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西汉文帝时，著名政论家贾谊就提出了禁止民间铸钱的具体措施，其中之一就是由政府控制铸币的原材料——铜。文帝前元五年（前175）“除盗铸钱令”，允许私人铸钱，结果导致“奸钱日多”，国家币制更为混乱。对此，贾谊向文帝提出了著名的《谏除盗铸钱令》，分析私铸货币的三大危害，并针对当时“禁铸钱则钱必重，重则其利深”，私铸者必多，而“弃市之罪，又不足以禁”的实际情况，提出“上收铜，勿令布”，认为国家应该在禁止私铸的同时，实行垄断铜源的政策，禁止私人开采铜矿和买卖铜料，不使铜分散在民间，这样，私人得不到铜，违法私铸就可绝迹，伪劣钱币因此消失，官钱也就随之稳定，有利于市场的整肃。同时，铜掌握在国家手中，可以有效地控制货币的铸造量、调节市场，使物价不致大起大落。这种集中铸币和垄断铜源的主张是正确的，但在当时西汉初期中央政府的力量尚不足以完全控制地方的情况下，还难以把铜的开采权完全收归中央统制，所以他的这一建议在当时未被采纳。不过他所提出的禁铜主张对后世的影响很大。汉武帝时随着中央集权的增强，就采取了禁铜措施，设立专门的铸币机构——上林三官，把全国的铜材和各种杂钱运到京师，统一销熔，铸造三官五铢钱。铸钱机构的设立和政府对铜源的控制，断绝了民间盗铸的原材料，暂时控制住了私钱的泛滥。
王莽上台后，实行了一系列货币改制措施，发行了众多大面值货币。为了推行他的货币政策，不仅禁止私人铸钱，甚至“禁民挟铜炭”。百姓家中只要发现有铜和炭，就被指控私铸铜钱，连邻伍一起治罪，全部罚做官奴婢。
东晋孝武帝时，针对岭南地区居住在广州的蛮夷部落，曾发布敕令禁造铜鼓。南朝刘宋孝武帝也曾禁止民间用铜。
唐代尤其是唐中叶以后，曾多次下令禁铜。高宗仪凤中（676-678），濒江之民多私铸钱为业，朝廷乃下令：“巡江官督捕，载铜、锡、铅镴过百斤者没官。”玄宗开元七年（719）规定，私人可以采铜矿，但开采冶炼的铜一律由官府收购。十一年“禁卖铜锡及造铜器者”，再次规定所有开采的铜、锡、铅都只能由政府收购。此后一度解禁。开元二十二年（734），刘秩在反对自由铸钱政策时又提出了禁铜主张，他说：“夫铜不布下，则盗铸者无因而铸，则公钱不破，人不犯死刑，钱又日增，末复利矣，是一举而四美兼也。”不过这一建议当时未被采纳。这以后，代宗大历七年（772）、德宗贞元九年（793）、宪宗元和元年（806）、敬宗宝历元年（825），文宗大和三年（829）都曾实行过禁铜措施。禁铜政策虽时紧时松，但基本上已成为国家常制。
五代时期，后唐、后晋、后周等朝也先后实行过铜禁措施。后晋天福二年（937），“诏禁一切铜器。其铜镜今后官铸造，于东京置场货卖，许人收买，于诸处兴贩”。后周世宗实行铜材国有政策，禁止民间藏铜，显德二年（955）九月敕令：“……今后除朝廷法物、军器、官物及镜，并寺观内钟、磬、钹、相轮、火珠、铃铎外，其余铜器，一切禁断……限敕到五十日内并须毁废送官，其私下所纳到铜，据斤两给付价钱。”并规定熟铜一斤给钱一百五十文，生铜给付一百文，过期隐匿不送铜器者，五斤以下徒三年，达五斤者处死。
入宋，民间铜器制造业不断发展，铜器作坊当然主要制造铜器，但有时也私铸铜钱以牟取厚利。为集中币材以供政府专铸钱之用，也为了从根源上杜绝私铸，宋政府也实行铜禁政策，禁民采铜。宋初规定：“凡山川之出铜者悉禁民采，并以给官铸焉。”宋代铜禁中最重要的内容是禁止民间私造铜器，因为“私人采铜、冶铜、占有铜，都主要通过铸成铜器实现价值、获取利润”。因此规定宫廷寺观法器、军器、铜镜、铜锣等铜器，均由官府制造出售，民间不得自造。凡不宜官造的器物，如铜钟等物，由有关方面提出申请，获准后须在官府派员监督下铸造；至于门上铜钉、铜饰等铜制品则一律禁绝。太宗时多次下禁铜之令：太平兴国二年（977）“始颁铜禁于江南诸州”；雍熙元年（984）复令江南诸州官府所贮杂钱，“每贯及四斤者送阙下，不及者销毁。民间恶钱尚多，复申乾德之禁，稍峻其法。京城居民蓄铜钱者，限两月悉送官”；淳化二年（991）又诏：“私销铸铜钱为器用杂物，并令开封府严戒坊市捕之，犯者斩，隐匿而不以闻……并同其罪。”真宗以后，私铸之风略息，故而处罚稍轻，原先百姓旧犯铜禁，七斤以上就要处死，咸平四年（1001）改为“满五十斤以上取裁，余从第减”，大大减轻了对违禁者的刑罚。天禧三年（1019），又诏：“犯铜石私酒麴，并免极刑……令所在杖脊黥面，配五百里外牢城。”
以杖刑和黥刑替代了死罪。仁宗朝时，见于《嘉祐编敕》中有关铜禁的规定为：
犯铜并石一百两杖一百，一斤加一等，九斤决讫刺配逐处牢城，十斤以上决讫刺配千里外牢城。仍许人陈告。
其因告获合支赏钱者，一两以上一贯，每一斤加二贯，过徒三年，每一斤加五贯，并至五十贯止。若犯铜矿或夹杂者，只据烹炼到实铜科罪，仍委转运司将条约逐季举行。
除发布各项禁铜的诏令以外，为切实垄断铜利，政府在矿区采掘冶炼的过程中，也形成了一套比较完善的管理制度。如“置立隔眼簿、遍次历”以检查坑户采掘冶炼的情况；又比如每日书填“某日有甲匠姓名几人入坑，及采矿几箩出坑；某日有矿几箩下坊碓磨；某日有碓了矿末几斤，下水淘洗；某日有净矿肉几斤上炉烹炼”等等，即从采矿、碎矿、洗矿、选矿，至上炉冶炼等，都在簿历上登记清楚，以确保铜料在每一个环节上的控制。
由于铜禁的实施，既保证了铸币原材料的供应，降低官铸成本，又使小平和折二铜钱的私铸被基本控制住了。加之当时大量官钱的发行，也使私钱的存在受到了一定的局限。
不过铜是日常所需之物，铜器是重要的生活资料，禁铜会造成人民生活的不便。而且由于实行铜禁，禁止民间私相铸造铜器，导致铜器供需之间存在极大的缺口，这样就使铸造铜器有很高的利润，在利益的驱使下，就有人冒禁销钱私铸铜器。
神宗熙宁时王安石变法期间，随着铜钱铸造数额增多，曾于熙宁七年（1074）一度解除了铜禁。在《熙宁编敕》中，将《嘉祐编敕》的钱禁和铜禁予以删除，允许铜出界，每贯收取五十文税钱，并允许民间买卖铜及铜器，当时规定：“诸不产铜铅锡地分，铜铅锡官自出卖，许通商贩及听以铜铅锡或石铸造器用卖买，仍并免税。”
王安石开放铜禁的政策保留了官方对铜矿开采的垄断，但解除了对铜器铸造和贸易的限制，其目的是为了解决私铸的问题，在保证铜和铜钱供给的情况下，对理顺铜市场的秩序有好处。开放民间铸铜器，可以缓解铜器市场的供求矛盾，降低铜器价格，民间可以自由买卖铜，又可解决毁钱铸器的问题，因此这一措施对私铸和私销问题的解决都有益。但是，由于取消了铜禁，使铜钱大量外流，加上民间的销毁，又出现了“钱荒”。因此哲宗即位后，即再度申严铜禁。徽宗时期，又多次下诏严令禁止销钱为器，实行保伍连坐，并立定赏格。
政和六年（1116），诏书中的赏格为：
告获销、磨错、剪凿钱取铜以求利及买之者，杖罪，钱一十贯；徒一年，钱二十贯，每等加一十贯；流二千里，钱七十贯，每等加一十贯。诏于赏格内杖罪添作五十贯，徒一年七十贯，流二千里一百贯，余并申明行下。
南宋时由于铜材难得，故政府的铜禁更严，高宗绍兴五年（1135），权户部侍郎王俣请官卖铜器，以防止私铸，次年，“遂悉敛民间铜器以铸钱，又诏私铸铜器者徒二年”；并同样设立赏罚措施：
“销毁钱宝及私以铜石制造器物买卖兴贩者，一两以上并依服用翡翠法，徒二年，赏钱三百贯，邻保失觉察铸造，并杖一百，赏钱二百贯，许人告，仍令州县每季检举”。绍兴十年，因赏罚皆过重，难以遵守，故恢复旧法，即：
一两杖一百，一斤加一等，令众三日，配本城，十斤配五百里，乡耆巡察人失觉察，杖八十。杖一百罪赏钱五十贯，徒二年钱七贯，每等加十贯，流二千里钱一百贯，每等加十贯，邻保知而不纠者，以犯人减一等。
此外，政府还多次下令搜刮民间铜器，强行收买或强没入官。规模最大的一次是绍兴二十八年（1158），高宗率先“出御府铜器千五百件，送铸钱司”，接着就大敛民间铜器，规定民间所有铜器限一月内输送至官府，限满不送者处以重刑，私铸铜器的工匠则投入钱监服重役。这样搜刮民间铜器共计二百余万斤，政府悉数回炉铸钱。
高宗以后，铜禁的措施更趋于完备，在《庆元条法事类》中更把铜与盐、茶、香、矾一起列为禁榷品，对私人占有原铜和铜矿石的处罚规定为：
诸私有铜及石者（原注：铜矿及夹杂铜并烹炼净铜计数，其盗人许存留物者免，烹炼每两除豁三钱），一两杖八十，一斤加一等，十五斤不刺面配邻州本城。为人造作器物者，与物主同罪，配亦如之，作具没官（原注：自造者准此）。
另外，对地方里长知而不纠者亦有相应的处罚，同时对“诸巡捕官任内亲获私置炉烹炼若买卖不入官”的则有一定的奖赏。
为防止官吏作弊而使应得赏者得不到奖赏，宋廷还多次强调要确保应赏者得赏。崇宁四年（1105）四月，中书省下令：“获私铸钱宝、私造铜器合支赏钱，才候见得情由，即据合支数目立便支给，各于犯人名下理纳入官。”此后又多次颁布类似的命令。
在禁铜的同时，宋政府还实行对铅和锡的禁榷。宋初对铅锡的禁榷仅限于局部产铅锡地区，如太宗至道二年（996），“始禁道、贺州锡，官益其价市之，以给诸路铸钱”。广西贺州（今贺县）与钟山接界的西弯一带有丰富的铅锡矿，它和湖南道州同是宋代重要的产锡州。真宗大中祥符九年（1016）十一月，“禁广南西路白镴”。
这或许与循州产锡、浔州邕州产铅有关。此后铅锡之禁便渐渐在全国范围内实行，崇宁四年三月，命“诸路并榷白锡”。南宋以后，铅也进入禁榷行列，绍兴五年（1135）三月开始禁铅锡，诏“应产铅锡坑冶，尽行封桩，具数并价申部。令榷货务依盐法措置，印造文引，许客人算请给卖，赍赴指定州军坑场”。在《庆元条法事类》中对与铅锡的禁榷也有较完备的记载：
诸私有铅（夹杂者并黄丹砂子，并烹炼净铅计数）一斤笞五十，二十斤加一等，过杖一百，三十斤加一等，罪止徒三年。出产地分私烹炼加一等。
诸出产铜、铅、锡界内，耆长失觉察，私置炉烹炼而为他人告捕获，并同保父、保正长知而不纠者，并依界内停藏、货易、透漏榷货法。
诸锡非出产界而官卖者，听商贩及造器用货易，仍并免税。
诸产锡界内民间所用锡器物，听于通商贩处收买，诸当处税务验实，具数给公凭，赍诣所居州县税务覆验，亦听货易。
对铅锡的禁令显然不如铜禁那么严，这与铅锡价廉易得或有一定关系。
铁由于矿产较多，用途广泛，是制造农具和兵器必不可少的材料，而且铁钱的重要性也不如铜钱，因此历代政府对铁的管理与铜锡铅有较大的差异，在大部分时间并不禁止私人开采和贸易，也不采取统购统销的禁榷制。不过在某些时期，一定范围内也榷铁以控制铁源。如五代孟蜀广政中因用度不足而始铸铁钱，即“禁境内铁，凡器用须铁为之者，置场鬻之，以专其利……”宋代前期没有实行对铁的禁榷，只是对铁的应用和贩卖有一些限制性的规定而已。仁宗时开始大规模行铁钱，由于民“盗铸不已”，三司遂上榷铁之议，但未被采纳。神宗元丰六年（1083）政府采纳京东都转运使吴居厚的建议，对徐州利国、兖州莱芜二铁钱监实行官营，并对邻近地区榷铁，由官造铁器出售给百姓。但这次小范围内的榷铁时间也不长，元祐时即罢榷。此后一段时间史籍未见关于铁禁的记载，直到徽宗大观初，朝廷又应泾源皇城使裴绚之请而“官自卖铁”，对铁料进行控制，不过此时也只是“禁铁冶私相交易”，仍未实行严格的禁榷。政和八年（1118），才开始正式地在全国范围内榷铁，“令诸路仿茶盐法榷鬻，置炉冶收铁，给引召人通市。苗脉微者听民出息承买，以所收中卖于官，私相贸易者禁之……”原铁贸易由官方垄断，但不久就放宽了限制，“次年，广东路请以可监之地如旧法收其净利，苗脉微者召人承买，官不榷取，遂并诸路详度之旨不行”。
针对纸钞作伪的泛滥，宋代政府还加强了负责纸币制作部门的管理工作。当时就有人提出将币纸经营权收归官营，成立专门负责钞纸的部门，如熙宁元年（1068），监官戴蒙“请置抄纸院，以革伪造之弊”。崇宁三年（1104）的交子法中，规定私造交子纸者“罪以徒配”。可见，切断民间币纸的来源，在原纸币制作部门基础上成立专门机构对币纸进行管理，也是政府防止伪造的手段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