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府的物资在运输过程中常常被偷盗、换易，纲运的钱币也有被私自换易的。宋沿唐制，每官纲起发，都有若干人管理和押送，以保证纲运的安全，纲运从启发到卸纳，都有严格的手续，而运钱纲船的组织较其他纲船更为严密，如为了运输物资的保密与安全，押纲人及纲梢都要开具保明呈尚书部备案。但私铸之家与运纲者串通，私换钱币的事还是时有发生。从《庆元条法事类》中政府的防止盗铸立法上也可以看出：“诸钱纲押纲人、部纲兵级（本船梢工同）以私钱贸易所运之钱，虽应计其等，依监主自盗法，罪至死者减一等，配千里。本舡军人及知雇人犯者，亦以盗所运官物论。诸以私钱贸易纲运所般钱监上供钱者许人捕。”将私钱偷偷地换取搬运过程中的官钱，私钱由此流入经济领域，得以流通使用。
此外，运输其他物质的民间纲商在押运纲物的时候也会将私钱挟带至各地。后唐庄宗时期，私铸极其猖獗，“市肆之间，公行无畏”，时知唐州晏骈安认为这些私钱都是由江南的纲商挟带而来，朝廷也指出“因是纲商挟带，舟楫往来，换易好钱，藏贮富室”，并规定“沿江州县每有舟船到岸，严加觉察，不许将杂铅、锡恶钱往来换易好钱，如有私载，并行收纳”。宋代的纲运更发达，除了钱纲以外，有各种专业的纲商往来全国各地和京师之间，如粮纲、盐纲、茶纲、马纲、丝绸纲、香药纲、花石纲等等。宋制，“纲船不许住滞一时，所过税场，不得检税”。因此纲运中便出现了运卒、艄公及押纲人搭载私货的现象，而朝廷也默许纲运中对私货的搭载。至仁宗天圣三年（1025），甚至诏令：“自今应请般小河运粮盐人员坐船，许令只装一半官物，余一半即令乘载家什细色。”公开允许纲运私载货物。徽宗以后，政府对纲船搭载私货的比例还做了明文规定，大观元年（1107），许“留一分力胜载私货”。政和时（1111-1117）又增为二分。政府允许搭载私货的目的在于借此使纲运人员爱惜官物和船只，然纲商们却利用政府的默许私载和南来北往之便，大肆贩运伪币。如崇宁末年由于行大钱，导致盗铸泛滥，尤其淮南和两浙的私钱特别猖獗，当时“禁（私）大钱毋得至畿甸，而冒法不已”，“东南之钱舟衔尾而上”，将大量的私钱运至京师使用。
除了在纲运中以私作真，换易官钱以外，作伪者还有直接将盗铸劣币混入官库的。北宋哲宗元符二年（1099）七月，知渭州章楶上奏道：“治平四年……除阙薄、漏贯、字样不明、不成郭外，余并令官司受纳，库务辄有退换，仍立刑名。自此滥钱荡然无禁。”当时由于流通中货币不足，政府甚至公开允许质量尚好的私钱可以通用至国库。
南宋《庆元条法事类》中《库府·厩库》章多有私钱混入官库的记载：
“诸官司受纳诸色人钱，专库、捡捏之类以私铸混杂换易，罪轻者杖一百，仍勒停。许人告……获官司受纳诸色人钱（谓小平、当三并官铸者），专库、捡捏之类以私铸钱混杂换易者，（赏）钱一百贯。”官府对防禁伪币的措施，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伪币换易官钱的情况。元代类似的案例也很多。如元仁宗延祐四年（1317），曹州倒钞库官任义，勾结伪钞犯，利用职务之便，“转买将掐补挑剜假伪钞来，却入官库内倒换出钞本去了有，又江南来的蛮子并诸色人每，似这般将的假伪歹钞来，和他通同着也倒换出钞本去了有”。这样人不知，鬼不觉，就以伪钞倒换出大批库存真钞，使作伪钞者得以顺利地实现利益。
有时政府查拿甚严，私铸团伙长途贩卖私钱，不得不想尽办法躲避官府追缉，“或马骡重载，或舟舫潜贮，百方掩匿，期于不败此盗铸之骨肉也……亦有迹同黠鼠昼伏夜行，吏胥无从诘验”。而一旦在关隘等处所奉文盘查，“偶有拿获，藉词充公销变，而钱则官自行使，犯则任其逃逸”。
为避开风险，盗铸之家往往将伪币化整为零，分批脱手。由于政府的关津税务等管理不严，使商旅之人可以携带伪币到处使用，而地方乡村集市中的邸肆铺户等则是伪币进入流通的一个重要途径。
南宋孝宗隆兴二年（1164）正月，知潭州黄祖舜就上奏：“江湖之间，私铸轻薄沙钱，市井铺户每以好钱五百传换一贯，混杂贯百，与乡民买卖。”这些小铺户以半价的低价收买私钱，然后每贯钱中混入一百文左右的私钱，冒充官钱用出去，使私钱进入合法流通渠道。另外，民间的金银铺等也是私钱转化的一个去处。南宋孝宗淳熙九年（1182），有臣僚言及沙毛钱，指出这种劣质钱币虽然脆薄而易于毁坏，但数十年来却非常盛行，“多是金银铺户及诸色库户以见钱六百换易沙毛一贯，私相贸易，动以千万缗计”。宋代的官吏奏文中，多有铺户不守法纪，夹杂私钱行用的劣迹。除了在店铺中有意杂用沙毛等私钱蒙蔽普通民众以外，有些不法铺户还直接加入贩运私钱的行列。南宋后期，地方官宋自牧在审理王元吉夺人产业案卷上批示：
“遣子商贩，往来江右，动以官钱易砂毛私铸，搬入摄夹杂行用，以求厚利，遂使私钱流入湖湘贩者众……据供已五百贯……公然剪凿私铸，搬贩砂毛，莫敢谁何，遂使江西三角破钱，尽入湖南一路界内。”
清朝由于金融业的发展，在京城的金融机构非常多，从康熙年间至道光十年（1830），正规的钱铺共有五百十一家。此外，像金店、参店以及烟铺、布铺等杂铺，也附带有兑换银钱的业务，至于那些未正式挂牌但也在经营的钱铺还未计算在内。乾隆年间，京城内外，官营民营的大大小小当铺共有六七百座，而当铺正是进出铜钱最多之处。这些数量众多的钱铺、当铺就成了私铸者最好的洗钱场所。
对此，光绪八年（1882）上海《申报》就公开报道了钱铺参与私铸和洗钱活动的过程：
贪夫玩法，习为故常，以铜六斤和入铅砂，铸私钱二十五千，利至厚也。钱肆主人则以千钱重六斤十两以上者，谓之铜坯，易私钱十四千，搀兑之数每百二三焉。又为铜器作坊拣选白铜、紫铜二色钱之极重者，每钱八百，偿以鹰饼一枚。
钱铺老板先将每贯六斤十两以上的制钱提供给私铸者，换取私钱十四贯；然后在当铺日常的交易中支付钱文时，搭用百分之二三的私钱以获利。他们又拣选极重的白铜和紫铜制钱，卖给铜器作坊，每八百文可以换取鹰洋一枚，不仅直接参与私铸和私钱的流通，还为私销者提供便利。再如光绪年间，天津南乡一带多有私炉铸钱，铸成的钱运往城里销售，私钱一吊可以买制钱五六百文不等，于是“奸徒收买牟利掺和使用，每吊获利四五百文，若当铺钱庄每日出钱成千累万，以十中掺一计之，每千吊可掺百吊，万吊可搀千吊，其利何厚”！
天津《直报》曾有过这样的报道：
本埠私钱充斥……闻估衣街某钱铺开设有年，素称殷实，是昨在门前扛卸钱捆，车上另有两布袋，为伙友自行携入而沙沙有声，察度情形，定非制钱可比，果系犯法牟利，倘一旦发觉，当不止被罚已也噫！这些不法铺户是盗铸者的同盟军，他们为了牟利，故意低价购买劣钱，与好钱混杂使用，蒙混骗人。因此劣质私钱通过这些铺户得以大量流行，虽屡经禁止而仍然被盗铸和行用。
在地方上，沿街设摊的钱桌是清代制钱流通的基础力量。钱桌最早出现于明万历间，是钱庄的雏形，一般临街设立，没有固定的店面，主要进行货币，如黄金、白银、铜钱之间的兑换。清乾隆年间，逐渐扩展到经营兑换、存放款、汇兑等业务。制钱散布民间，尤其偏僻地区，更离不开钱桌的贩运。由于制钱价贱体重等本身固有的缺陷，流通成本较高，因此在流通过程中，随着路途的远近，其价值也相应攀升。如在京城宝泉、宝源二局以一比一千的银、钱比价兑换制钱，从京畿到各省，各省到各州县，各州县到各乡村，无人不从中渔利，最后形成了“非钱桌贩运，决不能使钱流通，若中无利息，又不能使钱桌贩运”的情形。于是有的钱桌为牟取暴利，兑换时经常在每千文中掺入沙板、锤扁小钱三四十文，逐渐也沦为私钱的洗钱渠道。
除了买卖交易，盗铸者还通过输纳官钱，如交税等方式，将私铸钱蒙混过关，混杂在官钱之内行用。北宋哲宗绍圣三年（1096），知潞州吕陶、通判范钺均因“粜常平斛斗纳下私小钱三万余贯，容纵私铸，惠奸民”，分别受到落职和降职的处分。可见当时盗铸之家用尽一切手段，不遗余力地将私钱混入官钱进入流通。在元代，有的伪钞集团神通广大，甚至能买通官员，用伪钞调换出平准交钞库中欲焚毁的昏钞，以真钞的形式进入民间流通及昏钞倒换领域。《元典章·新集》就记载了延祐四年（1317），一伪钞团伙买通曹州钞库吏人任义，用一千三百十二贯“挑补、挑剜、假伪”的昏钞调换出真钞的案例。
大量的伪币何以能如此畅通无阻地在流通领域中被使用？铜钱因为不是贵金属，人们只是把它当做流通手段，并不储蓄，只要还能在流通中被使用，就不会过于在意钱币的质量，所以私钱虽然减重了，也还能容忍其掺在真品中混合流通，人们对此一般也不很重视。
至于纸钞，本身只是一种货币符号而已，而且伪造的纸币如果质量较高，也难与官方发行的纸币完全区分，所以民间更有故意以低价购买伪钞来使用的（这与今天个别人偷用假钞的情形非常相似）。据南宋叶适所述，宁宗嘉定时期，越州之民就常乘昏暮之时，“持（伪）券索钱”，以致伪会得以大量流通。在元代，民间私相买卖伪钞的个案更为常见，如顺帝至元四年（1338），有人“用至元钞二两”“买到至元伪钞四两”，其黑市比价为一比二。也正因为买使伪钞者多，政府特意制定了“买使伪钞者初犯杖一百七，再犯加徒一年，三犯科断流远”的刑律。
南宋学者陆游在其《老学庵笔记》卷六中有一则记载：“胡子远之父，唐安人，家饶财，常委仆权钱，得钱引五千缗，皆伪也……或谓减其半价予人，尚可得二千余缗。”明知伪钞，仍可减半换真钞，说明当时伪钞和真钞之间可以进行交易，而且有一定的比价。又元成宗大德十年（1306），濮阳县民窦凤“状告印伪钞人王丑儿指张仲温等买使伪钞”，即指以小面值真钞买大面值伪钞。顺帝至元四年七月，四川成都勾龙高的奴隶丑奴“用至元钞二两，于巴张花处买到至元伪钞四两”，不难看出，当时真钞与伪钞的黑市比价亦大抵是一比二。
至于明清时期，一些奸商更是利用私钱与制钱的不同价值而公开大做手脚。他们往往先是散布谣言说某钱盛行、某钱不行，然后“贵卖其所积以图目前之利，又贱收其所弃以图他日之利”。至清末，私钱的使用更是日益公开化，“奸民以‘钱荒’争私铸小钱，一串掺十数两，公然列肆贩卖，各市掺用，渐及一半”。京城市面上所行用的私钱，早先是在官铸大钱之中掺用十之三四，到后来则几乎不见官钱，市面上所见的都是私钱了。直隶一带在光绪中“复有鹅眼小钱与黄色钱次第出现，期间稍长，而每串内甚有掺入七百且八百者，币制之坏达于极点”。直隶如此，其他各省也差不多，每百文钱中私钱有多至七八十文的，尤其汕头、潮州等处则有全用私铸小钱的。
甚至户部发放月饷也开支私钱，那些放饷的“蠹吏”，先私自将官钱调换成整串的私钱以中饱私囊，当发饷时，“原串私钱库外堆积，领饷者车载手持，皆路人所共见”。京师如此，各省也照例仿行，“采买之铜多由私销，发放之钱半系私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