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数量，轻质量；重建设，轻管理；重上级考核，轻农民参与……都是当前农村文化建设中存在的弊端。在自上而下的压力型体制和数字化的政绩考核模式下，村干部在文化建设中履行的角色是一个既非“经纪型”亦非“保护型”的代理人，他们工作的重点并非“取悦”农民，而只需以数字化约的工作报告“向上负责”。换言之，农村文化建设主要的是村干部，以及基层政权的一项“政治任务”，而并未被他们从内心深处所认同。文化研究的巨擘雷蒙·威廉斯在论及传播的代理者时曾指出，“如果要他传送的东西是他自己都不能接受的东西，而他只是被说服，认为要他传送的东西适合其他人传送，而且认为他的任务只是使要传送的东西到达其他人手中，他就是个贬义代理人”。这是因为“任何对信念与传播之间的关系的实际否定，对经验与表达之间的关系的实际否定，无论对个人或是对共同的语言，在道德上都是有害的”。
在压力型体制下，农村文化建设的资源分配依据并非农民使用的满意度，而是介于上级检查和下级迎检之间切合的程度。所以，公共文化设施的建设是一回事，而其使用则是另一回事。不少村干部认为，“现在的考评体系就是不重效果重过程，重你做了什么，看你有没有创新有没有特色。所以现在人家没有的我们要有，人家有的我们也要有，要不然就落后了。人家有了，就要立刻跟上”。碰到上级下来检查时，找一些“听话的”村民充数来“表演”，在村干部看来无可厚非：它已成为一套通行的潜规则。一位村主任在带我们参观完他们的“农家书屋”后，就颇有感慨地说：“你看看我们这个东西，去年投了一万多块钱进去，但是，真正能有什么效果，谁知道呢？”换言之，这种文化建设与传播活动，相当程度上脱离了农村文化的延续性以及农民的日常生活。文化的传播与服务，变成了只是村干部和上级政府之间上演的一出“压力-应付”闹剧。
结果，作为农村文化传播重要主体之一的农民，反而无法在其中发出应有的声音和文化的表达。农民在国家主导的文化建设中的缺位，与农民在建庙宇中捐资、集资的热情形成了强烈反差。这就有必要对乡村文化场域中村干部与农民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
2.传播的断裂：影响农村文化治理的关键
“将农村文化建设重心下沉到村，将国家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延伸到村庄内部，在村一级社区建立综合性文化活动中心，为农民群众提供更多、更好、文明、健康的公共文化服务”，被学者们认为“不但很有必要而且迫在眉睫”。然而，我们的调研发现，增加了投入的农村公共文化资源的使用率仍然相当低。问题的关键也许不在于公共文化服务的数量，而在于如何提供这种服务。换言之，在于如何进行文化的传播。那么，究竟是什么阻碍了农村公共文化的有效传播？
基于J市农村的调查，我们的基本判断是：当前农村文化建设的问题在于传播的“断裂”。“断裂”是孙立平教授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社会变迁的概括。
在他看来，在一个断裂的社会中，社会中不同部分的要求的差异有时会达到一种无法理解的程度。“断裂”二字，同样适用于描述当前农村文化传播所面临的困境。
不可否认，农村公共文化资源日益增加，也不乏传播者、传播渠道、传播内容和潜在受众。但是，断裂仍然存在于农村文化的传播中，进而影响了构建文化认同、地域认同和政治认同的“符号化过程”。
按照贺雪峰的观点，转型期的农村是一种“半熟人社会”。虽然贺雪峰所说的“半熟人社会”的概念来自于村民小组之间，但我们认为，当前农村的干部与群众关系也是一种“半熟人”关系，有的甚至是“陌生人”关系。这不仅表明农民与村干部在公开场合的互动减少，也反映出二者心理上的隔阂。本来，在农村文化传播中，农民所接触的直接对象是村干部，但大多数农民并不在乎村干部所做的事情——只要不侵犯到自身的利益。根据我们问卷调查的统计结果，对于“平时是否关注村干部工作的情况”，被调查者选择“毫不关注”的比例占24.9％，“不太关注”达34.4％，“无所谓”占20.8％，三者之和共80.1％。在访谈中，我们经常听到村干部说：“现在老百姓闹纠纷了才找我们。在他们眼中，中央政府官员都是好人，我们都是恶人。”而另一边的村民则说：“现在各家种各家的地，出去打工也是靠亲戚朋友介绍，没事谁找村干部啊？村委会基本没什么作用，我们也不认识他们，对我们的生活也没什么影响。”这些夹杂着一定程度消极情绪在内的言语无不体现出当前农村干群社会关联的弱化态势。
干群关系的弱化，使得二者难以达成良性的社会互动。根据我们的调查，认为“现在的干群关系不冷也不热”的比例达80.5％。近年来的村镇合并尤其加剧了村庄公共文化的集体行动基础的消解。如有的村民说：“现在有很多群众就是换了村干部他也不知道，路上碰见了也不认识。比如我们村和隔壁村合成一个村了，我们村的不认识他们村的干部，他们村的不认识我们村的干部，路上各走各的谁也不知道是不是村干部。我们也没听过什么送文化下乡活动。”
村干部与农民之间形成的这种弱传播网络无疑影响了二者的关系。李特约翰等人认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动态的，是通过传播得以形成、维持和改变的。
关系的基本单位不是某个人，也不是两个人，而是互动。村干部与农民之间互动模式的重构还未能适应农村文化传播的新需要。
传播的过程是一个具体、动态的双向互动。农村文化传播过程的断裂是作为传播者的国家及其代理人村干部与作为受众的农民的传授流向的断裂。农村文化建设中对农民意愿及其主体性的遮蔽，以及农民接近文化资源的自主性的相对提高，是传播过程的断裂的最主要原因。
随着农民群众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其文化消费结构、消费观念都在发生深刻的变化，对文化生活的需要迅速增长，仅仅单向度的输送电影、戏剧或文艺演出并未能满足农民的需求。于是，一种悖论出现了。一方面，农村文化生活的单调、乏味——农忙时干活农闲时打麻将、打牌，还是许多农民文化生活的真实写照。另一方面，农民对于村庄的文化设施的使用率，对文化组织、活动的参与却相当低，农民的文化活动愈来愈倾向于私人化、小群体化（观看电视和打牌、打麻将成为农民的首要休闲活动无疑是最好的明证）。然而，农民对于由他们自身发起、组织的文化活动的愿望和偏好仍存在较高的情感基础。
文化作为一种人们认同的意义与价值的来源，是在一定的语境下产生作用的。
同时，每一次互动都是在更大范围的语境下出现的。换言之，历时态的社会记忆和共时态的社会经验都是我们在分析农村文化建设时需要予以考虑的因素。
其一，作为社会记忆的村庄互动影响了农民对村干部行为的接受与认可。传播学者认为，人们从社区中吸收和攫取文化特质以形成集体共识，就是透过传播的机制，借由符号的传递与互动而渐次形成。而每一个成员的活动，也经由转换成各类象征符号，传递和储存在社区的集体记忆之中，并形成新的认同。传播所形成的集体记忆与认同，是生活于社区中的人们的意义与价值的来源。由于历史的原因以及对农民参与的相对忽视，农村文化建设对于村干部和村民的意义是大为不同的，这就造成了一种“交流的无奈”。一方面，基于既往的乡村互动，村民大多已经形成了对干部行为的刻板印象，甚至质疑他们是否从中捞取个人利益。如谈及乡村干部的服务状况，有村民直言：“对他们没有什么要求，只要他们少干点儿坏事就行了。”“让他们别再浪费公家的钱了，有心不如干点实事实在。”另一方面，村干部则认为农民对他们过于挑剔。“现在农村工作不好做，农民对干部要做的事情抱有敌意，他们总以为是干部在瞎折腾，或者就是在搞贪污腐败。他们现在只相信中央、媒体，不相信干部……，我也是从小在农村长大的，我能够理解为什么会这样。我觉得，我们现在碰到的这些，都是在为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到税费改革为止，干部在执行农村计划生育政策和税费政策的时候做下的事情还债……”
其二，村庄共同体意识及其经验的缺失使集体的文化表达行动遭遇了困境。
威廉斯认为，人们的心灵是由他们的整个经验所塑造的，没有这种经验的确认，即使是最巧妙的资料传送，也不能被传播。任何真正的传播理论都是一种共同体理论。然而，青壮年人口的大举外出流动造成农村文化人才的断层和缺失，村民的原子化和电视的普及对村庄公共文化行动基础的消解，村民人际关系的利益化无不破坏了村庄共同经验的营造。村干部基于现实的判断认为“现在农村文化活动缺人，搞不起来”，村民则虽期望文化生活更丰富，却又日渐形成一种集体的“不可能”意识：“现在村里不光年轻人，就是五六十岁的人只要身体好也都出去打工了，哪有闲情搞文化活动啊？年轻人上学的上学，做工的做工，偶尔闲着的上午做做家务，下午打打麻将，晚上看点电视，都是这样。”
无疑，传播的断裂影响了共同理解的形成，而一个有效的经验共同体的欠缺，也使得农民对于农村公共文化建设的主动接受和积极反应难以产生。
五、结语
本研究主要是从农民的视角来看农村文化发展的现状，通过对J市农村的实证调查，了解了当前农民的文化生活的基本情况。通过深入调查农村文化设施的建设情况，农民对这些文化设施的使用状况，以及农民对送文化下乡活动的知晓度、参与度和满意度发现了现阶段新农村文化建设取得的进展和存在的不足。另外，本研究还对来自民间的、土生土长的农村集体文化活动的现状作了调查研究，可以说对农民的文化生活作了一个全景式的了解和剖析。
通过调查发现，农村公共文化设施的建设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基本上每个乡镇都配有文化站、户外健身设施、农家书屋等基础文化设施。但这些设施的种类还比较单一，无法满足农民群众多样化的文化需求。农村公共文化设施的分布并不均匀，一般集中于镇中心或是行政办公区域，落实到行政村和农民身边的文化设施非常匮乏，这在无形中提高了农民使用公共文化设施的门槛，造成了农民对这些文化设施的使用率很低。另外，农村公共文化设施的建设还存在着商业化的倾向，以及建设规模的盲目膨胀与大量资源闲置之间也存在着显著矛盾。
“送文化下乡”活动基本上在每个乡镇都有举办，但举办的频次和质量相差较大。由于农民的媒介接触范围不断扩大，电视、电脑等传播媒介在农村大量普及，农民对传统意义上的“送文化”下乡活动已经没有多大兴趣了，他们更愿意在家里看看电视，而不是去看露天放映的老电影。目前，“送文化下乡”活动存在问题主要是“送”的数量不足、宣传不够，以及没有关注农民的反馈，徒有形式。
关于农村的集体文化活动，情况并不乐观。由于多种原因当前农村的集体文化活动已经处于消亡的边缘。农村传统文化活动在现代文化的冲击之下生存艰难，农村很多地区即使在重大节庆之时都难以看到传统的文化活动了，如果不及时对其加以保护，很可能在不远的将来我们将失去许多优秀的农村传统文化活动形式。民间自办文化由于缺乏有能力的组织者，缺乏举办活动的资金来源和政策上的扶持与指导，发展十分缓慢和艰难，地域间的差距很大。有些地区通过成立民间艺术爱好者协会的形式把民间自办文化开办得有声有色，值得其他地区的借鉴。
但如何将农民自办文化发展壮大并吸引更多的农民（特别是青年农民）的参与是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