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社会转型：社会学研究的热门话题
社会转型（social transformation）作为西方社会学现代化理论的核心概念，具有丰富的内涵和现实指导意义，关于其定义的多种鉴定和争议便是最好的证明。一般说来，西方学者眼中的社会转型，就是指西方社会走出中世纪，迈向现代化的过程，社会转型就是社会由传统型向现代型的二元转变。年鉴学派第二代史学大师布罗代尔给了社会转型一个长时段的概念：社会转型是一个长时段，在这样一个长时段的过程中，它由一系列社会转折的不断蓄积而产生，是在一个母体内经历长期不断的变迁所导致的社会结构性转变。这种结构性的转变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等诸多领域，概言之，社会转型就是一个包容人类社会各个方面发生结构性转变的长期发展过程。德国学者查普夫提出的社会转型的定义是：转型和过渡是现代化进程，其特点在于现代化的目标是明确的：接受、吸收现代的民主、市场经济和法制制度，等等。而从上世纪90年代初我国引入转型理论以来，转型理论及其在中国的具体体现也很快成为中国社会学家关注的焦点之一，把它称为我国社会学研究当代中国社会变迁的理论支点，社会转型概念的内涵也不断得到丰富和补充。
郭德宏教授在《中国现代社会转型研究评述》一文中，就总结了我国学者关于社会转型的十个代表性定义，包括社会学家陆学艺、景天魁提出的社会转型是指中国社会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从封闭性社会向开放性社会的变迁和发展；社会学家郑杭生、李强等提出的社会转型是指社会从传统型向现代型的转变，或者说由传统型社会向现代型社会转变的过程；刘祖云提出的社会转型是一种特定的社会发展过程，它包括三个方面：一是指社会从传统型向现代型转变的过程；二是指传统因素与现代因素此消彼长的进化过程；三是指一种整体性的社会发展过程，以及其他哲学、文化学角度的定义等，加上关于我国社会转型范式与西方比较的共性与差异、我国社会转型的现实体现等其他丰富的研究成果，凸显了社会转型理论在我国的应用、发展与特殊价值。
从纵向的历史角度看，社会转型专指近代以来从欧洲开始并在全球范围内逐步扩展的社会现代化变迁过程。作为现代化的同义语，社会转型和世界现代化发展同步，最早可追溯到16世纪欧洲的文艺复兴时期，历经17世纪的缓慢变化，到18世纪受英国工业革命和法国大革命的双重推动而迅速推进。由此，社会转型理论研究，也和现代化理论研究一样，可以概括为17世纪到19世纪初的萌芽时期；19世纪中叶工业革命完成后到20世纪中叶的发展时期；20世纪60年代至今的繁荣与多元化时期。就萌芽时期而言，由于现代工业社会刚处于诞生期，人们对向现代社会转型的历史运动，尚未来得及进行全面反思，还不具备系统地进行社会转型研究的条件，相关研究只是散见于一些学者的著述和观点之中，如18世纪维科对历史分阶段、螺旋式上升发展观点的肯定，圣西门关于现代工业文明转型分析等。
19世纪中叶，随着工业革命的结束，现代工业文明与社会发展思潮得以在哲学、历史学、社会和文化学等领域进行系统总结，并随着社会学的诞生进入了蓬勃发展时期。这一时期有以提出社会动力学为核心的孔德和社会进化论为核心的斯宾塞的社会发展理论；提出机械团结和有机团结理论的迪尔凯姆、以共同体与社会概念为核心的滕尼斯的社会发展理论；齐美尔和韦伯的理性与社会发展理论等为核心内容的经典社会学转型理论，也包括马克思有关社会整体论、社会批判论、社会发展论等转型理论，帕森斯的结构功能主义社会发展理论等，为现代化和社会变迁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理论源泉。
20世纪60年代以来，转型研究进入繁荣和多元化发展时期。这一时期随着二战结束和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政治独立与经济发展，随着世界社会发展逐渐体现出南北对立、逐渐多元化和复杂化，学者们一方面总结前期关于社会发展与进化的相关理论，正式提出了以经典社会学理论为核心的现代化理论，另一方面则随后开始对传统的社会现代化理论进行批判思考，提出了依附理论、世界体系理论、新马克思主义理论等。也有很多学者分别从政治、经济、文化角度进行社会转型研究，如美国学者阿尔蒙德、多伊奇的政治发展理论、美国经济学家罗斯托的经济成长阶段论、刘易斯的经济二元结构论、汤因比的文明形态论、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等等。特别是上世纪70年代以来，日本的工业化以及亚洲四小龙工业化与西方国家相比所体现出的不同进程研究，标志着多元化现代转型理论的开始。上世纪90年代以来，以中国和俄罗斯为代表的发展中大国的转型，更是代表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模式，引起了世界的广泛关注，西方社会转型理论的固有范式彻底失去神圣光环，转型理论成为社会关注热点的同时，也以其从未有过的丰富性、复杂性和延展性，呈现在社会科学研究领域。
总之，从现代社会变迁和现代化发展角度，可以看出社会转型理论涵盖了西方国家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历程，其历史跨度长，研究内容广泛，是西方社会学一直关注的热门话题。如果根据大多数社会学家的共识，我们把法国哲学家、社会学家孔德在1838年10月出版的《实证哲学教程》中首次提出社会学一词作为社会学诞生的标志，那么可以说转型理论研究实际上是伴随着整个西方社会学的发展，是其研究的主要内容之一。从孔德、斯宾塞、迪尔凯姆、韦伯到斯宾格勒、汤因比、怀特、斯图尔特、萨林斯、帕森斯，再到贝尔、吉登斯、亨廷顿等，众多知名的社会学家在不同时期均对以社会变迁为内容、以社会发展为目的的转型理论给予了充分关注，社会转型理论也由此成为社会学重要分支——发展社会学的核心议题。现在，由于广大发展中国家作为后发外生型国家社会转型的介入，转型理论更是得到了巨大的丰富和发展，经久不衰，体现出强大的理论生命力和现实指导意义。
二、中俄社会转型及比较：转型研究的典型案例
如上所述，在传统的经典理论和实证研究的社会转型理论视野下，欧美等发达国家社会的现代化始终是核心议题，社会转型研究主要集中在传统与现代的两分法上，西方中心主义色彩浓厚。但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随着拉美、非洲以及80年代东亚一些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快速发展，传统的西方转型理论受到广泛质疑，依附理论和世界体系理论两种发展社会学理论得以勃兴，对西方中心主义进行了鞭挞。而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东欧和苏联/俄罗斯激进的政治巨变所带来的社会转型，以及中国1978年以来，以渐进方式进行的社会全面改革与转型，更是对转型研究提出了诸多复杂的、崭新的研究课题，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研究范例。以中国和俄罗斯两个大国为代表，包括其他非欧美工业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制度变迁与社会转型，以一种从来没有的广度和深度超越以往人类历史的类似进程，其间所发生的对人类东西方各种各样传统的反思和创新，所引发的各种物质和观念力量在竞争中的分化、重组，及其所迸发的能量和所产生的辐射力都是举世罕见的。
在苏联、东欧地区的社会转型中，从转型本身的复杂性、内容的丰富性和转型的影响力来看，俄罗斯的社会转型自然是最为引人关注的。苏联解体、俄罗斯社会转型也被称为20世纪世界最重大的历史事件。英国《经济学家》周刊1992年12月26日载文，把苏联解体比喻为政治地震中里氏震级最高的一次。而接下来俄罗斯复杂的社会转型则被称为解体后最大的余震，其政治的动荡、经济的衰退、思想的混乱，注定了俄罗斯将经历其发展历史中又一个动荡不定的、急剧变革的时代。俄罗斯的社会转型，以其对世界格局深刻和广泛的影响力，吸引了所有世人的目光。
同时，在苏联解体和俄罗斯社会急剧转型期间，与苏联在政治、经济、文化发展有很多历史渊源和相似之处的社会主义中国，却选择了另外一条不同的社会转型道路。1978年以来，中国吸取世界各国的发展经验，结合自己独特的国情，以一种渐进的方式，全面、持续、可协调地科学发展，在政治民主、市场经济体制建设和文化多元化等各方面进行了全面改革。中国社会转型的独特模式与取得的瞩目成就，同样引起了全世界的广泛关注，成为很多国家学习的榜样。
2004年4月，新加坡《联合早报》发表文章指出，经过20多年的改革，中国迅速崛起，为第三世界国家提供了一个有别于西方的发展模式。同年5月，英国伦敦外交政策中心发表了美国著名中国问题研究专家乔舒亚·库珀·雷默的一篇题为《北京共识：论中国实力的新物理学》的论文，指出中国通过艰苦努力、主动创新和大胆实践，已摸索出一个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模式，他把这一模式称之为北京共识。2004年6月，时任联合国秘书长的科菲·安南在圣保罗接受新华社记者提问时说，中国依靠独特模式实现发展的有益经验，的确值得其他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借鉴。美国思想家F.福山（Francis Fukuyama）主编的《出乎意料》一书中，预测未来世界可能发生的七大战略意外，其中有一项是：人们将许多不平等现象归咎于美国式的资本主义，全世界对这些不平等现象的不满，可能会将人们的注意力更多地转向像中国这样的社会主义模式，从而结束美国的霸权地位。软实力概念的提出者、美国学者约瑟夫·奈（Joseph Nye）2008年初对记者说：中国的经济增长不仅让发展中国家获益巨大，中国特殊的发展模式和道路也被一些国家视为可效仿的榜样……更重要的是将来，中国倡导的政治价值观、社会发展模式和对外政策做法，会进一步在世界公众中产生共鸣和影响力，等等，这些都体现出国际社会对中国发展态势的高度关注，也表明中国探索的道路已取得了举世的公认，进而到了被升华为与华盛顿共识共存的北京共识的高度。
综上所述，与以资本主义文明为核心的传统转型相比，社会主义体制下的中国和俄罗斯社会转型，不仅自身具有代表性的意义，同时在转型模式、转型内容、转型结果等比较方面，均具有典型的示范意义。很多学者甚至把社会转型系统研究的起源标志确定为中俄社会转型，认为中国和俄罗斯的社会转型是转型研究的核心。俄罗斯科学院远东所主任研究员、历史学博士洛玛诺夫指出，俄罗斯和中国的转型模式正在对西方文明准则发起挑战，其关键在于中俄的转型模式体现了两国选择发展道路的自主权，两国都坚决排斥来自外部的目标管理模式，都相当成功地实现了没有目的地的转轨，即不以西方的条件与现有结构体系接轨。我国著名社会学者孙立平教授就特别撰文，把中国和俄罗斯社会转型区别于西欧发达国家先发内生型的现代化转型，也区别于拉丁美洲、非洲和东亚模式为研究对象的发展理论，把它当作发展社会学研究的新议题，认为共产主义文明及其转型，对社会学的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指出对这个文明的特点、运作逻辑及转型研究，应当成为当代社会学乃至整个社会科学发展新的灵感来源和动力源泉。其相关研究也已编撰为《转型社会的研究立场和方法》一书予以出版。
孙教授的预见已经被转型研究的现实所证明。在近20年内，研究当代社会转型问题，很少有不涉及中俄两个大国的，一些原来并不关注中国、俄罗斯的西方学者也纷纷转向对两国国家市场和社会转型进行研究。各类专著、译著不断出版，大量论文不断发表：仅从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1999-2009输入俄罗斯社会转型进行搜索，便能搜到524篇相关文献，以中国社会转型为题名的搜索结果就超过1200条之多。如果以改革、变迁等相关关键词搜索，再细分到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具体专著论文成果数量更难准确估计。相关研究由宏观到微观，由描述性研究到反思性研究，范围不断拓展，研究不断深入，内容不断多元，成果丰硕，具体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