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永新以老子有与无的辩证思想作为一种大智慧进行企业管理，“以顺待逆，以逸待劳，以卑待骄，以静待躁”的后发制人策略；“以弱胜强，以柔克刚，以退为进”的竞争策略；正是道家“不争之争”思想的指导，恩威集团推出了其主导产品“洁尔阴”，它没有与其他品牌去争市场，而是进军空缺市场，使“难言之隐，一洗了之”的产品概念传遍大江南北。从成都恩威集团的经营业绩来看，靠着道家清静无为思想的指导，薛永新每每小试牛刀，却常常受益匪浅。
三、孔子思想——言必行，行必果
孔子（前551年-前479），字仲尼，是春秋末期的儒家学派的开山鼻祖。《史记·孔子世家》中记载“仲尼弟子三千，贤能者七十二”，孔子的思想和智慧，不但独特，自成一家，亦成为中华民族思想和精神的源头，成为中华儒家文化的模式。他认为治国之道，在于安民，民贫则怨，民富则安。要维持安定必须先富民，他主张“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意为百姓富足了，国家才会富裕，百姓不富足，国家就不可能富裕。在治国安邦方面，孔子主张“德治”、“仁政”，反对苛政和任意刑杀，他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极力强调从道德着手，才能使百姓服从政令，遵守法律，革除坏事。
孔子认为强国应有三个条件：“足兵，足粮，百姓栗于国”，意为有足够的兵力，足够的粮食，百姓对国家忠诚，并认为百姓对国家的忠诚最重要。
孔子把义与利这对哲学范畴作为德性高低的标准，他说：“君子重于义，小子重于利”，这对企业管理中有这样的启示：企业要长期发展，在追求利润的同时，不能忘记回报社会。
孔子管理思想的目标是“富而教”（《论语·里仁》），教育人们用长远的利益克服眼前利益的短视。承认人追求财富欲望的合理性，“富与贵，人之所欲也；……贫与贱，人之所恶也”（《论语·里仁》）。意为人一辈子忙来忙去，不过是为了“富与贵”二个字，避免“贫与贱”两个字，社会上每个人追求富贵层次不一样。孔子说：“小人喻于利，君子喻于义”
（《论语·里仁》）。此话用现代管理者来说，知识分子、中层干部追求精神生活的长远利益；普通员工追求眼前利益，更追求物质生活。因此，应对不同层次的人进行不同层次的管理。孔子还有一句话：“性相近，习相远”（《论语·阳货》）。意为追求财富、追求富贵之心，人人皆有，但不同的人追求富贵时表现出来的行为却大相径庭。轻易得到富贵的人往往很张狂，骄傲自大，生活奢侈；而经过艰苦得到富贵的人往往做事谨慎，处世低调，生活简朴。既然人人都追求财富，要得到财富需要具备两个条件，一是努力，二是能力。努力是态度问题，能力是水平问题。
人的禀赋不一样，再加上后天接受教育和把握机会不同，最后获得结果就不一样。至于后天教育，孔子说，“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论语·卫灵公》）。意为领导者受到教育后，会更认识到自己的能力不足，会谨慎得更关心员工；员工受到教育后，会更体谅领导，更能领会领导的意图，这样工作执行力肯定能提高。说明了在企业管理中必须重视教育培训。
孔子思想主要是教人如何提高个人素养和情操，对企业管理就是如何提高领导者和管理者素质。俗话讲：“小公司做事，大公司做人。”
小公司领导者要亲自干，大公司领导者则是鼓动员工的积极性来干。
对提升管理水平，孔子强调七个方面的重要性：其一，领导者要有一颗爱心，“仁者爱人”（《论语·子路》），“泛爱众”（《论语·学而》）。平时我们常说的仁人志士，就是让天下人的高兴起来，给天下的人获得利益。
“得民心者得天下”，“得民心者得市场”，只有全心全意为顾客服务，让顾客满意，才能实现自己利益最大化的目的，这就是双赢原则。其二，领导者要“得人”，孔子主张“选贤与能”，所谓“贤者”，是指协助最高领导者掌握全局的人。“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论语·泰伯》），意思是说，舜有五个得力的部下，即禹、益、契、弃、皋陶，而天下得以安定。这五个人，各有特殊的专业能力，能弥补舜某些方面的不足，并很好地完成舜交给的任务。他们不仅自己干，还能带动周围的人一起干，并改变周围人的行为，提升他们的素质，才叫伟大。其三，管理成败的关键是领导。“万方有罪，罪在联躬”（《论语·尧曰》）。意思说，天下出现问题，都是我的责任，至少是领导者选人不当，至少是管理者用人的水平不高，至少是我领导群体的能力有限。孔子说领导者是要起表率作用，“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论语·子路》）。孔子还把领导人自身品质和行为对群众的影响比喻为风和草。他说：“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论语·颜渊》）。意为“上行下效”。其四，领导者必须取得被领导者的信任。孔子说，“信则人任焉”（《论语·阳货》）。
“君子信而后劳其民，未信则以为厉己也”（《论语·子张》）。他把“民信之”即取得百姓的信任看得比解决民食问题还重要。当他学生问他，如果取信于民和解决民食两者难以兼顾时该怎么办，他毫不迟疑地回答：
“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论语·颜渊》）。其五，领导者要宽以待人，严于律己。孔子强调领导者要“无求备于一人”，要“赫小过”
（《论语·微子》），作为领导以宽容的态度对待员工，容易得到他们的拥护，从而使员工愿意为完成领导者的要求而努力。这就是他所说的“宽则得众”（《论语·阳货》）。孔子主张领导者要“躬自厚而薄责于人”
（《论语·子路》），即严于责己，宽以待人。其六，领导者不要轻易插手具体事务。子曰：“小人也，樊须也。……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焉用稼？”孔子有个学生樊须要学种庄稼，孔子说樊须要当领导者，不应来干具体工作的，那是老百姓的工作，不需领导者去做。孔子认为，领导者做具体工作人员该干的事情，就是越位，就是不到位，就是错位。其七，领导者应着眼于长期目标，反对急功近利，要求围绕战略目标来开展工作。孔子说，为政要“无欲速，无见小利。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论语·子路》）。这里“大事”即指长期战略目标，“无欲速，无见小利”即不要急功近利。追求实现战略目标的大利就可不顾任何“小利”，大利是由小利集合而成的，如果任何小利都不在意，大利是不可能得到的，实现战略目标的问题也就无从谈起。
圣经中也有一句被西方人奉为黄金定律（the Golden Rule）的话：
你愿人怎样待你，你就怎样待人（Treat others as you would like the man to treat you）。因此，作为个人，可能赚一笔钱就可以吃一辈子了，但作为一个企业，要长期生存发展，绝非靠赚一、二笔钱就能做到的。这也就是为什么企业生产经营要讲究职业良知的一个经济学方面的解释。
1993年，当格斯特纳执掌IBM 时，他在危急时刻果断重塑了IBM，企业宣传孔子义利仁爱思想，强调IBM 的员工注重职业良知，倡导以信用为核心的企业价值观念，并提出“IBM 就是服务”的口号。就这样格斯特纳把一个在过去三年里亏损了160亿美元，被《财富》杂志列为“问题严重的大企业”重新带入了发展的正轨。可见，在理智和逻辑的支配下，情感、意志等因素的参与和渗透构成了良心作用的发挥。
我们可以理解良心何以在道德生活实践中具有如此巨大的情感力量和意志约束力。事实上，这种作用在今天信息严重不对称的高科技领域里显得特别重要。
四、孟子思想——人无有不善
孟子（前372-前289），名轲，字子舆，生活在战国中期，儒家思想正处于信仰危机阶段。当时的形势正像孟子所说的那样：“圣王不作，诸侯放恣，处士横议，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杨墨之道不息”，“是邪说诬民充塞仁义也”（《滕文公下》）。于是孟子下决心要“正人心，息邪说，距诐行，放滛辞”，他将孔子的“天命论”
发展为“天人合一论”，将孔子的“性相近，习相远”的思想发展为“人性本善论”，将孔子的中庸思想发展为“执中有权论”，德治思想发展为“仁心仁政论”，孟子认为在政治生活中，老百姓是最重要的因素。他说：
“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得乎天子为诸侯，得乎诸侯为大夫。诸侯危社稷，则变置。牺牲既成，粢盛既洁，祭祀以时，然而旱干水溢，则变置社稷”（《孟子·尽心下》）。社是土神，稷是谷神，社稷是土地和粮食的象征，也是国家的象征。意思说，只有为人民所喜欢的人才做天子，为天子所喜欢的人不过是做诸侯，为诸侯所喜欢的人不过是做大夫。在必要的时候，诸侯或社稷可以变换，天子自然也是可以变换的。所不能变换的是民众。人们常说的“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就是从这里发展来的，这是孟子思想的理论系统与基础。
孟子文辞汪洋言表，与《论语》的简练含蓄迥然有别，《论语》多说“仁”，孟子兼谈仁义。《孟子》所涵盖的精华，不外乎“恻隐之心”、“是非之心”、“羞耻之心”，也就是“救世”和“守身”之德业。“性善论”是《孟子》伦理思想的基本点，也是他仁政思想的发展点。孟子曰：“水信无分于东西，无分于上下乎？人性之善也，犹生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今夫水，搏而跃之，可使过颡；激而行之，可使在山。是岂水之性哉？其势则然也。人之可使为不善，其性亦犹是也”（《告子上》）。意思是水流确实没有东西的定向，难道没有向上或向下的定向吗？人性的善良，像水往下流。人没有不善良的，水没有不向下流的。拍打水面使水迸射起来，可以高过人的颡额；加力使它倒流，可以引上山头。难道这是水的本性吗？不过是外界条件使它如此罢了。人可以使他干坏事，也是形势使它如此罢了。孟子用“水无有不下”之事与“人无有不善”相比，虽然他们“类”不同，而理却相同。可见，“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只要他有向“善”之心，仍能成为有用之才。
孟子认为社会领域也需要分工，他说：“无君子莫治野人，无野人莫养君子”（《孟子·滕文公下》）。又说：“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或劳力，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天下之通义也”（《孟子·滕文公下》）。意思是说，社会是需要分工的，有从事体力劳动的，也有从事脑力劳动的。从事体力劳动的，直接从大自然索取财富；从事脑力劳动的，则在从事体力劳动的人的收获中，按一定比例分割，这是天经地义的。在社会分工后就要有竞争出现，取得竞争胜利条件是：“天时、地利、人和”。他说：“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孟子·公孙丑下》）。意思说，“人和”是取得胜利的决定性条件。
他认为统一中国也主要是靠老百姓的拥护，而不是靠战争，他说：“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国不以山溪之险，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孟子·公孙丑下》）。就是说，老百姓不是可以用政治区域限制的，国家不是可以用地理上的险要保护的，世界不是可以用军备吓倒的，主要是看统治者是“多助”或“寡助”，“寡助之至，亲戚畔之”。“以天下之所顺，攻亲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战，战必胜矣” （《孟子·公孙丑下》）。统治者要“多助”，就要“得道”，“道”即“王道”，“以德服人”，称为“王道”。
孟子对人格品德方面特别注重。如“人皆可以为尧舜”（《孟子·告子下》）。“居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孟子·滕文公下》）。“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无道，以身殉道”，“达则兼善天下”（《孟子·尽心上》）“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也”（《孟子·告子上》）。“君子之守，修其身而天下平”（《孟子·尽心下》）。“乐以天下，忧以天下”（《孟子·梁惠王下》）。等思想，提出了一整套修身养性的功夫，如“尽心”、“存心养性”、“寡欲”、“自反”、“养气”、“不动心”、“知言”、“知耻”，对中国管理思想的完善与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