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已经六十三岁，是名闻天下的大学者，被人们尊为当代圣人。他桃李满天下，各国争相礼聘。弟子中在卫出仕为官的最多，孔子也把卫国视为第二故乡，他准备四度返回卫国去看看。
卫灵公已去世三年，现在由他的孙子卫出公主政。他也很盼望孔子能来协助他。
当时担任卫国蒲邑宰的子路，听说老师来到，高兴万分地前来迎接。
子路问孔子说：“如果卫君请您协助他治理国政，您首先做的是什么？”
孔子说：“第一步当然是正名号，使得职务和名义相称，名称和实际完全相符。”
子路说：“您也算得上是迂腐了。做事何必先从正名定分做起呢？”
孔子乘机教训他说：“子路啊，你怎么如此地粗鲁！你要知道，君子对于自己不明白的事，大都暂放一边，不妄加反对。你要知道，名分不正，说起话来就不能顺理。说话不顺理，事情就不能成功。做事不成功，礼乐就不能兴起来。礼乐不能兴起，刑罚就不能用得适当。刑罚不适当，人民就会因慌乱而弄得手足无措。”
“所以，君子先定下名分，在道理上才可以说得过去。话说得过去，事情才可以办得通。君子对于自己所说的任何一句话，都不敢随便苟且的啊！”
当年子路被任命为蒲邑宰，在他赴任以前，向孔子请示施政方针。因为他过去在鲁国虽曾做过季氏的家臣，但在他国任职这还是头一遭，心中不免有几分紧张。
孔子告诉他的只有简短的两句话：“先之，劳之。”
意思是，为政者必须先以自己做榜样，吃点苦头，才能使百姓敬服。
子路又再追问说：“其次呢？”
“无倦。”
意思是，做任何事，都得有始有终，不可怠惰偷懒。
孔子知道子路的性格豪爽而急躁，所以又再叮咛说：“蒲地的人生性凶顽，你得小心注意才是。你在态度上必须谦恭谨慎，你以诚意对待他们，他们就会信服你。处事要公正、宽大，不可滥施刑罚，多关心他们的疾苦。我相信，你一定会成功的。勉之，勉之。”
子路谨记老师要多多关心民间疾苦的言论。因此，到任以后首先赴各地视察。他发现该地经常有水患，于是决定先修水利。
他和老百姓一起工作，早出晚归，比一般老百姓更勤勉、更辛苦。而且还自掏腰包去慰劳他们，百姓们都感激不尽，个个奋勇尽力，丝毫不懈怠。
孔子听到这件事，就派人去告诉他，说他处理得不当。
子路一肚子的怨气。子路心想：我自己和百姓们一块儿工作，已经够辛苦的了；我看到百姓们饿着肚子抢修堤防，就自掏腰包让他们吃饱了，才有气力工作；却不料，老师反认为我处理不当，我真百思不解，必须去问个明白。
当他见着孔子，孔子早已知道他的来意，还没等他开口，就和蔼地对他说：“你心里有疑问，我知道。我并不是说你兴修水利有什么不对，而是说，百姓们为了预防灾害而从事于地方建设，不能让他们饿着肚子工作，你应该向上面报告。上面会通知下来，将谷仓中的米谷分发给工作的人，表示为政者也重视这件事。”
“可是，你现在的做法等于是说，君主不仁，只有你才是仁慈的圣人。万一有人向君主进谗，说你是沽名钓誉，甚至诬陷你争取民心，图谋不轨，那就危险了，你懂吗？”
“原来如此，为政还真不易呢！感谢老师的指点，我已经懂了。”
这一次，孔子再来卫国，子路就邀请孔子到蒲邑去看看，以便再听取老师的指示和教诲。
孔子命子贡驾车，前往蒲邑。一路上只见河流畅通，道路平整，四通八达。
孔子不觉赞叹着说：“子路一定很勤谨而得人和。”
车子进入蒲城时，孔子又夸奖说：“子路做事，既切实又宽厚。”
车子到达子路住宅的庭院时，孔子又说：“子路管理有方，临事勇断。”
子贡听到孔子连续不断地夸奖，心中不免有点疑惑。他说：“您还没有听到子路的报告，就连连赞叹不止，可否请您说一说您的观感？”
孔子微笑着说道：“我们一路走来，看到阡陌分明，毫不凌乱，而且河流、沟渠畅通，道路平整而四通八达，可见子路做事谨慎勤勉，深得人心。进得城来，看到城墙及各项建筑都很坚实，林木也很茂盛，这表示子路做事切实宽厚，不做表面文章，虚应了事。最后看到他住的庭院，整洁、静肃；仆人们礼貌周到，殷勤接待，可见他管理有方，临事勇断。这样可观的成绩还不值得夸奖么？”
孔子从不轻易夸赞别人的，尤其是自己的弟子。恭立一旁的子路听了孔子这席话，感动得热泪盈眶。因为，平时挨骂最多的就是他。
现在再来叙述鲁国的情况。
从前，在鲁国的北方有一个强大的齐国在威胁着他们，现在南方又多了一个吴国。
吴国，周朝初年泰伯居于此，位于江苏省无锡。传到梦寿时称王（公元前585年），国境日益拓展，包括淮、泗以南至浙江省嘉湖。传至夫差时，为越国所灭（公元前475年）。
当时的吴国和楚国同被中原人士视为蛮夷之邦。
本来，中原各国的诸侯曾有约定，如果没有堂堂正正的理由，是不能互相侵犯的。
可是，被视为蛮夷之邦的南方新兴国家，例如吴、楚等国，他们却不理这一套，只要能开疆拓土，管什么名分不名分。
其中最蛮横的就是吴国，经常以武力侵略邻近小国。不但如此，甚至还想称霸中原。
当年，齐景公和鲁国会盟于夹谷，就是因为生怕吴、鲁结盟而威胁到齐国。
如今，吴国已经吞并了鲁国南方的一些小国，正企图用合纵连横的策略达到称霸中原、取得盟主地位的终极目标。
当时的局势日益紧张，在这种险恶的情况下，各国为了应付当前危机，都急于征聘人才，以图富强而捍卫国土。孔子的弟子多半被各国礼聘而去。
孔子的弟子受教于孔子，都想实现孔子的政治理想。因此，也都全力以赴。这些人有的能文，有的能武，也有的文武兼备。
孔子自身由于一天天老迈，已不想出来做官。他以在野身份协助弟子们从政，做他们的精神支柱。
公元前494年，吴王夫差打败越王勾践于夫椒，吴国的势力越发扩张，鲁国已经深受威胁。鲁哀公七年时，吴国和鲁国在郎城（山东省峥县）举行会谈。吴国强行要求鲁国以百头牛、羊、猪作为献礼，这是超越了当时礼制规定的数字，鲁国慑于吴国的威势，只好如数奉上。
吴国又要求季康子亲往吴国去谈判，季康子深恐前往受辱，幸亏借用了辩才了得的子贡去交涉，才获得外交上的胜利，总算把事情应付过去。
第二年，吴国出兵攻鲁，幸有七百名英勇武士拼死抵抗，吴国只好退兵。孔子的弟子有若曾经参加了这次战役，建立了不少功劳。
这时候，阳虎在晋国企图帮助卫国的流亡太子蒯聩回国继位，他本想出兵伐卫，但又顾及鲁、卫是兄弟之国，晋若出兵伐卫，鲁必前来相救。后来，他心生一计，齐、鲁本是世仇，现在可以游说齐君索回汶阳之田。如果鲁国不答应，就出兵去讨伐。
齐简公果然被说动，派使臣去鲁国索要汶阳之田，鲁国自然不答应。于是，齐简公命国书为大将军，高无平、宗楼为副，率领兵车一千乘向鲁国进发，直到汶水扎营，并派人去下战书。
季康子马上召请冉有来商量对策。
冉有说：“国难当前，我愿率军出战。另外再派伯牛去通知仍在卫国的孔子，请他从旁协助，以解鲁危。”
季康子非常高兴，立即任命冉有为左大将军出发御敌，派樊迟为车右。
樊迟也是孔子的弟子。他精通战略，尤其精于箭术，几乎百发百中，他为车右，与冉有合力抗齐。
大军浩浩荡荡开到汶水，渡河命令一下，士兵们个个奋勇争先，誓死保卫疆土。
冉有亲率大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直捣敌营。齐军措手不及，只落得弃甲丢兵而逃，冉有紧追不舍直到数十里外，才鸣金收兵。
齐国的国书，本不是什么名将，经此一战，溃不成军，早已吓破了胆，赶紧收拾残军并派人返国告急。
这时候，孔子也已得到消息，派遣子贡到齐国去向权臣陈恒游说，希望他能罢兵休战。
陈恒的内心本来也就希望国书战败，好趁机削弱他的势力，子贡既来劝他罢兵，正好趁此收场，于是一面奏请齐君下令撤回军队，一面遣使到鲁国去重修旧好。
当冉有班师回都时，季康子亲迎于郊外，两人执手庆祝，并设宴庆功。
酒过三巡，季康子满面笑容地问冉有说：“恭贺你旗开得胜，但不知你这种军事才能是无师自通，出自天性呢，还是学来的？”
冉有答道：“是向孔子学的。”
“孔子怎懂得军旅之事？”季康子有些惊讶。
冉有说：“孔子是无所不晓的学者，文武均通。我只不过学得一些战法而已，至于韬略还谈不上呢！”
季康子除了欣赏冉有那种功高不居的谦逊态度外，对孔子也格外地钦敬和仰慕。
这场战事是鲁哀公十一年（公元前484年）发生的，孔子时年六十八岁。
季康子一心想请孔子回国，他和冉有商议说：“我想邀请孔子回国，你以为如何？”
冉有说：“多年前，夫子任大司寇时的政绩，想必您也略有所闻。如想请他老人家回国，万万不可以一般人的态度对待他，否则，再多的俸禄他也不会接受的，而且要有始有终，不能听信小人的话，不能冷淡他而受诸侯的窃笑。”
季康子说：“我知道了。”
且说卫国的孔文子（孔叔圉）和孔子本是旧交。孔子一直认为他是一位贤人，每次来到卫国，必定会去看他，也常常住在他家里。
这一年，文子家里正在闹家务纠纷，文子计划要杀害他的女婿，他向孔子请教，并请孔子帮忙。
孔子大感意外，深悔过去看走了眼。他回答文子说，家务纠纷，外人无法置喙。
孔于叹息着说：“鸟类能够选择栖息的树木，树木岂能选择鸟类？”
文子看出孔子已有离开卫国的意思，赶忙向他致歉说：“我之所以一再坚留，并非是为了我自己，而是希望您能协助年幼的卫出公，这完全是为国家着想，请不要因为我家的私事而愤然离开。”
孔子被他这么一说，倒有点左右为难，幸亏鲁国使臣来到，才替孔子解决了这个难题。
当年在鲁国国内，最反对孔子的是公宾、公华、公林三个人。这次季康子奏明鲁哀公要重用孔子，为了表示诚意起见，鲁哀公特地命令他们三个人带着厚礼前往邀请。
孔子正好借此摆脱文子的苦缠，毅然返回已经离开十四年的鲁国。
一些在卫国从政的弟子，听说夫子即将束装归国，也都纷纷弃官相随。
孔子对鲁哀公和季康子的为人早有印象，他们的邀请虽然情意恳切，但孔子心里并未寄予太大的期望。
不过，一别故乡已有十四年之久，如今能有机会回去一趟，孔子仍然掩不住内心的兴奋，他已决心结束流浪的生涯了。
公元前484年，也就是鲁哀公十一年的秋天，孔子返回阔别已久的故乡，一路上感触万分。
孔子回想这十四年间辗转于各地，接触到各种各样的人物，也遇到几次意外的惊险。而自己的政治抱负始终未能有所施展，甚至遭受猜忌，险遭杀害，流落到郑国时还被喻为丧家之犬。
至于那些自命清高的隐士们，他们歌咏、嘲讽，如今想想，倒还蛮有人情味，不由得感到惋惜。
将届古稀之年的孔子，他的政治见解早已成熟，对政治生涯也看得很淡，他觉得不朽的事业应以教育为先。
想着，想着，已经抵达曲阜郊外，弟子冉有等人早就等候多时。
对一般百姓来说，孔子终于返国，这让他们雀跃不已。当年孔子任大司寇时的政绩，他们记忆犹新。他们一致认为今后又可重见政和邦宁的安乐日子了。
至于鲁哀公和季康子他们又是怎么想呢？目前鲁国处在两强之间，北有世仇的齐国，南有新兴的吴国，一南一北，虎视眈眈；国内则政纲废弛，国力日弱，尤其是与各国间的外交更是一个难题。为了应付客观局势的需要，有时不得不和一些国家缔结密约以暂保平静。可是，事情一旦暴露，难免不受责难，尤其是虎狼般的强国们更是得罪不起。
他们认为孔子在各国游历多年，对各国的政情必然有深入的了解，应该能对这个棘手的难题提供宝贵的意见。
鲁哀公和季康子均认为可以问政于孔子，但不准备让他实际秉政。
鲁哀公第一天接见孔子的时候，开头一句就问孔子说：“请你告诉我一些为政的道理。”
孔子答道：“很简单，用人的时候，必须加以选择。选用优良的官吏，政治必然会上轨道。”
话虽然简单，却语意深长。
有一次，季康子向孔子问政。
孔子说：“选用正直的人，摒弃邪恶的人，百姓自然会服从。如果在上的人都是正直之士的话，那么在下的受到感化，也都会变得正直了。”
季康子鉴于盗窃案件日增，就这件事请教孔子。
孔子干脆坦白地告诉他说：“遏阻盗风的首要之途是无欲、戒贪，只要自己不贪得无厌，即使你奖赏别人去窃盗，他也不会干的。”
季康子想用重刑来改变社会风气，孔子不客气地说道：“在上的人，决心为善为正，做一个好榜样，人民就可安居乐业，风气淳朴，社会安定。居上位的好比是风，下面的百姓好比是草，风吹到草上，草就会顺势弯倒下去。只要在上的好德乐善，老百姓还会做坏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