纯如于是把电视关掉，等了一会儿，然后又打开，结果发现所有那些丑恶的图像都消失了。我说，或许是电视里正在播放某部战争电影。我说，电视台在半夜时经常会放一些恐怖片。
纯如接着告诉我，她一到这家旅馆，就觉得不对劲儿。前台的服务生看着她的表情很可疑，还与另外一个后来频频注视纯如窗户的人交谈。纯如跟我打电话的时候，她说，她仍能看到那个人就站在不远处的草坪上。她从窗帘里向外打量的时候，这个人还在看着她的窗户。纯如对我说，她怀疑她的房间里装了窃听器，她在电视上看到的那些图像都是真的，是有些人故意放来吓唬她的。
那时候已经是肯塔基时间凌晨5点多了。我问纯如，她到底有没有睡过觉。纯如说她睡不着，筋疲力尽，头痛欲裂。我能听出她病了。此行之前，她已经连续三四天没睡觉了，她怎能不病呢。
纯如也没怎么吃东西，甚至有一段时间没喝水了。她说她叫了一份外卖送到旅馆房间，但她却没有胃口。她也不想喝水，担心有人在里面下毒。我知道，在极度缺乏睡眠的情况下，人可能会出现幻觉。在这种情形下，我当时所能想到的只是找一些附近的朋友帮忙。我们没给布瑞特打电话，因为不想在这么早的时候吵醒克里斯托弗或劳恩。
我问纯如，她在路易斯维尔认不认识什么人。我让她联系那些与此行有关的联系人。纯如说，她认识一个退伍军官，就住在路易斯维尔附近，但她说这个人太老了。我对纯如说，至少他就住在附近，或许可以过来帮忙。有个人陪在身边也是一种安慰。我不想让她自己一个人待着。
纯如一直等到早上6点钟才最终给这位老兵打了电话。他和他的妻子很快赶到旅馆。这位老兵的妻子是个退休的护士，在观察了纯如一阵后，她建议纯如去医院看看。纯如很快被用救护车送到了医院。
纯如动身前去医院后，我给医院的急诊部打了电话。他们告诉我，纯如已经到了，现在急诊室等待医生给她作检查。
与此同时，布瑞特也得到通知，他给医院打了电话，回答了与办理入院手续相关的所有问题。布瑞特一直在给纯如打电话，了解她的状况。纯恺也一直打电话过来，了解我们两个和姐姐纯如的进展。我一整天都在忙着打电话。此外，我还在发疯一样忙着订飞往路易斯维尔的机票。最早的一班飞机也是第二天的了。8月14日，绍进和我搭乘6点20分的美国航空班机前往路易斯维尔。飞机途中在芝加哥的奥黑尔机场停留了3个小时，我们最终于下午5点25分到达。一路上，我的心都在剧烈跳动。我等不及要看到纯如。
一到路易斯维尔，我们立刻前往纯如住过的那家旅馆。旅馆让我们进入她的房间，在我们赶到之前，我们让旅馆将这个房间锁起来，留给我们。我们发现，纯如的两个行李箱还在房中，完好无损。我们立即搭上一辆出租车，前往医院。在医院里，我们被告知，纯如是在精神病病房。
赶到纯如的房间时，她已经睡熟了。她的房间是一个标准的病房，有一个卫生间，与我之前生孩子时住过的产科病房很相像。我们意识到，纯如应该是被注射了帮助睡眠的针剂。我们耐心地等她醒来。
突然间，纯如翻了个身，睁开眼睛，看到我们。她猛地坐起来，叫着“妈妈”，眼泪就流了出来。我走上前去紧紧拥抱她。哭了一阵后，纯如看起来感觉好多了，我能看出，她放松了许多。纯如开始向我们描述从旅馆到医院的经过。她对我们说，在急诊室，他们为她进行了许多化验。因为没有发现她的身体有任何异常之处，她被送进了精神病房。
很明显，医院给纯如使用的药物的药劲儿还没过。当时她非常脆弱、非常情绪化。我们安抚她，跟她解释说，这一切只不过是因为她之前没有正常进食并缺乏休息，太疲倦的结果。现在有人照顾，她很快就会恢复的。
几个护士走了进来，询问我们的状况。后来，所有的护士都对我们说，我们能来太好了。我们和纯如在病房里一直待到晚上9点，直到探视时间结束。我们安抚她说，明天一早我们就会再来。
我们住在纯如之前住过的同一个旅馆房间里。这家旅馆离机场很近。飞机的起飞降落声非常吵，我们几乎没法入睡。我想着，纯如睡不着觉一点都不奇怪。我打开电视，查看所有频道，但在屏幕上看不到任何异常。这是一个非常标准的旅馆房间：双人大床，圆桌，两把椅子，梳妆台上摆着一台电视。我想，那位老兵和他的妻子头一天上午应该就是坐在床边的椅子上跟我用手机通的电话。
长途跋涉和在医院探望纯如令我筋疲力尽，但我没办法像绍进那样入睡——在任何情况下他都很容易睡着。我不行。许多问题令我困惑：这个旅馆房间真被人窃听了吗？纯如在电视上看到的图片是有人故意设置好要威胁她的吗？真的有人像纯如认为的那样在追踪她吗？为什么半夜里会有人从外面向她的窗户里看？这是她的幻觉，还是真事？那天晚上，我没办法回答这些问题，今天，我一样没法回答。在我心中，这仍是一个巨大的问号。
尽管纯如的猜疑看起来似乎毫无依据，我仍无法消除疑虑，因为我知道，纯如是个非常敏感的人，善于观察周围事物。她能看到被大多数人忽略的蛛丝马迹。一个例子便是，她在克里斯托弗只有22个月的时候就发现他有自闭症，无论是她的丈夫或亲友，甚至是绍进和我，都没有发现任何征兆。现在我们知道，克里斯托弗的确患有轻到中度的自闭症，医生直到他3岁时才作出诊断。因此，我无法轻易否定纯如当时向我描述的那些可疑的事。
8月15日，星期日，我一早就被路易斯维尔机场雷鸣般的飞机起飞降落声惊醒。这家旅馆正在飞机航线下方。轰鸣声令我心跳加速，绍进和我立刻起身，坐上出租车，前往医院看望纯如。
一到医院，我就对护士明确表示，我们得尽快将纯如带回家中，最好就是第二天。护士认同我们的看法，觉得似乎没有必要继续让纯如待在那儿。他们看出纯如十分信任我们，在我们身边时感觉很自在。护士长给医生发了传呼，拿到知情同意书。因为我跟他们说，我必须替纯如更改返程机票，确认我们自己的行程，所以需要明确知道医生是否允许纯如出院回家。医生最后同意了。护士开始写报告和出院医嘱，让我们带回家。
那是忙乱的一天。我一直在打电话，安排行程。与此同时，绍进和我一整天都在精神病房陪着纯如。布瑞特打电话过来询问她的状况。纯恺也打电话过来，看有什么能做的。我对他说，我们第二天到圣何塞的时候，他可以过来接我们。
当天晚上，医生终于来跟我们见了面。他当着我们大家简单介绍了纯如的状况。他认为纯如的病是失眠和饥饿等压力状况所引起的精神紧张。他认为，这也有可能是一次躁郁症发作，建议纯如回家后继续找个医生跟进状况。
当我们告诉他，我们住在加州湾区的时候，他的眼睛一亮，对我们说，斯坦福医学中心的一名医生是躁郁症领域的世界级权威，也是最好的精神病医生。他跟我们推荐了这个人。他还给纯如开了抗精神病药物Risperdal（维思通），建议她每日服用2毫克，至少服用一年。
这是我们第一次听说躁郁症这回事。我们也很担心药物的副作用。但他对我们说，药物很安全，已经使用了超过十年。纯如跟医生问了许多问题，因为她也不确定自己要不要服用药物。我们告诉她，回家后，我们会继续咨询其他医生。
那时候，我们没机会跟医生谈起纯如最近对克里斯托弗可能患有自闭症的担心，以及这件事对她来肯塔基之前的失眠和疲倦问题的影响。因为不了解这件事，那位医生怀疑纯如患有躁郁症是可以理解的事。我们和纯如一样，一直都不相信躁郁症是正确的诊断。
第二天早晨，8月16日，星期一，我们办好了出院手续，将纯如接回旅馆。在出租车上，纯如对路边广告牌的内容作出了一些奇怪的评论，我们全然不懂。
到旅馆房间时，已近中午，8月份的日光非常明亮。我们打开房门，走进去。纯如坐在床上，满眼警惕之色，缓慢而沉默地巡视整个房间。她还打开电视机，检查了所有的频道。我们没看出有任何异常之处。纯如也一言不发，只是坐在那里。快动身的时候，她提起自己的行李箱，不安的又看了一眼房间。我们动身前往机场。
我们在奥黑尔机场短暂停留了一下。候机的时候，纯如想要去书店，于是我陪她一起去。她在机场书店浏览杂志封面的时候，又说了一些我听不懂的评语。她完全沉浸在自己的思绪里。纯如看起来漫不经心，甚至有些困惑。
飞机最终降落在圣何塞机场的时候，我们给纯恺打了电话，让他来接我们。等纯恺过来的当儿，纯如说，她觉得眩晕而且头痛。她对我说，眼前的一切似乎都变形了，周围人的样子在她看来也十分奇怪。
那时候，我们并不知道精神病药物的作用居然如此强大，只是觉得纯如的举止有点奇怪。我后来才意识到，在医院的时候，医生给纯如服用了大剂量的Risperdal和镇静剂，让她平静下来。药物副作用很严重，这就是她觉得头晕、头痛和视线模糊的原因。
我们终于看到了纯恺的车。他把我们送到纯如家中。一进门，我们就发现，布瑞特、劳恩和克里斯托弗正要开始吃晚饭。萍为他们准备了很多菜。显然，餐桌太小，坐不下另外四个人。我们四个就站在那里，非常尴尬。我能看出纯如对这一场景不太开心。她对我们说，她想去我们家休息一下。布瑞特很快过来，一直待到她晚上准备睡觉才离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