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初在开国不久，顺治时即由于各省开炉太多，铸造又不精，民间不法之徒遂乘机盗铸。盗铸的私钱过多，并且公然行使，钱愈多而愈贱，出现了官钱壅滞之势，“官钱价贱，悉由私铸过多”，“私钱充斥，商民挑剔，官钱由之跌落”，使官府和百姓共受其弊。清初顺治、康熙两朝每文制钱的重量屡次变更，其主要原因就在于私铸和私销的循环反复。顺治初年（1644），国家制定每文重一钱，可是由于制钱过轻，引致私铸纷纷，因此旋改为一钱二分，再改为一钱二分五厘，皆以七文制钱准银一分。顺治十年，改铸一厘钱，以十文准银一分，可是同样由于私铸的原因而行不通，最后改铸重一钱四分的制钱，才大致得以定下制钱的标准重量。然而二三十年以后，由于民间销钱过多，康熙二十三年（1684）遂减制钱的重量，由一钱四分复减为一钱，由是私铸更是风起云涌，朝廷只好提高小平钱的重量恢复至一钱四分，并重处私铸。自小平钱增重后，私铸者就改为销制钱给做铜器，使制钱数锐减，官府只好减轻制钱的重量，但仍无法阻止销钱为器的势头。康熙四十一年（1702），因铜源紧张，恢复重量为一钱的轻钱，使私铸复起，只好又停铸轻钱，仍铸重一钱四分的重钱。这样国家的钱制反复无常，使百姓无所适从，货币流通陷入一片混乱之中。至咸丰时期，通州、霸县等州县甚至一概不用官铸大钱，反而通行一种俗称“水上漂”的私造小钱，甚至“较国宝易用”。
在某些时期，伪币还加剧了“钱荒”的程度。一般来说，私铸可以增加商品流通中的货币量，如唐前期由于货币不足，各种质量较好的私钱甚至还起到缓解“钱荒”的一定作用。但这种作用只是一时的个别现象，很多时候它反而加剧了“钱荒”的程度。这是因为，一方面民间多私销、剪凿法钱来铸造恶钱，有相当数量的足重法钱经私铸者之手变成了轻、劣私钱充斥坊市；另一方面，朝廷严禁私铸、统一币制的措施，又强迫大量实际上承担着流通职能的私钱退出流通领域，更加剧了“钱荒”。因此，北宋著名思想家李觏就说过：“销一法钱，或铸四五，市人易之，犹以二三，则常倍息矣……国失法钱，而民得恶钱，恶钱终不可为国用，此钱所以益少也。”
北宋末年徽宗朝大铸当十钱，其直接后果便是引起了严重的私铸。盗铸者大批销毁标准小平钱，改铸为极粗恶的沙毛钱等劣质钱币，导致官府铸造的铜钱急剧减少。大观初（1107），政府开始加强措施严禁私钱，于地方上严加督捕私钱的铸造和流通。在严酷刑律之下，百姓人心惶惶，纷纷将“私小黄钱投委江河，不敢复出”，“当三、当五钱，舟车附带者，亦多弃之江河”。人们由于惧怕，竟将大量的私钱投弃到江河之中或藏匿不出，使流通中的钱币更少。
同时，伪钱的大量流通还促进了贮藏货币的流行。北宋翰林学士胡交修论及交子之弊时，曾讲到交子作伪容易而祸害极深：“一夫挟纸，日作十数万，真赝莫辨，售之不疑，一触宪网，破家坏产，以赏告捕，祸及无辜。岁月之后，公私之钱尽归藏镪之家，商贾不行，市井萧条。”他讲的是纸币导致铸币的被大量收藏。又如南宋时，民间流通中多是私铸沙毛钱。劣钱的流通，不仅使好钱成批地被销毁，而且在劣币驱逐良币规律作用下，使北宋时期所铸的大量精良铜钱退出流通领域，被富家大户贮存起来，或流入海外和北方，严重影响了商品经济的发展。绍兴年间，由于铜缺，流通中用铜不足，“钱荒”呼声很高，可是同时却又有大量货币被贮藏，“比年权富之家以积钱相尚，多者至累百巨万，而少者亦不下数十万缗，夺公上之权而足私家之欲，富者日益富，而贫者日益贫”。法钱被改铸为几倍数量的恶钱，使盗铸者获利极厚，而且民间既然已蓄恶钱，就无法禁止使之不用，利之所在，“是法令亦无由而胜也”。大量低质货币的流通，使物价因之而上涨，同时又由于良币被驱逐，造成了流通中良币的不足，因此商品经济中出现了“钱货既乏，而百物皆翔贵”的现象。
私铸严重干扰了国家经济生活的运行，破坏了市场秩序，故西汉贾谊认为：“又民用钱，郡县不问，或用轻钱，百加若干，或用重钱，平称不受，法钱不立。吏急而一之乎，则大为烦苛，而力不能胜；纵而弗呵乎，则市肆异用，钱文大乱。”他准确地总结出私铸对社会生活的严重影响。
二、加剧通货膨胀，影响国家财政
通货膨胀最根本的原因是货币供给量多于需求量，因此政府发行过多的虚值大钱和滥发纸钞，应是古代通货膨胀的根本性因素，但货币作伪，客观上也加剧了通货膨胀的恶性发展。
政府发行的官铸钱对文字、书法、铜料以及铸造数量、验收、入库、发行等都有严格的规范手续，而盗铸者由于原料和技术的不足，又为牟取暴利，铸钱往往只是模仿官钱的形制而已，不用足铜，偷工减料，或肆意剪凿重钱，致使货币减重、变质，所以“私钱既锲薄，且制作粗恶”，流通中充满了轻薄劣小的钱币，使货币的整体质量降低，导致钱价低落、币制下降，而钱价的低落，必然引起物价的上扬，如此所造成的后果就是“将一钱不值一钱之用，而兵民交受其病”，加剧了已有的通货膨胀。
西汉初年允许民间铸造货币，很多人即以伪乱真，大量铸造不合标准的私钱，这些私钱质薄轻小，有的实际重量甚至还不到半铢。
武帝元鼎币制改革后私铸有所收敛，但不久又炽盛起来。据考古发现，江苏一带出土的东汉小五铢，形制虽与五铢相同，但重量却只有0.5克，比剪轮五铢还轻。不法富商巨贾们把重钱改铸成轻钱后，便在市场上大肆收购货物，“蓄积余赢，以稽市物”，进行囤积居奇。
伪劣铜钱没有节制地涌向民间，造成的后果是物价腾涌，“米至石万钱，马至匹百金”，“盗铸如云而起”，市场一片混乱。货币的严重贬值，不但使人民生活受到严重影响，也使国家的财政经济受到了极大的干扰。
南朝梁武帝时民间使用货币情况也非常杂乱，因此于普通四年（523）尽罢铜钱，改铸行铁钱。可是铁钱的比价定得过高，因此“人以铁钱易得，并皆私铸”。公私铁钱遂充斥流通界，物价腾贵，而铁钱的购买力却不断下跌。大同（535-546）以后，“所在铁钱，遂如丘山，物价腾贵。交易者以车载钱，不复计数，而唯论贯”。北魏中期，私铸之钱更是徒有五铢之文，而无二铢之实，“薄甚榆荚，上贯便破，置之水上，殆欲不沉”，“乃至风漂水浮”。如此低劣的恶钱，竟然还能在市场上流通，遂导致物价飞涨，“斗米几直一千”。
物价的上涨总是与私铸钱和大钱的泛滥联系在一起的。隋代标准五铢钱的重量是每贯四斤二两，但隋末的私铸恶钱仅二斤重，减重达52％；后来甚至只有一斤重，减重达到76％，最后发展到剪铁片，裁皮糊纸以为钱。如此大幅度的货币减重，自然使物价大涨。入唐以后，高宗乾封元年（666）也因铸大钱，而致“商贾不通，米帛踊贵”。至于玄宗开元末年，也因恶钱太多，“物价踊贵，诉者万人”；其后肃宗乾元年间（758-760）、代宗大历（766-779）、德宗建中年间（780-783）都因铸大钱导致私铸恶钱过多，形成“帛价益贵”的局面。
据史载，玄宗“开元初米价低到每斗三钱，十三年前后……东都米斗十三钱……以后两京米价每斗总不到二十文”。“天宝初年，私铸减少……米价每斗十三钱。”而到乾元大钱铸行后，正好又恰逢荒年，于是雪上加霜，“谷价腾贵，米斗至七千，饿死者相枕于道”。
大量伪币的出现，极大地损害了国家财政。政府的财政收入中，很大部分是以货币来计算的，私钱大量进入货币流通中，由于其自身价值偏低，导致物价上涨。政府的收入用铜钱来计算，从数字上来看虽然没有减少，可是折算成实物以后就下降了很多，自然会严重影响国家的财政收支。此外，私钱还影响到统治阶级本身的经济收入。
官吏的薪俸所得数字虽然不变，甚至有所增加，可是实际的购买力却大大降低了。
北宋庆历年间，朝廷在陕西设监铸大铁钱，当时翰林学士张方平、宋祁，御史中丞杨察，三司使叶清臣等都上奏说到，关中行用大钱，铸钱获利太多，“致奸人盗铸，其用日轻。比年以来，皆虚高物估。
始增直于下，终取偿于上。县官虽有折当之虚名，乃受亏损之实害”。大观初，货币思想家周行己对政府贬损铸币的影响更总结为：“自行当十以来，国之铸者一，民之铸者十，钱之利一倍，物之贵两倍，是国家操一分之利，失十分之利；以一倍之利，当两倍之物。又况夹锡钱未有一分之利，而物已三倍之贵。是以比岁以来，物价愈重，而国用愈屈。”
北宋末年民间盗铸的盛行，原是政府滥发大钱，推行通货膨胀政策所引发的，但反过来又加剧了通货膨胀。大量私钱投入流通领域后，使货币总量超过社会的需求量，即超过社会商品价格的总和，从而也成了通货进一步膨胀的原因之一。私钱质劣，无保存价值，因此人们都不愿将其保留在手中，而是竞相抛向市场购买商品，私钱的流通速度因而加快，进一步加速贬值，使通货膨胀，钱多为患的局面更重。徽宗政和元年（1111）的诏书曾明确指出：“奸滑之民规利冒法，销毁当二、小平钱，所在盗铸，滥钱益多，百物增价。若不早革，即弊无已时。”通货膨胀、私钱泛滥、货币贬值、物价飞涨，这四者之间又形成了恶性循环。由于当十大钱中有虚值几及两倍，引起民间图利盗铸。私钱泛滥，进一步加剧了原已出现的通货膨胀的形势。于是，货币愈益贬值，物价更加高涨。百姓为了维持生计，只得冒险盗铸大钱。
元初发行纸币，由于政府采取了得力的货币政策和管理办法，从而保证了币值稳定，使其获得良好信誉，流通范围迅速遍及全国，极大地促进了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但这种良好局面未能维持多久，元统治者为满足自己穷奢极欲的需要，不断动用钞本，使得库存准备金愈来愈少，终至于无。结果纸币成了无本之钞，变成不兑换纸币，这就大大降低了纸币的信用。从世祖末年起，由于“军储供给，赏赐犒劳”，各项开支不断增多，统治者便采取无限制发行纸币，人为制造通货膨胀的办法，来弥补其经济收支的不平衡，以致出现“每日印造，不可胜计，舟车装运，轴轳相接，交钞之散满人间，无处无之”的严重局面。伪钞的出现则进一步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这些天文数字的真假纸钞，远远超过了流通领域的货币需要量，导致纸币的购买力迅速下降，“物价腾踊，价逾十倍……京师料钞十锭，易斗粟不可得”。而这还只是官方统计的保守数字，实际物价的上涨幅度又岂止十倍。
大量伪钞进入流通领域，纸钞贬值日甚一日，民间物价腾涌不止。元末诸暨人王冕有诗写道：“江南民，诚可怜，疫疠更兼烽火燃。军族屯驻数百万，米粟斗直三十千。”斗米竟要卖到三十贯至正钞，可见元代钞法流弊已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
明清两代实行不完全的银钱本位制度。银两用于大额贸易并且可以由私人自由铸造，而铜钱则只能由官府铸造。银两和铜钱之间没有主币和辅币的关系，只按市场价格自由浮动。这种币制使明清政府对银和钱的比价控制起来非常困难。而私钱的大量流通，更常使两者之间的比价发生剧烈的波动。清乾隆时吴郡人顾公燮《消夏闲记摘抄》记明朝银价道：“前明京师钱价，纹银一两，兑钱六百，其贫贱在零几与十之间。至崇祯十六年，竟兑至二千矣。时私钱过多……凡兑钱铺对面付现，必如钦限，一两应卖二千四百，其一千四百，则于桌下私授，或少转再取，以掩人耳目。”由于私钱的影响，钱价由每两六百一直跌到崇祯时的两千多文，而这还是官府的定价，民间实际兑换，已降至两千四百多文了！而在崇祯十六年的夏秋间，又进一步降为二千数百文才值银一两！铜钱币值的下跌十分惊人。
为了垄断货币权、控制货币价值，清政府继承了明代固定银钱比价的方法，清初规定铜钱七文准银一分，顺治四年（1647）又改为“每十文准银一分，永著为令”。此后至乾隆年间，各地（除云南外）银、钱比价大致都维持在七八百至八九百文兑银一两的水平上，波动较小。可是从嘉庆以后直至同治初年，由于私钱的泛滥，以及政府滥发大钱等，钱价一直处于下降的过程中，银钱比价自一千文以上至二千多文不等兑银一两，有时甚至达到三千多文兑银一两，而且上下波动很大。而据清末学者震钧《天咫偶闻》记载：“咸丰初银一两易钱七千余，同治初则易钱十千，光绪初至十七千……以后减至十千有余不及十一千。”这一记录似乎过于夸张，尚有待考证，但制钱的贬值，则是显而易见的。银、钱价格的剧烈波动，对国家经济的运行、发展产生了恶劣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