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这本来是一起极其平淡的偶然事件，它发生于一九六八年八月十八日。
晚九时，后海中学保卫组在接到人民群众的举报以后，出动了十几个人在西城区一条名叫枣儿胡同的地方抓获了两名“流氓”。这是一男一女两名中学生模样的青年。他们是正在进行流氓活动时在现场被抓获的。
枣儿胡同是一条只有进口没有出口的狭长的死胡同。因为胡同中部有一个“S”形弯道，自行车也难以通行，所以即使在白天这里也很僻静。胡同两侧一共有三十几个院门，住着百十户人家，大都是体力劳动者。
据举报群众说，从中午过后不久，这两个人就一直站在胡同中部拐弯处的那根电线杆子下面，到吃晚饭时都没离开。女孩背靠着墙，头低垂在胸前，脸红红的，不说话；男的倚着电线杆站在女孩对面，也低着头。他们的头挨得很近，并一度手拉着手。举报群众特别强调最后一点。
天黑下来以后，这两个人挪到了离电线杆不远的暗影里，并开始搂抱和亲嘴儿。有人言之凿凿地说，一开始能够清楚地听到那个女孩低低的啜泣声，接着哭声就停止了，但传出了其他的奇怪声响。这些声响包括女孩喃喃的娇语和男孩粗重浑浊的喘息声。
另外有人称明显地感觉到砖墙的有节奏的颤动。因为那一对男女在做“那件事”时倚托着这堵砖墙。
这里显然存在着很大程度的想象成分。一对苟且中的男女常常会诱发各种想象。此刻，胡同里的居民开始想入非非并莫名其妙地激动和愤慨，三三两两、神神秘秘地聚集在门洞里议论那一对男女并广泛联想到其他的秽闻淫事。这条陋巷由此而很滑稽地产生了某种节日的气氛。
直到现在为止，这件事仍然只是一件风化案，为人所不齿但绝非不能容。居民们的窃窃私议，虽然市民气十足，但仍可看做是一种自淫自娱，或自我道德表白，但并不危及他人和他们自己。
事情后来的变化是胡同里一个十六岁的女孩引起的。
女孩名叫响铃。按照她家里人的说法儿，她妈刚刚把她生下地就听见了小学校里打上课铃，加上这孩子的哭声嘹亮悦耳，故取此名，盼着丫头长大了能读书上进。
知根知底的老街坊们却不以为然，说，小学校隔着两条街呢，打上课铃她能听见？再说，刚下了崽子，她的耳朵就恁尖？
“文化大革命”初期红卫兵深入街巷“打四旧”时，有嘴上缺德的街坊揭了响铃妈的老底。她幼年即上八大胡同当了雏妓。青楼规矩，铃声一响，空着身子的姑娘都要出来招呼客人，供客人当面挑拣。红卫兵说，取名言志，她是想让女儿也操那行当，同无产阶级争夺接班人。
响铃妈自己私下里对几个老姐妹说，这一辈子真正享福的时光也就是那几年。吃香喝辣、穿绸着缎，从不缺钱花。不高兴的时候或是高兴的时候，都可以对客人使小性儿、甩脸子，客人从来都是千宠万哄的。
响铃自己在暗下里把名字改做“香菱”，取自《红楼梦》中的人物。这女人嫁给淫兴十足的薛大公子当小妾，备遭蹂躏、死去活来，但消受一番以后又出污泥而不染。响铃觉得只有这样才算真正过了一回当女人的瘾。
当然，所有这些关于响铃名字的猥词亵语都是街邻的编排诋毁，是北京胡同文化的一部分。但是，当这个名字中包含了过多的色情淫秽成分时，它总给人一种邪祟不祥之感。
后来，这一切竟真的得到了可怕的应验，给枣儿胡同的家家户户、男人和女人带来了一场噩梦一般的劫难。
劫难过去半年以后，这一年的冬天，一个半疯的老婆子突然出现在胡同口。她的手里摇着一把破铜铃，当街大声吆喝：“家里有大姑娘的，都给我交出来……”
破锣嗓子漏风的嘴，音调嘶哑、含混，但是其中却裹挟着令人肝胆俱裂的恐怖和刻毒。
听到吆喝声，枣儿胡同家家关门闭户，屏气噤声，栗栗危惧。女人们想哭，男人们想死。
王星敏说，胡同文化也是一种文明，这是一个令人难以接受，然而又无法辩驳的可怕结论。
2
在这一天，响铃一整天都气不顺，和她妈闹气，闹得一家人都没吃成晚饭。
晚饭本来要吃热汤面，响铃妈在揉面时，连热带用力过猛，一滴清鼻涕甩落在案板上。不知是没看见还是懒得擦，响铃妈用面团一滚，硬是把那滴污渍揉进了面里。
响铃却看得一清二楚。
面条煮熟以后，她妈又单独给响铃下了两个鸡蛋，浇了香油，盛在碗里催她快吃。
“我不吃，”响铃冷着脸说，“鼻汤和面，要吃你们吃，我是不吃。”说这句话时，她有意把“鼻”字发成平声，听上去就像是很脏的专指女人器官的那个字眼。
她爸和她妈都黑了脸。谁的心里都明白是怎么回事。
昨天晚上临睡前，响铃就明明白白地看出了苗头，夜里，她妈和她爸要干那件事。
擦过身子，她妈换了一件肉粉色的汗背心。过了一会儿又说天太热，把背心的前片一直卷到脖子底下，露出两只硕大的奶子在男人的眼前晃来晃去。
“贱！”响铃低低地骂了一句，猛地转过身去，用枕头盖住脸，逼迫自己尽快睡死过去。
一间屋子两张床，躲又没地方躲，而且也不想躲。应该躲的是你们，天下的父母都这么不要脸吗？
实际上也睡不着。大床上一有响动，响铃在小床上就立即进入一种无法说清的煎熬状态。紧张、兴奋、焦渴、愤怒，五脏六腑像被雷电击穿了一样，极度的向往伴随着极度的失落和茫然。
在许多个这样的夜晚，在拼命抗拒而又终于力不能支以后，响铃就放纵地使自己沉浸在一种似梦非梦的快活享乐中。她甚至也有过不彻底的高潮和宣泄，但从未得到过畅快淋漓的真正的满足感。
幻觉过后，她周身疲惫、酸懒、两腿间冰凉阴湿。她不去擦拭，睁着两只惊恐的眼睛呆望着黑洞洞的屋顶，觉得自己很坏也很惨，像个被人遗弃的妓女。
从第一次开始，她就恨上了她的母亲。她觉得母亲才是一个真正的妓女，放荡而又下贱。
文明，文明的发展状态竟会使母亲异化为妓女？
昨天晚上的这一次太过分了，已经大大地超过了一个十六岁的、发育成熟了的女孩所能承受的最大极限。
第一波次的响动沉寂下来以后不久，响铃妈翻了几个身，又不安分地开始酝酿第二次行动。没有得到积极的回应，她不轻不重地抽了响铃爸一个耳光，声音清脆而响亮。于是她遭到了回击，不知是屁股还是大腿被狠狠地拧了一把，她压抑着惨叫一声。
殴打和虐待，哀哭和惨叫，是这对夫妻赖以取得和谐的方式，甚至是动力。
殴打持续了五分钟，男人开始动作。经过充分酝酿后的动作刚猛、热烈、强悍，床架子不堪重负地颤响；娘儿们则放肆纵情地呻吟着胡言乱语。
这一切都是正常的，绝不丑恶。但是，正常的一切却给他们十六岁的女儿造成了难以抑制的痛苦。
终于，响铃崩溃了。在亢奋、抗拒和耻辱的冲击下，她完全失去了自持。她尖着嗓子大叫了一声。
屋子里在瞬间就平静了下来，平静得极其虚伪，极度紧张。呼吸也停止了，只剩下三颗心在狂跳不止。
后来，响铃妈用枕巾捂住嘴，凄凄切切地哭泣起来。
响铃则大睁着眼睛，一直睁到天明。
早晨，响铃没起床，只穿了背心和三角内裤，半裸着仰躺在床上，任她爸在床前走来走去。
响铃妈至少骂了她三声“娼妇”。
中午，响铃遭到了一天以来的第二次重大挫折。
过去，响铃曾多次发现自己在午睡时，北屋的大升子扒在窗外向屋里窥视。有一次，趁家里大人不在，大升子悄悄拨开屋门溜了进来，蹲在她的床前，愣愣地看了好久。看她的胸，看她的腿，还看别处。后来，他用手指轻轻地挑动她的内裤时，她察觉了，翻了个身坐起来，大升子贼似的吓跑了。
今天，响铃毫无睡意，她只是躺在床上假睡。还是穿着汗背心和短内裤。不过，她刻意使用了一些小技巧，成功地使身体的更多部分暴露了出来。
她希望大升子还能扒窗户偷看。
大升子却没有来。他在院子里出出进进，硬是没往这边屋里看一眼。
“这个王八蛋！”响铃慢慢地骂了一句。
下午，响铃去副食店打酱油时发现了那一对男女。一股无名的嫉恨之火烧得她浑身战栗不止。她不由自主地来来回回在胡同里穿行了几趟，每次与那对男女擦身而过时，她都狠狠地瞪那个男的几眼。
那个男的个子不高，但却长着一张英俊、白净的脸。当响铃从他身边走过时，他曾经抬头看了响铃一眼，然后极温和地、腼腆地笑了。这是迄今为止响铃见过的最帅气、最有风度的男人。
男人应该是动作中的，就像她爸。
响铃没有看那个女的，她只觉得她恶心。
3
响铃着实冤枉了大升子。
他不是不想看响铃的身子，事实上他早就看过了。在一个院里住着，只要想看，什么招数没有？头年夏天，院里的几个半大男女在西墙根练倚墙倒立。大升子帮着响铃倒立起来，手上极有分寸，眼睛却不失时机地顺着大腿往下溜。
这种偷窥虽然也有刺激性，但是只能勾人上瘾而不可能得到任何满足，大升子想的是动动手脚，来真的。但是慑于响铃妈的刁嘴利眼，他一直不敢。
大升子自己有一间独用的小棚屋。这间小屋实际上成了枣儿胡同半大小伙子晚间聚会的固定场所。一吃过晚饭，陆陆续续地就有人来。每天都有十几个人，抽烟、闲侃、闷坐，一直到夜半才散。在这间屋子里，什么乱七八糟、下流污脏的语言和意识都有，但是没有人出去练真的。
有的时候也有响铃这般年龄的姑娘们到大升子的小屋来。她们并不进屋，只是远远地站在门外和屋里的异性们斗贫嘴。仅仅是斗嘴，连撩拨挑逗的意思都没有。即使如此，门里门外这群正处于发情期的男孩女孩仍很兴奋，兴奋得妙语连珠、才气横溢，或者兴奋得张嘴结舌、语无伦次。有时找不到话说，干脆就那么呆站着。呆站着也是欢乐。
当只剩下男孩们自己时，他们不变的一个话题就是性。听来的或假想杜撰的性传闻常常使他们亢奋不已。一双双年轻的眼睛贼亮，像一群急不可耐的公狼。
应该说，直到八月二十八日之前的那个夜晚，枣儿胡同的大升子们还都可以算做是规矩本分的青年，尽管他们的内心深处早已憋足了一股邪恶之火。
后来就出事了。
大升子说，这就是命。如果要没有那件事的发生，无论如何也不会酿成以后的惨祸。
王星敏则说，偶然是一个契合点，是历史的累积，是对未来的“凶险的暗示”。
已经是晚上十一点多了，大升子小屋里的人正在慢慢散去。先走的一个人过了一会儿突然又回来了，向还在屋里的人报告了一个惊人的消息：“后海淹死了一个人，是女的，光着身子，被人捞起来以后扔在岸边。”
“现在呢？还在不在？”有人急促地问了一句。
“在。”
没什么可犹豫的，十几个小伙子争先恐后地冲出小屋，疯了般地向后海岸边跑。
死人还在，而且的确是个女人，令人遗憾的是，她全身上下都穿着衣服，并未光着身子。这个女人已经不年轻了，臃肿肥胖，腹部高高挺起。
“自杀的。”有人介绍说，“不知好歹，恶毒攻击江青同志，畏罪……”
大升子们围着女尸看了好一会儿，索然无味，极其失望。
当围观的人差不多散光了以后，良顺说：“咱们给她挪个地方？”
“挪。”几个人都说。心领神会，急不可耐。
动手的是良顺和大升子。至于怎么挪，完全心照不宣。他俩麻着胆子，一人抓住女尸的一只裤管，用力向斜上方拽。但是没有成效，女人束着腰带。
后来不知怎么的，裤就被拉扯下来了。是谁把腰带解开的，天黑，没看清，看清也记不住。恐惧、亢奋、慌乱，一切都处在似有似无的虚幻中。
女人的肤色很白，小腹和两条大腿圆鼓肿胀，在昏黄的街灯映射下，泛着青幽幽的蓝光。唯有处在三角部位的隐秘处是一团模糊的黑色。
他们后来是被一位老太太轰走的。“女人撒尿的东西有什么好看的！”老太太高门大嗓地使劲喊，把他们吓跑了。
大升子说，那天晚上他们没有立刻回到那间小棚屋去，而是又沿着后海堤岸漫无目的地闲荡了好久。也不是闲荡，因为每个人的心头都燃烧着一个焦灼的企望，企望年轻的、鲜活的女人。
以后发生的事情证实，这个企望是灾难性的。然而，它难道不是合理的吗？
凌晨一点以后，他们才重回小棚屋，又闹扯了一阵，但是无精打采、毫无兴致。性问题已明显物质化，语言的描述或思维的想象都失去了刺激性。
鲜活的女人，对于这些胡同里的小伙子来说，简直就是天上的楼阁，可望而不可即。是的，社会在允许他们合法地拥有一个“鲜活的”异性之前，他们只能克制、忍耐。从欲望产生到最终被允许之间，有一道由时间、法律和物质条件构成的坚固障碍。他们能忍耐到障碍物自然地消除吗？
“欲望只构成本质，而绝不会产生意志。一切形式的克制都呈病态。”大升子说，“一种悲哀的情绪开始在伙伴中弥漫开。”
“我他妈的这辈子都见不到活女人了。”有人悲愤地发着牢骚，声音里带出哭腔，充斥着绝望、饥渴、愤怒和宿命的情绪。
有人长长地叹息。
那天夜里，当屋子里只剩下大升子和另一个青年时，良顺开始指导他们进行手淫。大升子这是第一次，羞耻、惶乱、焦躁，渴望成功但始终未能成功。
大升子后来直言不讳地承认自己有二十年的手淫史，即使在婚后他仍未完全戒除这一陋习。“这符合我的生活原则，绝不伤害他人。”二十几年后，这位威武健壮的中年汉子对笔者说。
笔者愕然不解。
“这保证了我对妻子和家庭的忠诚，至少我在形式上没有卷入任何婚外性交往。当然，谁也不能禁止我在想象中把别的女人作为倾慕的对象。”
欲即天之理。
大升子后来去了陕北延安地区插队落户，十几年以后才回到北京。老根据地的人民和黄土高原的风沙把他哺育成一个忠厚、实干的劳动者。
“那天晚上，怎么就没有成功呢？”大升子直到今天仍为此而懊丧不已。“如果……就不会……”他说。
应该说，大升子是条汉子。在谈及以往的岁月时，他没有试图遮掩那种种的荒唐、卑劣和丑恶。特别是在谈到枣儿胡同遭受的那场劫难以及自己的罪责时，他的内心里充满着痛苦、自责和深深的忏悔。他的一生中，将永远无法摆脱这个重负。
在提到“吴卫东”这个名字的时候，这个中年汉子用手紧紧地捂住自己的脸，失声痛哭了。哭声凄切、苍凉、痛楚。
“我，是个罪人，”他说，“我请求她的饶恕。”
他是有罪责的。但是，发生的一切，特别是后来的那场空前悲剧，能归因于一次不成功的手淫吗？
历史与文明，你们应该承担什么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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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晚上八点钟，那对男女还没有离开枣儿胡同中部那处宁静的暗影，也丝毫没有察觉出周围越来越强烈的骚动气氛。
胡同口聚集了一小群女人，有戴着袖章、神情庄重、一本正经的街道治保积极分子，也有抱着孩子、浑身散发着骚尿味的家庭妇女。她们正在讨论一个令人心痒难禁的问题：“啧啧，他们站着干呀？啧啧。”
响铃显得比别人更兴奋和激动。她脸色苍白，口吐愤言，全身神经质地战栗不已。她闭上眼，一次又一次地强迫自己平静下来。最后，她终于按捺不住了，又一次溜着墙根向暗影中的那对恋人悄悄靠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