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传记张纯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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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6章 过山车式的生活 (4)

10月份,纯如应邀前往伊利诺伊大学,在大礼堂内为800名听众开设专题讲座。这次活动大获成功。10月10日,纯如还受邀出席了在伊利诺伊大学校园内举行的“东方战争罪行”主题研讨会,并担任组委成员。

会上,伊利诺伊大学的一位历史教授抨击了纯如的书,这令所有人都非常吃惊。然而,我发现纯如十分冷静,非常专业地作出反驳。这时候,纯如已经写了好几篇驳斥相关攻击言论的文章,针对日本大使和日本篡改历史分子的攻击,她也对美国和日本记者提出的问题予以解答。我很敬佩纯如处理这一问题的方式,我意识到,纯如已经成长为一个成熟的经验丰富的辩论家了!但我也意识到,右翼势力不仅存在于日本,在美国,也有许多他们的同情者。

我们开车送纯如到香槟机场赶往图书签售下一站,一路上,谁都没怎么说话。我注意到纯如仍在想着前一天发生在大会上的事——在自己的母校,一位历史教授居然会“冷不防”地做出如此之举。最后,登机前,她对我们说,公开辩论看来无可避免。她说只有通过辩论一途,她才能对那些批评言论作出答复。“就从日本大使开始吧!”她说道。

11月,纯如接受夏威夷大学的邀请,去那里发表演讲并举行图书签售活动。因为活动时间与感恩节很近,纯如决定在那之后同布瑞特一道在夏威夷度个假。相当长一段时间以来,这是她头一个假期。从夏威夷回来两天后,12月1日,她突然给我们打电话说,她将在PBS的《麦克尼尔–莱勒新闻一小时》(MacNeil-Lehrer News Hour)节目中与日本驻美大使齐藤邦彦对质!

我们立刻打开电视机,等待傍晚6点整PBS《新闻一小时》节目开始。吉姆·莱勒(Jim Lehrer)播报了当天的主要新闻之后,伊丽莎白·法恩斯沃思(Elizabeth Farnsworth)开始主持纯如与齐藤邦彦之间的对话。纯如身在旧金山电视台的演播室,而齐藤邦彦则在华盛顿特区。事情的起因是,当年10月,当韩国总统访问日本时,日本首相小渊惠三发表了一份书面声明,对日军占领朝鲜时的所作所为表示道歉。几周后,当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访问日本时(这是中国国家领导人第一次访问日本),日本首相对侵华行径作出了口头道歉,但却没有书面声明。这令全世界的华人非常愤怒。

法恩斯沃思请齐藤邦彦大使解释对中韩两国不同待遇的原因。齐藤回答说,他看不出这其间有何分别。他坚称,书面和口头道歉是一样的。法恩斯沃思遂转向纯如,问她为什么书面道歉如此重要。纯如答复道,如果像齐藤邦彦所坚持的那样,书面道歉与口头道歉是一样的,她不明白为什么日本不给中国一个书面的道歉。

纯如继续说,“日本政府给了韩国政府书面的正式道歉,而几周前,中国政府也希望能够得到同样的道歉。我认为这件事之所以掀起波澜,是因为在江泽民访日期间,这一期望落空了。在我看来,日本错过了这个对日本帝国军队在亚洲所犯战争罪行进行忏悔的黄金时机……”

齐藤表示,他认为,1995年日本首相村山富市发表的声明已经表达了深刻的悔恨并向亚洲人民表示了真诚的歉意。

法恩斯沃思随即问纯如,“怎么样才算足够呢?”

纯如回答说,“首先,日本需要诚实地承认关于其暴行的基本事实,然而许多篡改历史分子仍拒绝承认。然后,一份书面道歉以及对受害者的赔偿是必须的……同时还要在日本的教科书中写入有关日本战争侵略的内容……”

纯如继续说道,“我认为,除非日本发自内心地作出道歉,否则人们是不会相信他们真心悔过的……”

纯如接着开始向日本大使发出挑战:“我想要知道,大使他本人今天能不能在全国电视直播中说一句,他个人对南京大屠杀及日本对中国犯下的战争罪行深表歉意,日本人也愿意为此承担责任?”

齐藤邦彦用日本政府一贯使用的套话来回复纯如:“对于南京事件,我们的确意识到,在那里发生了不幸的事情,日本军队的一些成员实施了暴力行为……”

法恩斯沃思打算结束访谈,于是说,“因为时间限制,请你们简要总结一下。”

纯如说道,齐藤邦彦所说的并不完全正确,但法恩斯沃思打断了她的话,问道:“你指的是道歉?”

纯如没有完全明白问题的意思,重复道,“道歉。”

“你听到道歉了吗?” 法恩斯沃思问道。

“我不知道。你听到道歉了吗?我没有听到‘道歉’这个词。我认为,如果他真诚地说了‘我个人对日本军队在二战期间所做的事表示道歉’,我会认为那是一个道歉的。我会认为那是向着正确方向迈出的一大步……”

绍进和我看完节目后非常担心甚至害怕。一方面,我们对纯如有勇气在电视直播中要求日本大使对中国人民道歉而感到骄傲,但另一方面,我们觉得日本的右翼民族主义分子看到节目会生气。我当晚失眠了。第二天,绍进的一个物理系同事告诉他,他很敬佩纯如的勇气,但他最后也表示,纯如应当请个保镖。他的话令我们更加担心。

当晚出现在PBS的电视节目之后,纯如在旧金山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奥维尔·谢尔教授一道在赫斯特剧院接受公共采访。我们直到很晚才接到她的电话。她后半夜打电话过来,告诉我们,旧金山的活动是多么的成功。

“听众足有800多人。大多数人都是买票来听的。”她说道。

她还告诉我们,在剧院里见到的每个人都向她表示祝贺,说她在与日本大使进行电视辩论时表现得非常棒。纯如似乎一点都不为此而担心。事实上,当我们提起她应当对自己的个人安全多加小心时,她还有点儿不高兴。纯如说我们的过度担心对她是个负担,劝我们放松。几天后,我们收到她寄来的一大束鲜花和感谢卡片。我想,她是打算安抚一下我们两个惊恐不安的心灵。

纯如的书成为全球畅销书后,她拥有了大多数作家梦想的地位,她成了名人。但纯如也为此付出了代价。1998年2月,在一次漫长的图书签售旅行后,纯如对我们说,一旦回到家,她就再也不想出去了。她所要的只是和布瑞特待在一起,好好睡上一觉。在连续数周不间断的图书签售、公共演讲和旅行之后,纯如说,她的生活变成了一堆关于机场—讲演厅—旅馆—机场—讲演厅—旅馆的模糊记忆。她的演讲反响极大。无论走到哪里,演讲之后,她马上被人群包围。回家之后,纯如照例又会得上感冒,直到下一次图书签售旅行之前才好起来。她已经筋疲力尽了。

不仅如此,在图书签售的过程中,许多亚洲老人都找到了她:中国人、韩国人、菲律宾人、新加坡人、印度人——他们把自己在二战时的痛苦遭遇一股脑儿地倾诉给她。一些人流着眼泪感谢她写了这样一部书。他们说,“看到日本直至今日仍不愿正式承认自己的战争罪行,实在令人沮丧!”他们宣称,“时候到了!”纯如说,一方面,她觉得大受鼓舞,因为这么多的人居然找到了她,向她表示敬意。但另一方面,在听了这些故事后,她觉得自己的精神和情绪都已耗空。

1998年6月29日,纯如写道,

亲爱的妈妈,

在巴尔的摩面对一群女医生作了一次非常成功的演讲后,我今天安全抵达纽约。事实上,那次演讲十分令人沮丧——在演讲的问答环节,一位巴基斯坦医生对听众讲述了1971年发生在孟加拉女性身上的暴行,一位菲律宾医生描述了她12岁时逃过马尼拉大屠杀的经历,一位印度医生介绍了在印度将寡妇活活烧死殉葬的传统,如此种种。其他人谈起了国际化的贩卖女性充当色情行业服务者的产业,绑架妇女和儿童,以及在非洲对女性进行的割礼——你可以想象一下。

看上去,人们热切希望与纯如分享那些无穷无尽的恐怖故事。

当纯如1998年3月底在旧金山的一家书店进行图书签售时,书店里座无虚席,挤满了人。在纯如的演讲结束时,一个女人大喊,纯如有资格得到普利策奖和诺贝尔奖!纯如受宠若惊。4月份,在旧金山的另外一家书店,纯如说一个男人起立发言,“你真有勇气!”人群中响起长时间的掌声,然后这名男子接着说,“你认为日本人会不会悬赏要你的命?”在东海岸的另一次演说上,有人递纸条说,“故事讲得真棒!我担心你的生命安全。”纯如说,这些评论让她深受困扰。我也因此忧心忡忡。

有人对纯如说,她简直是中国的圣女贞德。一些中国人告诉她,她就像中国传统故事里女扮男装替父从军的英雄花木兰。还有人把她比成清末女革命家秋瑾。《南京大屠杀》不仅是出版业的一个成功,还触发了一场政治运动。纯如发现,某种程度上,人们将她视为社会改革家和活动家,这令她深为担忧。纯恺告诉纯如,他的许多年轻美籍华人朋友都劝她尽快从政。纯恺对姐姐说,“所有的美籍华人都希望你能站出来当他们的领袖!”但纯如表示,在她内心深处,她依然认为自己的本分是个作家和历史学家,纠正那些历史错误。

但她面对的不光是压力和政治——图书签售旅行时,纯如也有快乐的时候。1998年11月4日,纯如给我发电子邮件说,她在密歇根州的安阿伯会见了三位南京安全区委员会成员的后人,他们给了她一份无价之宝——南京安全区红十字旗的原件。

亲爱的妈妈,

我在安阿伯的Shaman Drum书店举行了一场极棒的签售仪式,还和哈瑞特·米尔斯(Harriet Mills)、专程从芝加哥来看我的她的姐姐安吉·米尔斯(Angie Mills),还有理查德·布拉迪(Richard Brady,在大屠杀最恐怖的那段时间过去后在安全区委员会工作的一位外科医生)的儿子尼尔·布拉迪(Neal Brady)以及罗伯·格雷(Rob Gray)一起吃了火锅。尼尔·布拉迪和他的父亲一样,也是一名医生,他给了我一面南京安全区红十字旗。今天晚上,我把这面旗展示给了Shaman Drum书店的读者。(那些读者见到三位安全区委员会成员的后人非常激动。米尔斯姐妹的父亲正是安全区委员会的发起人。此外,这三位后人也相当激动——哈瑞特上一次见到布拉迪的时候他还是个8岁的小男孩!)

爱你的,纯如

哈瑞特和安吉是长老会传教士威尔逊·米尔斯(Wilson Mills)的女儿。根据纯如在《南京大屠杀》一书中所作的考证,1937年,正是他在南京率先倡议成立南京安全区。纯如在书中引用了安吉写给她的一封信,在这封信里提到,约翰·拉贝曾表示“米尔斯先生是最早提议成立安全区的人”。后来,纯如将这面曾在南京安全区用过的红十字旗捐给了斯坦福大学的胡佛研究所。

在图书签售旅行中,纯如遇到了我们家的许多老朋友,而且还和她的大学及高中同学重新见了面。纯如告诉我,她的朋友对她如今功成名就的情形反应不一。大多数人真心替她高兴,她认为那才是她真正的朋友。但也有一少部分人觉得她的成功是一种威胁,每当纯如提到自己的书,他们便会马上变得冷若冰霜,满脸不高兴。但我想,这不过是人的本性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