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货的稳定关系到国家政治、经济、军事方方面面的问题，渗透入社会的每一个组成部分中，所以不论对国家的宏观发展，还是对普通百姓个人的生活，影响都极大。因此，正如宋人所言：“泉布所以权物轻重，通有无，其利柄当操之在上。”货币的铸造、发行和控制权应掌握在政府手中，以实行币制的统一，因为币制的统一是社会生活的需要，也是商品流通得以顺利进行的基础，而伪币的存在则对币制的统一起了阻滞作用。中国历代的货币问题，有很大一部分是私铸问题，历史上多次的物价波动，也多是由私铸所引起的。各种私钱“或不中式，故有薄厚轻重。农人不习，物模拟之，信故疑新，不知奸真。商贾以美贸恶，以半易倍；买则失实，卖则失理，其疑惑滋益甚”。因此一旦有货币作伪，其对社会的危害是巨大的。
伪币的危害，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使货币制度混乱不堪
国家币制的相对稳定，是经济正常运行的必要保证；法钱是国家铸造的标准货币，是国家政治经济实力的标志，代表着政府对国家货币铸造、发行的控制权。伪币的泛滥，势必会引起国家货币政策的反复多变，对法钱造成冲击，使货币制度混乱不堪。
种类繁多，成色轻重、大小不一，币值又较低的私钱大量存在，会导致币制混乱，阻碍官铸法钱的正常流通，出现“法钱不立”的局面。
特别当各种剪凿、盗铸的恶钱所占的比例越来越大时，甚至会产生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一方面，足重的标准法钱长时期地被销熔或剪凿后用以铸造轻小劣钱，数量日益减少；另一方面，由于政府规定质量明显有高低之分的好钱和劣钱同价使用，人们在支付时便尽量用私铸劣钱，同时尽可能地把好钱储藏起来或者转为他用。对于那些减重和贬值的私钱，虽然也可以作为一种流通手段在市面上流通，但人们决不肯把它们储藏起来，因为谁都明白，日久以后，这种私钱根本用不出去，所以不如趁还能使用的时候赶紧用掉，这样就加快了私钱的流通速度，进一步造成市场上私钱充斥，货币的标准重量下降，实际价值遭到贬损，导致购买力下降。而官方颁行的标准货币在流通中则受到排挤，不能占据主导地位，“奸钱日繁，正钱日亡”，政府对货币的发行和流转失去了控制，导致货币流通的混乱。
劣质私钱的大量行用，使货币的名义价值和实际价值差距日益扩大。私钱的泛滥往往使足值的好钱被销熔，铸为铜器或杂以铅、锡制成恶钱。剩下的在市场上继续流通的好钱虽与恶钱面值相同，但由于其实际价值远远大于恶钱，所以好钱在市易中必然要被加抬使用，市场上的商品也会因所支付的货币不同而具有两种价格，久而久之，好钱与恶钱就形成了一定比价关系：好钱一文当恶钱若干文使用。这样，在流通中就出现了“虚钱”和“实钱”两种计价、支付方法，引发出交易、转让中的许多矛盾和争执。
在本书第一章已述及汉代的币制多变，往往一项货币制度实施没多久就更改了。究其原因，一个重要因素就是私铸的破坏。一千多年以后的清雍正皇帝在谕告中也指出“私铸钱文大干法纪。且私铸不息，则钱法不能画一，而销毁制钱等弊皆由此而生”，严厉谴责私铸对国家钱制的破坏作用。
汉代自高祖至武帝元鼎以前，由于私铸的影响，导致朝廷对铸币权或放或收，摇摆不定。汉初高祖时行荚钱，“更令民铸钱”，允许民间铸钱，导致私铸大盛，盗铸之家将原重十二铢的半两钱熔化后铸成重三铢的荚钱，结果市场上充满了轻重不等、规格不一的货币，因此民间用钱，各地均不相同，“或用轻钱，百加若干，或用重钱，平称不受，法钱不立”，致使“市肆异用，钱文大乱”。到高后时，应该是不允许私铸的；文帝前期允许私铸，后期又不许私铸；景帝和武帝时又不许私铸。货币制度的反复多变，没有统一的政策，就是因为私铸恶钱的影响。而当时国家规定的钱币也轻重屡变，仅仅是武帝前期，就多次改变法钱的重量，建元元年（前140）“行三铢钱”，规定“盗铸诸金钱，罪皆死”，但“吏民犯者，不可胜数”，因此“有司言三铢钱轻，轻钱易作奸诈，乃更请铸五铢钱”；四年以后，“罢三铢钱，行半两钱”；元狩五年（前118）“罢半两钱，行五铢钱”，但是“郡国铸钱，民多奸铸，钱多轻”，迫使武帝进一步改制；直至元鼎四年（前113）才最后铸行标准的上林三官五铢钱，并不许郡国铸钱，将铸币权收归中央。这样频繁的改制行为，与私铸的兴盛有直接的关系，使汉初的币制处于一片混乱之中。
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历朝政府发行的铜钱数量明显不足，民间盛行对古钱（汉五铢）的剪凿和私铸小钱，流通中行用的主要是环钱、剪边五铢，或者是仿照剪边五铢而私铸的小钱（“五朱”等）。这些劣钱的重量大约只相当于标准五铢钱的一半，甚至还有更小的“鹅眼”、“鸡目”、“莱子”、“荇叶”等极小的铜钱，称为“细钱”。流通中行用的都是细小的劣钱，标准五铢则随之上升为中等货币，甚至被称为“大钱”，一枚可以当小钱两枚、四枚，甚至当细钱十枚、二十枚。政府发行的铜钱往往也是减重的，但和质量更劣的民间私铸相比，仍然算较重的，如刘宋的当两五铢，梁的天监五铢，两柱、四柱钱，陈五铢等，都是当细钱十到二十文不等。刘宋文帝时，由于民间剪凿、盗铸铜钱的现象十分严重，流通中大量的私钱多细小轻薄，又和完好的五铢、四铢钱并行流通，遂日益排挤好钱，使货币流通的情况逐渐恶化。为解决这一问题，文帝在元嘉二十四年（447）组织大臣进行了一次讨论。在这次讨论中，江夏王刘义恭提出“以一大钱当两，以防剪凿”的措施，即以较完整、足重的半两、五铢等旧钱折当新小钱两个使用，通过提高足重钱的价值来防止对其剪凿。这一建议后来得到了实行，但是具体施行以后，“公私非便”，第二年就取消了此法。这样官府的货币政策反复多变，使货币流通更加混乱。小钱泛滥成灾，剪凿盗铸风行，“江东大钱，十不一在”；“民间钱多剪凿，鲜复完者”。民间私铸越来越轻，甚至带动官铸钱也不断减重。如北魏铸造的几种足值的五铢钱，如太和五铢、永平五铢、永安五铢等，均因为数量少，成本高，受到私铸小钱的排挤，而后来不得不改发行减重的永安五铢、西魏五铢，以符合市场上流行的钱币重量标准。
唐代从高宗朝起，各种名目的恶钱如“缺顿”、“荡染”、“穿穴”、“沙涩”、“白疆”、“黑疆”、“鹅眼”、“铁锡”、“古文”、“环”之类，到处流通，严重破坏了币值的统一，使钱币不能有效地发挥自身的职能作用。而且由于当时的私铸带有很强的地方色彩，往往还阻碍了本来就不很发达的地区间货币流通。代宗朝谏议大夫杨凭就说：“伏见市井用钱，不胜滥恶，有加铁锡，既非公铸，亏损正道，夷乱平人，城外此钱并不任用，中京且犹若是，远郡夫何以堪。”流通形式的恶化，导致地区间货币不通，严重阻碍了商业活动的发展。
南唐李璟交泰元年（958）铸当二的“唐国通宝”和当十的“大唐通宝”钱。由于私铸的关系，这两种钱越来越轻小。本来唐国通宝一千文重三斤十二两，但私钱只重一斤。由于受私钱的影响，唐国通宝也日益变小，“初嗣主铸唐国钱，其文曰唐国通宝，约一千重三斤十二两，至数年而弊生。百姓盗铸，仅止一斤，置之水上不沉，虽严禁不止。至是有铁钱之议，既行至数年，物价渐增，诸郡盗铸者颇多而轻小”。
北宋中期河东、陕西等地行铁钱，结果由于私铸的盛行，使“货易不售”，而铁币竟也因此而罢。仁宗和徽宗时曾数次铸大钱，铸大钱的厚利引起私铸泛滥成灾，又迫使政府改当十为当五，后又改为当三，不断降低大钱的币值。币值如此反复多变，使国家的货币制度混乱不堪，加以流通领域中真伪钱币混杂使用，人民无所适从，造成了货币经济的更大混乱。由于钱法屡变，“人心愈惑”，搞得北宋政府焦头烂额，束手无策。徽宗政和元年（1111）五月，臣僚上言钱法之弊时，明确指出了私钱质量恶劣为害的弊端：“其当十钱官铸例重三钱，私铸率皆锲薄沙镴，既作当十钱行使，即有虚钱，几及两倍，遂致物价高，奸民冒进，公私受弊，若不别行措置，显见盗铸不息，为害滋多。”
东南地区民间多私铸当五钱，使当五大钱流通受阻，行用不便，造成钱制混乱。为此，朝廷不得不改革钱法，废东南地区的当五钱，而使之只行用于西北地区。可见私钱的泛滥，甚至导致政府货币政策的改变。当五钱在东南地区或行或废，使民间纷扰不安，其危害可见一斑。
南宋光宗绍熙初，由于两淮铁钱私铸过多，下令群臣议禁戢私钱。时提点江淮湖北铁冶铸钱官刘炜建议禁两淮一切私铁钱，此奏被采纳。可是两淮禁用私铁钱后，给当地的铁钱流通造成了混乱，市场因此而萧条。初行铁钱时，官私不分，无论钱质优劣，都可行用，因此两淮地区的民间已习用为常。自从禁私铁钱后，百姓“卖买交关，文文拣择。或将官钱指为私钱，不肯收受；或只要一色样钱，谓如舒、蕲人各只使本监字号钱之类；或只要新铸官钱，且免拣择。民旅持钱买物，一贯之中，常退出三四百，至以米谷他物自相酬准。城市尚可，村落尤甚。缘此行用艰难，物货稀少。朝廷禁断私钱，本要流通官钱，若官钱方更疑惑，岂得稳便”。私钱与某些官钱差异不大，因此禁行私钱波及官钱，影响到官钱的正常流通，以致商品交易倒退到物物交易。而对官钱的拣择，又造成了两淮铁钱行使地内局部的割据状况。加之官钱铸造低劣，新旧诸钱及私铸钱式样不一，钱文牴牾，以致不敢发往州郡使用，遂令官钱亦难行了。
元代伪钞的泛滥，也严重威胁和破坏着纸币的信用，阻碍纸币的正常流通。官方发行纸币有时虽加以控制，适当减少发行量，但“伪造之券愈增”，减少的数量随即被伪钞填补。大量的伪钞进入流通领域，使纸币的价格愈益下跌不止，不可避免地加速了钞法的败坏。钞法败坏，物价暴涨，造成市场一片混乱，人民越来越不信任政府所印行的纸币，民间多次出现以物易物的现象。为了避免自己的经济利益被伪钞侵害，“街下构栏、酒肆、茶房、浴堂之家”也开始“自置造竹木牌子，及写帖子，折当宝钞贴爪使用”。到顺帝至正十六年（1356）时，民间已绝不以钞交易，“所在郡县皆以物货相贸易，公私所积之钞遂俱不行，人视之若弊楮”。元初纸币所建立的良好信用已被破坏殆尽，“民间贸易，不复顾视”，转而采用金银和粮食作为交换手段，甚至还出现隶属于拔都大王的平阳（今山西临汾），“王赋皆使贡金”而根本不用纸币的情况。
明代也因为私铸过多，使民间惯于用低劣之钱。早在太祖洪武六年（1373），就由于“民间交易杂以私铸铜钱，以故钱法不通”。当年十一月，乃下令作价收买，以为改铸，下诏百姓交来的税课等钱中凡有私铸钱的，即许当做废铜送至官府，用做官铸铜料，每斤给官钱一百九十文。不过私钱作价实在太低，效果应不大。
洪武八年（1375）三月实行钞法，理由之一便是私铸铜钱太多。
民间私钱种类繁多，质量低劣。武宗正德初年（1506），漳州南坂一带地方由于私铸新钱盛出，导致民间买卖“严于拣汰，必取厚实花字分明者用之，稍薄光皮及黑色者不用。后又选择字样，如元祐通宝之类皆行汰去”，地方官强使民间消去此俗，但习俗所趋，非力所及，因此又有低钱估折之令，将品相不好的钱折价行用，“民益不知所从，而钱法遂废”。与此类似的事还发生于嘉靖年间，当时集市中使用的都是私钱，官铸好钱反而受到抵制，被“沮格不行”。明人董谷在他的笔记小说《碧里杂存·板儿》中谈道：
吾乡自国初弘治以来，皆行好钱。每白金一分，准铜钱七枚，无以异也。但拣择太甚，以青色者为上。正德丁丑，余始游京师。初至，见交易者皆称钱为板儿。怪而问焉，则所使者皆低恶之钱，以二折一，但取如数而不视善否，人皆以为良便也。既而南还，则吾乡皆行板儿矣，好钱遂阁不行，不知何以神速如此。
万历年间，由于钱法不行，朝廷遂命各地开炉鼓铸，大力铸造铜钱以便民交易，可是不久就“钱顾未尽流布者，则以私铸盛而豪民阻挠，市价为之梗也”。
明末清初人叶梦珠曾讲到：“私钱无代无之，而惟崇祯时最盛。予生崇祯之时，通用新钱无一佳者。”由于私钱品质太差，其交换价值自然也较低，据陆深《河汾燕闲录》记载：
予少时，见民间所用皆宋钱，杂以金元钱，谓之好钱。
唐钱间有开元通宝，偶忽不用。新铸者谓之低钱，每以二文当好钱一文，人亦两用之。弘治末，京师好钱复不行，而惟行新钱，谓之倒好。正德中则有倒三、倒四，而盗铸者蜂起矣。嘉靖以来，有五、六至九、十者，而裁铅翦纸之滥极矣！
私钱形制轻小，私铸成本较低，导致基本上能按定制铸钱的官炉无法与之竞争，崇祯末年，甚至有些炉座因此而关歇。当时除南北两京外，一度只留湖广、陕西、四川、云南及宣密二镇的铸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