也有的伪造者,由于作伪技术较差,所造伪钞根本不能使用。如元世祖至元七年(1270)二月,德州司都喜与苏瘦儿伪造交钞九百五十贯,但由于没有使用红印及墨条印,一眼即可看出不是真钞,因此难以行使。这样的事例,在元代还有很多。

2.挑剜裨凑,以真作伪

除了直接伪造纸币外,还有一种变造作伪,属间接伪造,亦称作“挑钞”,即在真钞的基础上进行作伪,或者是对旧钞的图案、印押、界数进行涂改,制成新钞重新流通,或者是通过挑改表示金额的文字,以增大真钞的币值。与直接雕版印造相比,间接作伪虽不能大批量制作伪钞,但危险系数相对较低,又无需多少成本,因此在手段上更是技高一筹。不过挑钞一般多系个人作伪,而且难以成批生产。

宋代纸币有兑换易界制度,即定期(一般是三)用新币换易旧币,纸币经兑换后,旧币一般要尽数焚毁,然也有旧币重又流出行用的记载,如南宋东南会子“十四、十五两界旧(会)多破损,屡尝换易,积于封桩(库),未及焚毁,又复移用”。伪造者将旧钞经过涂改,或增大币值、或成为新币重新通用,十分方便。

至元十六年(1279)元灭南宋后,曾以中统钞收兑民间所存宋代关会,中统钞一贯合会子五十贯。由于新旧纸钞兑换不合理,旧钞作价太低,近乎废纸,许多人不肯把它交出来,因此江浙民间存留了不少南宋会子,一直到四十年后还有大量的关子和会子在民间流通,这就为伪造者提供了可乘之机。由于这些关会纸色粉青,与中统钞颜色相近,于是有的伪造者“复行纠合无籍哗民收买,转行添插颜料,抄成钞纸,印造伪钞,比与宝钞色无异”,在当地民间流通无阻。

元代纸钞的钞面设计单一,不论多少面值,格式完全一样,只在尺寸、面额文字和钱贯图案、边栏图案上略有区别。这种设计,特别有利于伪造者在小额真钞上进行挑补,冒充大面额纸币。加之元代纸币所用的币材主要是粗糙的桑皮纸,纸币的发行又不行换界制度,因此印在上面的字迹经过长期的使用磨损,易于脱落,使字迹变得模糊不清,难以辨认。于是作伪者大都是挑补描改纸币的面值,即用尖细之物或挑、或剜、或拼凑粘补、或描改,把一两挑补做二两,五钱挑补做一两,将小额面值纸钞的面值改大,这种做法又称为“挑补描改”。《通制条格·仓库·倒换昏钞》中记载了一些常见的手段,如剪下真钞上的“贰”字、“壹”字移于五百、三百文的真钞纸上。这样,被剪去“贰”和“壹”字的真钞可以作为昏钞拿去平准行用库倒换新钞;而原先的五百、三百文的真钞经拼接、粘补后变成二贯、一贯钞了。

还有的则将完整的真钞扯去有“贰”字的一角,接到别的钞上,等等。

武宗至大四年(1311)九月,晋宁路万泉县查获一起伪钞案,案犯蔡软驴等人用笔墨和刀等工具,将一张一贯面值的至元钞,挑改做二贯。这是将小额至元钞改为大额至元钞,一改二,翻一番。元代至元钞一贯准中统钞五贯,若将中统钞改为至元钞,就翻了几番。仁宗延祐二年(1315)四月,江西省临江路抓获了一名叫萧真的侏儒,他招供说曾将二贯文的中统真钞用右手指甲刮除字贯及边栏墨迹,再用笔描摹改作面值二贯的至元通行宝钞,这样,二贯中统钞一跃就升值了五倍。另外,他还将至元钞三百文一张,挑改做了五百文。这些挑钞不乏乱真水平,如延祐三年,大都在城王黑厮挑补钞两后冒充昏钞赴钞库倒换,就成功地蒙过了司库者的眼睛。不过用这种描改真钞的方法作伪操作复杂,速度慢,所以其使用有限,所得伪钞数量也远不如直接作伪。

3.盗卖钞底,偷盗昏钞

钞底就是尚未加官印正式发行的纸钞。官方发行的纸币上都要加盖印记。南宋建炎年间(1127-1130),川陕宣抚司捕获非法私印的钱引三十万,随军转运使赵开对宣抚使张浚建议:“引伪,加宣抚使印其上即为真。”后张浚果然采纳了赵开的提议。加官印于伪钞上居然可以使伪钞变真,可见纸钞上官印之重要。官方造钞,一般在发行之前才在钞底上加盖官印,一些负责制造纸币的官员或职员就利用职权,将钞底卖给他人,买得钞底者自行雕刻官印盖印其上,这种手段较前面两种伪造方法更为简便。南宋宁宗嘉定十六年(1223),就有官吏指出当时伪造纸币的方法:“年来伪楮日甚,丁卯(开禧三)旧楮缀补以为新者有之,蜀道楮纲潜易于中流者有之,小夫窭人之家盗天子之权,私铸印文者亦有之。”又淳祐元年(1241),宋理宗下诏:“敕令所修伪造新会,揩改旧会,盗卖会底之令。”由此可知,上述作伪手法已颇为盛行。

纸钞由于其币材的局限性,不耐磨损,流通一段时间后就变得昏烂不堪使用,因此历代都有倒钞法,即将破旧残损的昏钞拿到政府相应的机构去换易新钞,昏钞上交后统一销毁。可是管库人员往往利用管理昏钞之便,偷盗出待烧的昏钞,复拿到市场中加以使用。如元至元二十九年(1292),长芦平准行用库的库官和库子等管库人员就采取不在昏钞上加盖退印的方法,伺机将昏钞偷出后分用。

四、伪币进入流通的途径

货币伪造活动往往呈团伙化,以集团的形式进行。原料提供、伪造、贩卖形成一条龙的特点。各种伪币只有被使用流通,作伪者才能牟利,因此伪币贩运、倒卖至商业繁华城市进入流通领域,也是这整个环节中非常重要的部分。

“私铸之钱不能自用,必藉经纪为之兴贩,铺户为之搀和,而其钱始得流布。”私钱的铸作往往在深山幽谷等湖山险绝处,而钱的使用则主要在京畿重镇商业发达、交易频繁之处,因此做成的伪币就须通过种种途径贩运至城市中。另外,在某地所做的私钱,往往并不在当地使用,而是贩至他乡行用。如清朝雍正朝时,江南等地所铸的私钱都运往江北,与此同时,北方地区的私钱则纷纷被运到江南。

盗铸者往往利用权势,公然抵抗政府的禁令,将私铸之钱,“托权要事势,度越关津,拒捍搜索者”,强行将私钱从深山僻谷运至商业重镇以行用。唐中期,江淮地区以广陵、丹阳、宣城为首,已成为重要的恶钱铸造基地。盗铸之家将铸成的私钱贮藏起来,待价而沽,因此当时各州的山野地窖,多藏有私钱,民间转相贸易,“奸滥渐深”。

与此同时,两京铜钱又逐渐滥恶,盗铸蜂起,私钱泛滥。市肆中好恶钱皆行,但官府不许恶钱加价回博,令各种轻重不同的钱同价行用。

为了追逐厚利,一些奸商、京师权豪往往就地收集好钱,运至江淮地区换取五倍的恶钱,再运至京师等地,冒充官钱,进入流通领域。贩运私钱的数量极多,以至从两京到江淮的路上形成“舟车相属”的“盛况”。这样私贩钱者和盗铸者配合串通,相互衔接运销劣币,以牟取暴利。明朝代宗景泰时,苏州松江等处的权势之家纷纷参与伪造,他们到京师货卖交易,所带的铜钱大小不一,且夹杂大量的锡、铁。

据当时刑部官员的奏文,民间所用私钱多系苏、松、常、镇、杭州、临清等地人铸造,而四方的客商遂汇聚而至加以收买。到了清代,通过漕运等将私铸钱贩往各地的情况更多,其中“江、浙私贩惟宁波、上海两处最多。或附漕船沿途变卖,或雇船装载驾往各处销售。每过关口,有一定使费,任意往来,目无法纪”。漕船上的兵丁夹带私钱、私盐等违禁物品,遇有官府稽查就动辄抗拒,蒙混过关。如湖广、襄阳等地既是重要的产粮区,又是私铸的重灾区。大量的私钱遂由粮船运至京城各处售卖,流通非常便利。康熙后期,山东一带最多私铸,私钱通过南北往来的粮船和龙衣船源源不断地运到江北各地。

由于江北地区私铸小钱实在太多,禁不胜禁,最后朝廷也只得下令“江南不用小钱,惟江北行使,以少宽禁小钱之限期”。

官府铸钱监散在地方各处,而货币的管理则在中央,因此各地钱监所铸之钱大量的要运输到京城。北宋时朝廷在长江流域设有江州广宁、池州永丰、建州丰国等九大铸钱监,所铸铜钱均由钱纲运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