濮阳兴作为统领国事的丞相、文武百官之首，对此等军国大事岂能不作考虑？于是，他就不失时机地把自己的想法向孙休和盘托出：“陛下所虑甚是！臣以为，陛下应立即降诏，令大将军丁奉率领进逼寿春之一万兵马回来护卫京师；令左将军留平率领佯攻襄阳之一万兵马移师夏口，守护江汉平原；令后将军丁封、领军将军孙异率领驻扎在巫县、秭归之两万兵马撤回西陵，封锁住三峡之出口……，’
孙休听罢濮阳兴之言，不置可否，而把目光移向了陆凯，依旧愁眉不展地说：“敬风以为濮阳丞相御敌之策可行否？”
“臣以为濮阳丞相御敌之策不可行！”陆凯是个坦荡之人，说话也是直言不讳，“若依丞相之策，那岂不是将三峡拱手让给了魏军，使其可以毫无阻碍地顺流而下，冲出巴蜀，直捣江汉。恕臣直言，丞相之策无异于放狼入室，其后患无穷！”
自从魏蜀之战开始以来，濮阳兴与陆凯对诸多军政大事的见解相距甚远，甚至完全相悖，因而争论也就经常发生，这使他们之间本来并不十分融洽的关系变得紧张起来，常常是各持己见，互不相让，争得面红耳赤。看来，今天他们之间的一场争论又是不可避免了。
濮阳兴见陆凯把他的御敌之策说成是“放狼入室”，心中大为恼火，忙争辩道：“征北将军此言差矣！建业乃朝廷所在，国之心脏，应由名将精兵护卫之，以确保其万无一失；夏口地处江汉汇流之要塞，西可顾江汉，东可护江淮，是兵家必争之地；西陵乃国之西门，万一有失，则国门洞开，魏军便可顺江长驱直入，江汉难保。只要我国能守住建业、夏口与西陵，就能东、中、西三方遥相呼应，保住江淮与江汉；只要江淮与江汉安全，则国家也就不会出现动荡。数十年来，我国正是以建业、夏口与西陵为中心，沿江设防，抗击魏军之进犯，才得以保全至今。此御敌之策，乃大皇帝生前所定，且屡见奇效，何谓‘放狼入室’？岂会‘后患无穷’？”
“此一时彼一时也，世上何来数十年不变之御敌策略？大皇帝生前所定御敌之策，是据当时之敌情所定，故能屡见奇效。今日之敌情已经大变，我御敌之策亦应随之大变，方可抵御得住敌军之进犯。否则，就无法保国安民！”陆凯并没有被濮阳兴抬出大皇帝孙权所唬住，而是针锋相对地据理反驳，“如今魏军智勇之将与精锐兵马均在巴蜀，其部署在中原之兵马，仅能守土保境，无力对外进行征战，不可能从北方向我江淮与江汉发起攻击。当今，我国真正之威胁在西方，是那十余万人蜀之魏军兵马。因而，我国根本不必用重兵去守护建业与夏口，而是应该严密封锁住三峡，使在巴蜀之魏军无法顺长江东下。如果我军主动放弃了巫县与秭归，撤出三峡，无异于自开门户，放狼入室，后患岂能不无穷乎？”
陆凯的话引起了孙休的注意和重视，连忙问道：“以敬风之见，该如何部署兵马？”
陆凯对此似乎也早有准备，当仁不让地答道：“臣以为，如今之三峡，乃我国福祸之所在；封锁住三峡。把魏军十余万精兵强将窝在巴蜀，我国则是有惊无险；失去了三峡，让巴蜀之魏军顺流而下，我国则危在旦夕。故而，我军非但不应从巫县、秭归撤军，反而应为此二地增派兵将，层层设防，使沿江东进之魏军葬身于三峡之中！”
孙休听罢陆凯的话，仍是不置可否，再次把目光移向了濮阳兴，若有所思地问：“丞相以为敬风之策如何？”
“臣以为征北将军之策不妥！”濮阳兴也毫不客气地反驳起陆凯，“巫县、秭归乃弹丸之地，难以固守，若再往此处增派兵马．无异于往虎口送肉，非但无法阻挡自巴蜀顺流而下之魏军，反而要白白损失许多兵马。臣以为，我军应收拢五指，握成拳头，给顺流而下之魏军以迎头痛击，将其歼灭于西陵，方可使我国转危为安。”
“我军万万不可放弃三峡，仅守西陵！”陆凯提高了声音说，“若放魏军出了三峡，则犹如洪水出谷，无可阻遏也！西陵虽正当三峡之出口，乃咽喉之地，但其地处长江北岸，不易守卫。若欲固守西陵，必先固守巫县与秭归；巫县与秭归不保，西陵就难以固守！”
“当年夷陵之战，不正是发生在西陵附近乎？”濮阳兴像是发现了陆凯话里的破绽。马上来了个乘虚而入，“当年刘备尽起巴蜀之兵，东出三峡，与我军战于犹亭，被陆逊丞相一把火烧了个溃不成军！何谓‘洪水出谷，无可阻遏’？当年我军可以在西陵附近大败蜀军，今日为何不可在西陵附近歼灭魏军？”
“当年我军能在西陵附近大败蜀军，乃事出有因，与如今不可同日而语！”陆凯似乎对于夷陵之战作过认真的分析研究，立即回敬起濮阳兴，“当年蜀国新立，其国力与兵力远无法与今日之魏国相比。刘备起兵东下之时，虽号称十万，但其实际兵将不过五六万而已，且其中有不少还是从胡王处借来之兵，与蜀军离心离德，不肯为蜀国卖命；我军虽只有五万，略少于蜀军，但却占有天时、地利、人和，将士一心，同仇敌忾，故而可以大败蜀军。而今日在巴蜀之魏军有十余万之多，且均为久经沙场、能征惯战之精兵强将，我军欲仿效当年夷陵之战，将其歼灭于西陵，已是根本不可能！再者，刘备率军东下时，犯了兵家之大忌。没有水陆并进。而是弃舟登陆，沿长江两岸而行，并且把兵马摆成了一条线，前后相距甚远，首尾难以相顾，这就给我军造成了可乘之机，被陆丞相一把火烧了个溃不成军！假如刘备当年不犯此兵家之大忌，我军在夷陵之战中就很难大获全胜．只不过能把蜀军击退而已。”
类似今日这样唇枪舌剑的争论，近几个月来在濮阳兴与陆凯之间已经发生过多次，孙休也已经是屡见不鲜、习以为常了。这种争论常常可以给孙休以启发，使他在进行决策时有了比较和选择的余地，不致产生重大的误差。所以，每当这种争论发生时，孙休往往采取静听旁观的态度，只是在适当的时候插上几句话，很少过早地打断争论，作出评判。今天，他仍然一如既往，一面认真地倾听着濮阳兴与陆凯的争论，一面仔细分析和掂量着他们话中所包含的合理成分和分量。
然而，今天却发生了意外，正当濮阳兴与陆凯的争论渐趋激烈时，一名宦官举着一只插着羽毛的信袋，急急忙忙地跑进了赤乌殿，跪倒在孙休的御案前，急切地说：“启奏陛下，镇军将军陆抗有火急军报送至！”
“幼节有火急军报至！”孙休睁大眼睛，迫切地说，“朕正盼望着幼节之军报，速呈上来！”
陆抗火急军报的到来，打断了濮阳兴与陆凯的争论。．他们都立即闭上了嘴巴，不约而同地把目光投向了孙休和那只插着羽毛的信袋。
孙休接过信袋，迫不及待地启开密封，抽出陆抗的火急军报，如饥似渴地阅读起来。军报中写道：
……据多名暗探所报：魏国征西将军邓艾率军从阴平小道入蜀，出奇制胜，连战连捷，斩杀诸葛瞻与张遵等人，直捣成都。蜀国后主刘禅不战而降，蜀国覆灭！蜀国灭亡之后，入蜀之魏军发生内讧：钟会及邓艾父子均死于内乱之中，蜀国大将军姜维、张翼等人亦被乱兵所杀。如今之成都，内乱仍未平息；邓艾所统陇右之军与钟会所统中原之兵相互仇视，势同水火；入蜀之魏军群龙无首，各行其是，内讧随时会再度发生……据此判断，入蜀之魏军近期内尚无暇去占据巴东地区。我军应不失此天赐良机，趁机西进，迅速占而据之。只要我军据有巴东地区，进可以吞并蜀地，扩展我国疆域；退可以据险而守，确保三峡为我所独占。此乃上苍佑我，故赐以此难逢之良机！臣以为，陛下应立即降诏，令原驻扎在巫县、秭归之军立即溯流而上，迅速占领永安，然后再占据江州……另据暗探所报：司马昭已亲统十万大军，挟带魏帝曹奂奔赴长安。魏国之兵马多半聚集于关中与蜀地，留在中原之兵马仅可用于防御，绝不会进犯我江淮、江汉之地。陛下不必有后顾之忧，可将进逼寿春、襄阳之兵马调往西境，以为进军巴东之后援……战机难觅，稍纵即逝。臣叩首恳请陛下，切不可与此良机失之交臂，留下无穷之后患……
孙休仔细地阅读罢陆抗的军报，闭上双眼，思忖了一会，然后又睁开眼睛。自言自语地说：“有其父必有其子。挽狂澜、救国家者，乃陆幼节也！”
孙休的声音虽然不高，但是却强烈地震撼着濮阳兴与陆凯的心。多年来的君臣关系，使濮阳兴与陆凯对孙休深有了解：皇上性格内向，处世稳重，出言谨慎，从无妄语；尤其是对大臣们的褒贬，更是慎之又慎，极少用浮虚不实之言。似今日对陆抗的如此高度的赞扬，濮阳兴与陆凯均是首次听到。这岂能不在他们的心中引起强烈震动！
陆凯听了孙休对陆抗的赞赏之语，心中既惊讶又欣喜。对于这位比自己年轻二十来岁的族弟陆抗，他了如指掌，认为陆抗的德操、学识与才干，不仅他难以相比，而且满朝文武中也无有出其右者。在陆抗的面前，他常自惭形秽，觉得自己是小弟而不是兄长，总会自觉不自觉地把陆抗误当成陆逊。陆抗的存在，不仅是他们陆氏家族之大幸，也是国家社稷之大幸！他一直希望陆抗能够子承父业，成为国家的中流砥柱，力挽狂澜，拯救国家于危难之中。今天，这种话竟然从一向稳重的孙休口中说出，既令他有些意外，更令他欣慰和喜悦。以孙休的秉性和为人，今天竟然破例地说出如此盛赞陆抗的话，绝不是出于偶然和失言，肯定是陆抗在军报中献上了保国安邦的妙计良策，引起了孙休的注重和感慨。既然如此，他心中就踏实多了，何必再去与濮阳兴争长论短呢……
与陆凯的内心不同，濮阳兴听了孙休对陆抗的盛赞之后，心情要复杂得多。他既感到震惊，又觉得委屈。十多年来，他鞍前马后，忠心耿耿地跟随着孙休，曾冒着丢官遭贬甚至掉脑袋的危险，尽心竭力地去保护身处逆境的孙休；当上了丞相以后，他更是殚思竭虑，宵衣旰食，费尽心机地辅佐着孙休去治理这个千疮百孔的国家，把自己累得形同槁木。按理说，这一“挽狂澜，救国家”的殊荣，应该落在他这个百官之首的丞相头上；即使这一殊荣落不到他的头上，也应暂时空置起来，无论如何也不应落到仅仅为镇军将军陆抗的头上！此刻，他像是吞下了一颗生涩的杏子，心里酸溜溜的不是滋味。是自己过于古板，不善奉迎，失去了孙休的宠信？还是陆抗善于见风使舵，投人所好，赢得了孙休的宠爱？或许是陆抗背靠大树好乘凉，凭借着其父陆逊的功勋和声誉，窃取了这一殊荣？想到这里，他不禁生出诸多悲伤，暗暗地说：“陛下难道忘记了在会稽时患难与共之情景；陛下难道看不出我为君为国已几乎耗尽了心血！难道……”
陆凯和濮阳兴正各自想着心事，孙休又说话了。他把陆抗军报中的内容几乎是原封不动地叙述了一遍，然后又问：“子元，敬风，汝等以为幼节之策如何？”
陆凯虽然对陆抗的准确分析和判断极为佩服，对陆抗审时度势而提出的御敌之策大为赞同，但碍于他们是同族兄弟，为避瓜李之嫌，不便于直接表态，只是模棱两可地说：“陛下高瞻远瞩，洞幽察微，一切由陛下圣裁。”
濮阳兴虽感到陆抗的御敌之策有很多冒险的成分，并非稳妥之策，但刚才孙休已有言在先，认为此乃“挽狂澜，救国家”之计，他岂能再多加反对，违背了君主之意，只好不置可否地说：“陛下圣明，臣惟命是从。”
孙休瞧了瞧陆凯，又瞅了瞅濮阳兴，毅然决然地说：“丞相马上拟诏：命丁奉、留平、孙异与丁封回京复命；命抚军将军步协率领原驻扎在巫县、秭归两万兵马，立即溯流而上，前去抢占永安与江州；命进逼寿春、襄阳两万兵马，立即移师西陵，由陆抗调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