努尔哈赤对“野人”女真的经营先后约三十年。这三十年大致可以分作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万历二十四年（1596）至万历三十四年（1606）。这个时期形势的特点是，建州东邻朝鲜、西接叶赫、南为明朝、北界乌拉，四面被围，尤与叶赫、乌拉鼎立争雄。努尔哈赤仅在图们江流域蚕食东海女真，动作谨慎，以抚为主，未敢兴兵远袭。渥集部王格、张格二路长入贡，瓦尔喀部蜚悠城主策特黑越乌拉投附，是其主抚政策初获成效的验证。第二阶段从万历三十四年（1606）至万历四十四年即天命元年（1616）。这个时期以乌碣岩之役为转折点，建州军从长驱直入，伸向乌苏里江以东滨海地区，征抚兼施，取得辉煌成果。第三阶段从万历四十四年即天命元年（1616）至天启六年即天命十一年（1626）。这个时期建立后金政权，统一海西女真，努尔哈赤虽把注意力转向明朝，但他除继续并服东海女真外，开始统一黑龙江女真，势力扩展至黑龙江中下游地区，从而达到其经营“野人”女真之极盛时期。
努尔哈赤在上述经营“野人”女真的整个过程中，贯穿着“征抚并用，以抚为主”的政策。这种政策的基本出发点是：壮大自己，孤立敌人。而要壮大自己，必先树羽翼于同部。“野人”女真与建州女真为同民族、同语言、同水土、同习俗。因此，他为着丰满羽翼，壮大军力，稳固后方，崛起辽东，就要并取“野人”女真。魏源在《圣武记》中说：
夫草昧之初，以一城一旅敌中原，必先树羽翼于同部。故得朝鲜人十，不若得蒙古人一；得蒙古人十，不若得满洲部落人一：族类同则语言同，水土同，衣冠、居住同，城郭、土著、射猎、习俗同。（魏源：《圣武记》第1卷）
因为努尔哈赤含恨起兵，其恼恨集中于明朝统治者，所以他对同族的“野人”女真诸部，始终采取征抚并用，以抚为主的策略。这种政策，后来皇太极得以继承和发展。《清太宗实录》对这一政策有很好的说明。如皇太极对霸奇兰等率军往征黑龙江地方时，谕之曰：
尔等此行，道路遥远，备奋力直前，慎毋惮劳而稍怠也。俘获之人，须用善言抚慰，饮食甘苦，一体共之，则人无疑畏，归附必众。且此地人民，语音与我国同，携之而来，皆可以为我用。攻略时，宜语之曰：“尔之先世，本皆我一国之人，载籍甚明，尔等向未之知，是以甘于自外。我皇上久欲遣人，详为开示，特时有未暇耳。今日之来，盖为尔等计也。”如此谕之，彼有不翻然来归者乎？尔等其勉体朕意。（《清太宗文皇帝实录》第21卷）
而且皇太极对上述政策在不同情况下的实施，有过具体阐述。他对萨尔纠等率兵往攻库尔喀时说：“如得胜时，勿贪得而轻杀，勿妄取以为俘。抗拒者，谕之使降；杀伤我兵者，诛之；其归附者，编为户口，令贡海豹皮。”（《清太宗文皇帝实录》第48卷）显然，前述政策的最初制定者是努尔哈赤。
努尔哈赤对“野人”女真的征讨，前已略及；其安抚策略如联姻、筵宴、赏赐、移民、安置、封官等，在这里加以简述。
后金汗对“野人”女真各部上层人物总是千方百计地施以恩惠，争取他们归附自己。他对前来归顺的各部首领，先是亲自迎接，大摆筵宴；接着是赏赐女仆、绸缎、牛马、房田、甲胄；继又授予各种不同的官职；还把宗室的女儿嫁给他们做妻子；并且答应在他们返回之后，如果受到别部的欺凌和掠夺，便派兵给予保护。建州同“野人”女真各部逐渐地建立起亲戚关系和臣属关系。他的这种施恩做得极为细致。如虎尔哈博济里等路长来归时，《满文老档》记载：“想到在寒冷时博济里要穿好衣服，所以大英明汗将自己穿的前胸吊貂皮、后背吊猞猁狲皮的皮端罩给他；还想到博济里从远处来，乘马疲惫了，所以给有鞍辔的马以便骑来。”路长们到达建州之后，《清太祖实录》又记载：“路长各授官有差，其众俱给奴仆、牛马、田庐、衣服、器具，无室者并给以妻。”他的这一套争取各部上层人物归顺的办法，是百试百中、屡行屡效的。
后金汗对“野人”女真的招抚政策，同乌拉贝勒布占泰的杀掠政策，形成鲜明对照。如朝鲜咸镜道观察使李时发在驰启中，对比努尔哈赤（老酋）和布占泰（忽胡）政策时说：
臣近观老酋所为，自去年以来，设置一部于南略耳，囊括山外，以为己有，其志实非寻常。今又诱胁水下藩落，欲使远近之胡尽附于己。江外诸胡积苦于忽胡之侵掠，无不乐附于老酋，故去冬以后，投入于山外者其数已多，而此后尤当望风争附。此胡举措，实非忽胡之比。（《李朝宣祖实录》第209卷）
显然，乌拉贝勒布占泰对“野人”女真之贪婪侵暴政策，与努尔哈赤对“野人”女真之安抚招徕政策不可同日而语。后金汗对“野人”女真的这一政策，《满文老档》中有一段详细的记述，虽文字较长，但读起来并不乏味：
十月初十日，听说东海虎尔哈部长纳喀达率民百户来归，派二百人去迎接，于二十日到达。英明汗去衙门，虎尔哈部人叩头谒见后赐宴。宴毕，要回家去的人站一行，愿留住的人另站一行。优厚赏给愿留者为首八人，阿哈（男女）各十对、牛马各十头，用豹皮镶边的挂蟒缎面的皮袄、长皮端罩、貂皮帽、皂靴、雕花腰带、蟒缎无扇肩朝衣、蟒缎褂，四季穿的衣服、布衫、裤和褥、衾等；其次的给阿哈（男女）各五对、牛马各五头、衣服各五件；再次的给阿哈（男女）各三对、牛马各三头、衣服各三件；最末的给阿哈（男女）各一对、牛马各一头、衣服各一件。来的百户人不论长幼都按等充足地给了。汗亲自去衙门赏赐五天，把房屋和生活用品锅、席、缸、瓦瓶、杯、碗、碟、匙、筷子、水桶、箕、盆等，全都充足地赏给。看见那样赏给，原说回家的人，又有许多留下不回去了。（《满文老档·太祖》第7卷）
留下的人托回去的人捎口信给家乡兄弟亲友说：“国之军士，欲攻伐以杀我等，俘掠我家产，而上以招徕安集为念，收我等为羽翼，恩出望外，吾乡兄弟诸人，其即相率而来，无晚也！”（《清太祖高皇帝实录》第5卷）
上引记述虽不免有粉饰之词，但从中可以看出努尔哈赤精心编导的这场招抚喜剧的演出，获得了惊人的成功。
后金汗还对归附的“野人”女真部民，给予永久的政治与经济特权，以络笼其更多的部民降顺。如他对虎尔哈部归顺部民说：
阿尔奇纳、彻齐克墨尔根、巴木布里、色勒交是虎尔哈路的部长，住在东海的岛上，与鱼、鸟共同生活。抛弃父祖的坟墓、出生地、喝的水，翻山涉水地走一个月的路程来，还有比这更可怜的吗？这来投顺的功劳，从那里跟随来的人，其子孙万代都免纳贡赋；若误犯死罪，免死；若犯罚财物的罪，免罚。永沐仁爱之道。（《满文老档·太祖》第70卷）
他接着宣布一张享有这种特权的四十七人的名单。按照当时的制度，“把这汗谕写在文书上，八贝勒以下，诸备御以上，挂在脖子上”（《满文老档·太祖》第69卷），俨然一枚大胸章。
后金汗努尔哈赤对招抚的“野人”女真，迁其部民，编丁入旗，首领授官，分辖其众。建州由对抗海西、蒙古，进而对抗明朝，其兵源严重不足。努尔哈赤将征抚的“野人”女真部民，大量迁至建州，编牛录。如万历三十七年（1609）间，他命在东海地区“尽撤藩胡，得精兵五六千，作为腹心之军”（《光海君日记》第23卷）。这些兵士悍勇、健壮，娴弓马、耐饥寒，为建州军补充了新生力量。他尤为信用其首领，库尔喀部长郎柱，率先附建州。子扬古利“日见信任，妻以女……号为‘额驸’。旗制定，隶满洲正黄旗”（《清史稿·扬古利传》第226卷）。
扬古利位仅亚于八贝勒，为一等总兵官；后来其子塔瞻擢内大臣，孙爱星阿官至领侍卫内大臣。其弟冷格里为左翼总兵官；幼弟纳穆泰后为八大臣之一；从弟谭布崇祯十二年即崇德四年（1639）与索海等率兵攻取雅克萨，败索伦部长博穆博果尔。
又如渥集部绥芬路屯长康果礼等率兵壮千余归附，“分其众为六牛录，以康果礼、喀克都里、伊勒占、苏尔休、哈哈纳、绰和诺世领牛录额真”（《清史稿·康果礼传》第227卷）。努尔哈赤以其弟穆尔哈齐女妻康果礼，号和硕额驸，又以其“能管辖兵，为三等总兵官，免三次死罪”（《满文老档·太祖》第67卷）。皇太极时康果礼位列十六大臣，任护军统领。康果礼弟喀克都里，也为三等总兵官，后列八大臣，领正白旗。另一屯长哈哈纳，被努尔哈赤妻以宗女，后佐镶红旗。其子费扬古以平定吴三桂叛乱功，被康熙帝授为副都统。而尼马察部长泰松阿子叶克书，归附后授为牛录额真。皇太极时位列十六大臣，为固山额真；其子道喇，康熙时任固山额真。
实际上，努尔哈赤对“野人”女真降民中授官之人，远不止以上数例；且其授官影响所及，至有清一代。仅据《满文老档》第六十七至第七十卷的不完全统计，仅天启五年即天命十年（1625），对“野人”女真各部首领及其部民晋官和恩赏的名单多至四百九十二人，约占升赏名单总人数七百八十四人的百分之六十二强。可见努尔哈赤“征抚并用，以抚为主”政策的明显效应。
但是，在征抚“野人”女真时，其军纪并不像后金汗所“谕旨”的那样，而是异常残酷。如一次出征瓦尔喀的八旗军士，行至必音屯，将居民四人砍去手脚后杀死，又穿刺十九人的耳、鼻！
总之，努尔哈赤在统一建州女真和海西女真之后，运用且战且抚、征抚并用，以抚为主的策略，迅速地统一了“野人”女真的主要部分。后来他的继承者皇太极，又经过多次征抚，统一了整个乌苏里江和黑龙江流域。明代奴儿干都司的辖境，完全被置于后金的管辖之下，后金取代明朝，有力地统治着乌苏里江和黑龙江流域的广大地区。
后金汗努尔哈赤在统一建州女真、海西女真和“野人”女真之后，为了向明朝发动进攻，便着力征抚漠南蒙古诸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