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破坏经济秩序，损害百姓利益
私钱质量远低于官钱，信用极低，势必会影响它在流通中的信用，因此私钱一经流通，商民为保本赢利，往往卖少收多，形成通货膨胀的局势，而在通货膨胀以后，接着往往又出现通货紧缩的情况。这样，在长时期的币值与物价的剧烈波动下，商品流通因此阻滞不行，经常会在局部地区造成“钱无准的，物价腾涌，乾没相乘，盈虚失度”的现象，有时在个别地区甚至倒退回物物交换的方式，影响了经济的发展，导致人民生活的不便。
私钱的泛滥，不仅对政府财政收入产生不利影响，给平民百姓造成的损失则更大。对此，清道光十年（1830）江南道监察御史徐培深上道：“如或将银易钱，则官钱价贵，私钱价贱；将钱易物，则官钱私钱同一身份……查私钱之弊，病兵而又病民，兵厂领饷皆每银一两放制钱一千，及其零星行使，又与私钱毫无区别，是兵丁所得之钱，计其银价尚不及一半。”兵丁所得的军饷虽然数字不变，领饷的时候，政府是按“银一两放制钱一千”的比价发给制钱的，但使用的时候，制钱与私钱毫无区别，只能折当半价甚至更低的比价来用，因此实际所得减少了一半以上。
至于普通百姓，则受损更多。伪币泛滥，使人们在日常交易中经常性地收到伪币，而政府常三令五申发布命令收缴恶钱，使民众的个人财产无辜被剥夺。如在宋代，个人一旦不小心收了私钱，必须自动将私钱捶毁或上交官府，否则就要受罚金和杖刑。正如北宋神宗熙宁时知太原府韩绛所言：“盖贫民者急于日求之赢，所卖之直，良钱不过五分，岂暇择之。其买于坐贾，则贾多豪而不汲汲于速售，必择去其滥者，所失率四五分，故贫者日益困也。”有钱人家还可以设法挑去一部分劣钱以减少损失，而贫民急于售物取值，哪里还顾得上挑选铜钱，因此更是雪上加霜，日益贫困了。
又如清朝末年，民间的日用都是用钱，但输纳税课等均规定用银，“则非三千钱不能易银一两”，因此老百姓“尤为苦累”。而一些钱铺奸商的用计使奸，更使百姓在经济上收到更大的损害。如在光绪年间，私钱已经深入人民生活的方方面面。当时天津南乡一带私钱颇多，“当铺钱庄每日出钱成千累万，以十中掺一计之，每千吊可掺百吊，万吊可掺千吊……而卖力佣工之穷民，每日得钱二三百文，以此钱买米粮，铺家任意挑剔，多所滞碍，小民万分吃亏，不特无计可施，抑且无处可诉”。
而在大钱或铁钱由于私铸过多而被官府贬值或废而不用之时，百姓所受的损失则更大了。原先行之已久的大钱和铁钱，突然就被宣布大幅贬值甚至废弃不用了，百姓手中存留的钱币骤然之间就变成了一堆废铜烂铁，损失巨大。对此，南宋时人楼钥有非常深刻的见解。当时由于两淮禁私铁钱而引起市井骚乱，民人不安，对此，楼钥一针见血地指出：“公私兵民、行商坐贾，虽贫富多寡之不同，苟蓄一钱，则望一钱之用。而（刘）炜为之太遽，徒以片纸出令，使尽失其平。一路骚然，无不怨愤愁苦，其不致生事者，特天幸耳。”老百姓日常所用，每一个钱都有一个钱的打算，一旦将私铁钱废而不用，岂不是飞来之祸！楼钥还将这种疾风迅雨式的禁私钱措施形象地比作拔小儿的牙齿：“虽得私钱粗息，所伤已多，是何异拔小儿之齿，齿虽得脱，而儿殆矣。”自从废私铁钱后，“淮民多窭，鲜有盖藏。遇霪雨，至绝市无籴”。而淮西以外的诸州，则是号令纷纷，官府争为严刑峻令，“或令五家结甲，或令旬申有无私铸，巡尉以捕捉入衔败获治。经由透漏，沿流常要巡绰，津渡皆须搜逻，吏人甘伏决配，官员当俟朝典”。这造成人心惶惶、人人自危的局势。
清末私铸小钱泛滥成灾，政府也曾采用查禁私钱和收化小钱的方法来遏止私铸。由于此前民间日常交易所得皆为私小钱，一旦政府禁用小钱，“细民觅食不得，号泣满路，饼市、莱佣相率闭门，至有求死者”。原来小钱二文可抵大钱一文之用，至此则无人收用，以至用小钱一千而不能得杂粮一斤，“肩挑负贩之流，铢积寸累之小钱均归无用，生计将绝”。商贩小民都受到很大的困扰和损失，极大地影响到人民生活。加之清代实行银票和铜钱共用制度，由于私钱太多，在兑换的时候往往会因为真假之辨而引起民间纠纷。
唐代货币思想家刘秩除了把私铸和生产联系起来外，还指出私铸使社会上的贫富差距越来越大，因为穷人总是替富人铸钱。他曾说到：“无利则人不铸，有利则人去南亩者众；去南亩者众，则草不垦，草不垦又邻于寒馁……若许其铸钱，则贫者必不能为，臣恐贫者弥贫，而服役于富室，富室乘之而益恣……”并指出私铸只会对权贵之家有利，他们会借机发展自己的经济、政治力量，威胁封建政府的统治。事实上，私铸对于封建王朝的打击并不仅仅局限于币制的崩溃，还在于其所引起的巨大的社会心理层面上的冲击。私钱的流通实际上是社会财富的一个再分配过程，在此过程中，违规者获得了巨额的利润，而国家和普通守法者则受到掠夺，财富的不合理分配自然会导致社会矛盾的激化。
另外，私铸还严重影响了社会零售业的发展，使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受到干扰。在政府发行大钱的时候，由于这些大钱往往是不足值的，导致民间纷纷毁小平钱改铸虚值大钱。私铸大钱利润丰厚，“游手之民，一朝鼓铸，无故有数倍之息”。小平钱大量地被销毁改铸大钱，使零售业中小钱不足，商业发展和人民生活发生困难。如北宋徽宗时前后发行了数种大钱，一时私铸大盛，大量的小钱被销毁，杂以铅、锡后铸成大钱，使市肆流通中尽是大钱，小钱极度缺乏，更加之以崇宁三年（1104）政府曾下令停铸小平钱及当五钱，“曾未期岁，而东南之小钱尽矣。钱轻故物重，物重则贫下之民愈困，此盗贼之所由起也”。社会上小平钱几乎绝迹，使市易不便，日常零售业发生困难，严重影响了人民的正常贸易。
关于这一点，南宋学者曾敏行在《独醒杂志》卷九中，曾有生动的反映：
优人因内宴，为卖浆者，或投一大钱，饮一杯，而索偿其余，卖浆者对以：“方出市，未有钱，可更饮浆。”乃连饮至于五六。其人鼓腹曰：“使相公改作折百钱，奈何？”
卖浆者说没零钱找给买主，这固然由于他不愿找小平钱去倒贴不足值的当十大钱，但客观上也确与当时社会上小平钱奇缺有关。
私铸的泛滥还破坏了传统的小农经济。传统经济需要农工商等各行业协调发展，但是农人辛苦耕作一年到头，收成本已不多，又要遭受各种苛捐杂税的盘剥，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而私铸货币却可以获厚利，致使很多百姓不务正业，抛弃农桑手工而卷入到私铸的行列中。在封建社会里，劳动生产力低下，所谓“一夫不耕，或受之饥；一女不织，或受之寒”。而铸钱规模较大，占有了相当的劳动力，如汉武帝时“铸钱采铜，一岁十万人不耕”。农人纷纷弃南亩，无疑对国家的基础产业——农业起了破坏作用，不仅极大地影响了农业生产，也破坏了社会风气。因此，西汉时贾谊曾说到私铸的危害：“农事弃捐，而采铜者日藩，释其耒耨，冶熔炊炭，奸钱日多，五谷不为多，善人怵而为奸邪，愿民陷而之刑戮，黥罪繁积，吏民且日斗矣。”
四、扰乱正常的社会秩序
货币作伪总是为政府所严令禁止的，民间有众多的人因从事货币作伪的活动而被投入了监狱。大批臣民因为私铸而被投入牢狱或处死，容易引起社会的恐慌和不满情绪，同时也影响到社会生产，对当时的社会秩序极为不利。
西汉武帝建元初曾发行皮币和白金五铢钱，加上禁私铸措施未能彻底进行，导致私铸迭起，钱制非常混乱。当时法制规定犯盗铸诸钱罪一律判死刑，但百姓以至下层官吏犯私铸罪者不可胜数。新币制实行五年以后，“敕吏民之坐盗铸金钱死者数十万人，其不发觉相杀者不可胜计。敕自出者百余万人，然不能半自出”。据史料记载，西汉前期的人口总数不足六千万，其中竟有几十万人因盗铸钱罪被判死刑，一百多万进了监狱，使写史者不禁发出了“天下大抵无虑皆铸金钱”的惊叹！一百多年后的王莽时期，盗铸钱的犯罪者又急剧增多，“自公卿大夫至庶人，不可胜数”。由于私铸犯罪者与日俱增，杀不胜杀，于是只得将死刑改为罚做官奴婢，结果因此而被没为奴婢者，多达十万人以上。
北宋徽宗末年“自当十钱行，抵冒者多”。大观四年（1110），因彗星出，发布大赦，“凡以私钱得罪，有司上名数，亡虑十余万人”。伪造纸钞同样被处以重刑。宋初伪造交子罪原比附伪写官文书印，流两千里，但神宗熙宁三年（1070），将刑罚加重为“断从绞”，此后历朝对伪钞犯罪的定刑大抵皆沿此。至南宋时，伪钞犯罪如此之多，以致出现“天下坐会子犯法相望”的局面。
元代的伪钞犯罪更已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个别地区甚至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为此，元廷制定了极为严厉的惩处措施，力图对涉及伪钞犯罪的人一网打尽，除了直接“同情伪造，皆合处死”以外，“知是伪钞分使底，不用钱买使伪钞底，断一百七下”。这不仅严重削弱了社会生产力，也增加了社会的不安定因素。盗印纸钞牵涉到各个阶层，甚至朝廷大臣也难免干涉：“盗臣私家盗印，奸贪无厌，车载船装，遍行诸路。”说的就是元初主管财政的中书平章政事阿合马多印、盗印中统钞之事。元末，连宰相搠思监都牵涉到私印伪钞中。难怪时人做诗讽刺时事说：“丞相造假钞，舍人做强盗，贾鲁要开河，搅得天下闹。”如此朝廷重员都参与作伪活动，朝廷治亦为难，不治亦难，严重影响到统治秩序的安定。
明代刑律严酷，一桩案件株连系狱者动辄达数百上千。如洪武年间，两浙、江东西民伪造宝钞案发，当时句容县有个叫杨馒头的为主谋，一县之中，参与盗印伪钞的同谋者非常多，案发后，各案犯“捕获到官，自京至于句容，其途九十里，所枭之尸相望”，连朱元璋自己都感到“其刑甚矣”。可是案发后不到一年，当地的村民又开始伪造宝钞了，使素以严酷著称的朱元璋也不禁发出了“甚焉！邻里互知而密行，死而后已”的惊叹。
清代乾隆年间制定了私铸铅钱的法律，规定凡是私铸铅钱者，为首匠人拟绞监候，为从及知情买使减一等，其他里长、房主、邻右等都要受牵连，得到相应的处罚。到清末，私铸私销之罪，已定为斩绞之刑了。光绪年间天津的《直报》曾有这样的记载：
前报缉拿获私炉一座，匪犯八名，系在赵李庄，兹又闻王家场地方获犯二十名，私钱若干串，并起出铁碾钱模风箱等器具，一并带回总局，由局宪会同府宪沈太尊，将该犯等发具，分班关押，听候禀明督宪，再行讯办，按开炉私铸皆罪应斩绞，倘彻底根究，恐贩运之人与售买之家均不能置身法外也噫。
一桩私铸案，铸造者、贩运者、售买者等二十多人因此而获罪，其对社会秩序的影响可见一斑。
货币作伪获利丰厚，从而造成众多的百姓去冒法犯禁，然而在政府的严刑下，很多都落得身首异处的下场。对此，清代沙张白作《铸钱引》诗：
村野老翁稀入城，入城正遇官行刑。
累累束缚类狐兔，血肉狼藉尸纵横。
此人何罪官弗怜？鼓炉私铸壅官钱。
翁言我昔方少年，官钱美妙缗一千。
轮肉周厚体肥白，民欲盗铸利何焉？
铜山近日产铜少，官炉铸钱铸不好。
鹅眼刀环小复轻，局工监铸家家饱。
官私无辨铸益多，利重生轻奈杀何。
可怜刑贱不刑贵，赤子何知投网罗。
若移此刃刃官铸，伫看千里清黄河。
对作伪者杀戮过多，导致社会动荡不安，人人自危。而且私铸犯法者过多，官吏捕不胜捕，法将无法制众，法律也形同虚设。官府对于伪币的究察，“若贷其死则犯者愈多，急于捕察则良民一例骚扰，纵而缓禁则民不胜奸。是深法不可，缓法又不可，捕察又不可，纵之又不可……”实处于两难境地。
货币作伪往往呈集团化的形式，伪币集团为害一方，严重扰乱了社会治安，甚至“攻剽椎埋，劫人作奸，掘冢铸币，任侠并兼，借交报仇，簒逐幽隐，不避法禁，走死地如骛”。货币作伪渗入到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这种违法行为带来的巨额利润在社会上形成了一夜暴富、不劳而获的风气，大量的无业人员逐利而起，甚至小农、手工业者也加入了这一行列，并形成了持械群铸的现象。这些作伪者聚集在一起，组成团伙，私作钱币，违法犯罪，无所不至。“或小窃、私铸及兴贩私商违禁之物……摇足即入贼党……”作乱一方，使官吏不敢轻易处置。为了能在政府的严刑峻法下获得利润，私铸者还拉拢、腐蚀官吏，造成吏治的腐败。这些都对封建社会的社会秩序和道德体系的稳定造成了冲击，影响了社会治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