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时代，周室衰微，诗书缺，礼乐废，因此，他的晚年，除了教育弟子外，就利用空暇时间整理古时候的诗书。他将三千多篇诗歌加以整理，这就是留传到今天的《诗经》。
孔子的晚年还尤其喜欢《易经》，简直爱不释手。《易经》蕴含天道、人生的哲理，他曾叹息道：“假如老天爷再加我几岁年纪用来研究《易经》，便不致有大过失了！”
旧说《易经》是伏羲、文王、孔子所作，即伏羲制卦、文王系辞、孔子作十翼。孔子所作十翼，是用以传经义者，故亦曰传。孔子是位伟大的人文主义者，他对《易经》的阐发关注人生哲理，使它由卜筮的书籍一变而成为含义深远的哲理书籍了。秦始皇焚毁诗书百家时，由于周易被认为是卜筮的书，因而得以保存下来，未曾遭受焚毁的厄运。
孔子除了整理诗篇、作十翼外，并且制定礼乐。孔子以诗书礼乐教授弟子。据说先后受教的弟子共达三千人，其中身通六艺者七十二人。
孔子曾经和鲁国的乐官谈论乐的问题。孔子说：“音乐的演奏，其声音节奏的全部过程是可以知道的。一开始，各种乐器一起演奏，接着放开音量，使清浊高下互相和谐，宫是宫，商是商，不相混乱而节奏分明地连续不绝，直到一支乐曲终了。”
孔子的人格修养经过长期磨炼，已经成为当时的圣人。他在自己的乡里与人相处时，态度温和恭顺，一副笃实缄默的样子，好像不大会讲话似的。但在注重礼法的宗庙里，或是决定政事的朝廷上，却要详详细细地问，明明白白地解说，丝毫都不含糊，不过，发言总是很谨慎。
孔子在朝廷上和下大夫交谈时，态度和蔼而刚直；和上大夫交谈时，中正适度，在和悦中带着不可侵犯的样子。国君临朝时，他则恭恭敬敬，威仪适当而合礼。
日常生活中，孔子是食不厌精，脍不厌细。因为米饭是养生的必需品，所以不厌其精白；鱼肉类如切得太大，难以咀嚼，不合卫生，所以不厌其细。饭太热太湿的不吃；鱼肉变了味或腐败的不吃；食物的颜色跟平常不一样的不吃；有怪味恶臭的不吃；烹调失宜、不生不熟的不吃；不是三餐正常的时间不吃。纵使肉类很多，也不超过平时的食量。喝酒虽没有定量，但以不醉为原则。街上买来现成的酒菜可能不卫生、不干净，所以也不吃。姜能除秽恶，驱风寒，所以经常准备着，饭后也不撤去。不管吃任何东西都保持定量，决不多食。
祭礼后，分配到的肉马上分送给别人，不会留到隔宿，怕它会腐败而有碍健康。
孔子吃饭的时候决不说话，睡觉的时候也是如此，必须保持肃静。
虽然是粗饭、菜汤，也必会取一点祭祀先人，而且态度恭敬严肃。
遇到有朋友死亡，如果没有家属亲人料理丧葬事宜时，孔子就主动地负起殡葬的责任。
朋友有所馈赠时，除非是祭肉，否则即便是贵重的车马也不拜受，这表示敬重朋友的祖先。
孔子睡眠时不挺直四肢仰卧。平时在家时，不故意装出肃穆的仪容，态度也很随和。
看到穿着丧服的人，即使是平素很亲近的熟人，也必定变容表示哀悼。遇见戴着礼帽的大夫或是瞎了眼的盲人，虽然是经常见面，但仍然以礼相待。
有时候坐车子外出时，上车前必端正站立，手拉上车的绳索。坐进车子以后不回头看，不高声说话，也不向窗外指指点点。如果在路上遇到穿丧服的人，总要站起身来，手扶车上的横木弯身致敬。
这就是万世师表、伟大圣人的生活态度。
鲁哀公十四年，孔子七十一岁的那一年冬天，鲁哀公要到大野（又名巨野，今山东省巨野北）去狩猎。当时，国君狩猎也算是一桩大事，非常地隆重，大夫和贵族们都得参加，孔子也在被邀请之列。
大野是个沼泽地区，各种鸟兽非常多。傍晚时，君臣等已经猎得不少鸟兽，鲁哀公极为高兴。不久叔孙氏策马奔来，报告说，他的手下猎得一头怪兽，从未见过，不知道它的名称。鲁哀公命人将那头怪兽抬来，只见它的形状大致有点像鹿，但比鹿要大得多。尾巴像牛，蹄又像马，头上生了一个角，背部的毛五彩缤纷，腹部是淡黄色。大家看了啧啧称奇，却没有一个认识，谁都说不出它的名字。
季孙氏认为，出现了怪物是不祥的征兆。鲁哀公却不这么想，他认为或许那是祥瑞的象征，于是立刻吩咐人去把孔子请来。孔子正准备和几个弟子回城，听到鲁哀公召请，就赶忙前往。
只见一群人围在那里，七嘴八舌地议论纷纷。鲁哀公见孔子来到，命众人让开，让孔子去辨认这头怪兽。
孔子一看，不觉大惊，他启奏鲁哀公说：“这是麒麟。”
鲁哀公听说是麒麟，心想：它是吉祥之物，可惜已经死了，要不然带回宫中豢养以供玩赏，那该多好。
且说孔子见到这只被杀的麒麟后，先是一惊，继而悲从中来。当他辞过鲁哀公，转身返回自己的座车时，禁不住以袖拭泪，叹息着说：“吾道穷矣！”
随侍在侧的子贡，看到孔子如此哀伤，惶惑不解道：“我听说麒麟是一种仁兽，它的出现正是祥瑞之兆，您为什么反而如此忧伤？”
孔子告诉他说：“你怎么不想想，麒麟固然是仁兽，它的出现，一定是明君在位。帝尧时代，麒麟出现于郊外，百姓不敢伤害它。周朝的时候，凤凰鸣于岐山。这些都是在圣明之世才会出现，否则就隐匿不出。如今并无明君，它却出现了，难怪会死于佣仆之手，怎不令人慨叹？”
子贡又问道：“您因麒麟之死而自叹道穷，这又是什么缘故呢？”孔子又叹一声，说道：“我好比是麒麟，出现得不是时候，因而遭害。所以，我的道也将穷尽，没有人知道我了。”
子贡说：“怎么说没有人知道您呢？”
孔子说：“我不能见用于世，但不怨恨天，也不怪任何人，只是专心学习人事，从浅近处下工夫，渐渐领悟到天理，天总会知道我的。”
在这以前，孔子作《春秋》。《春秋》一书是鲁国的史记，上自鲁隐公元年（公元前722年），下至鲁哀公十四年（公元前481年），历经十二君主，共计两百四十二年的史实，孔子都翔实地一一记录了下来。
在孔子的时代，历史文献的保存不足是一个严重问题。他曾说过：“夏代的礼制，我还能说出一个大概来，可惜夏的后代杞国所保存的文献太少，已经没法考证了。殷商的礼制，我也可以随便说出一个大概，可惜商的后代宋国所陈存的文献太少，已经没法考证了。如果两国的典籍、人物都充足，就能证实我所说的一切了。”
孔子那个时代，周的文献是很丰富的。他曾说：“周代文化继承夏、殷两代，所以更为完备而灿烂，我敬佩周公。”
在孔子看来，周公是周代文化的奠基人，他一直想做周公第二，并一直认为历史发展是有规律可循的，因此，自信已经具有一套政治及文化建设的蓝图。孔子曾说过：“如果齐国能够实施变革，就可达到鲁国的程度；鲁国如果再实施变革，就可达到近乎理想的王道境界了。”
孔子认为齐国是太公之后，自从齐桓公称霸以来，在政治上就日渐走上急功近利、喜奸好诈之途。鲁国是周公之后，虽然逐渐衰弱，但是重礼教、崇信义的优良传统作风仍胜过其他各国。不但齐、鲁两国大有可为，即使其他国家，不论大小，哪怕小至百里之地仍然有希望，问题只是肯为与不肯为而已。这就是孔子耗费了十四年的光阴，仆仆风尘奔走于各国，希望自己的理想能实现的主要原因。
结果是曲高和寡，孔子到处不受重用，于是只好回到故乡来教育弟子，从事著述工作。
孔子那个时代，周室逐渐衰微，圣贤之道不彰，天下一片混乱。家臣杀主、大夫篡君、权臣专横、武将跋扈已是司空见惯的事情。至于一般的老百姓，赋税既重，还得常常为贵族服劳役，或被征出战，万一遇到水、旱天灾，更是求告无门，苦不堪言。
一向具有悲悯胸怀的孔子，以天下为己任，希望改革政治，在上者清廉自持，爱护人民，善待百姓；百姓则知廉耻、重信义，守法安分，共享安康，这是孔子周游列国的另一个因素。
政治理想既然不能实现于天下，于是孔子倦游回鲁，从事教育与著述生涯。而鲁国内部依然混乱如麻，庙堂上仍然是君主懦弱、权臣嚣张。痛心之余，孔子便着手写《春秋》。
孔子把他的一套“王道”理想寄托于这本著作中。例如，吴、楚两国皆属蛮夷之邦，却自称为“王”，在《春秋》里，孔子把他们贬称为“子”。又如晋国曾把周天子叫了去，这是僭乱行为，他没有照写。如果照写，不仅损害了天子的尊严，而且表示没有是非公道可言。强权如能操纵一切，便可任意非为，天下将永无安宁之日了。
在政治上或社会里，应该有一套合理的规则，这种规则是基于人性和道德予以制定的，决不能由强权自行决定。周天子虽无实权，但名分上毕竟是天子。这种名分大义，不容不遵守。
所以，《春秋》不尽是客观的事实记录，而是有它的主观立场。凡是值得鼓励的，竭力予以宣扬；至于乱臣贼子们则予以笔伐。
《春秋》是中国保存下来最早的一部史书，也是世界上最早的编年史。有关历史事件、天文景象（日蚀、月蚀等）等发生的年月日都有明确的记载。它最大的特点是没有浓厚的神话色彩，这在两千多年前是极为难能可贵的。
当年孔子出仕为官时，在文辞方面多半与别人商量后才下笔，并不独断独行，坚持己见。唯独写《春秋》时完全依照自己的思想，该写的就写，该删的则删，可说是千锤百炼，一丝不苟。可见孔子对这部著作的重视。
他曾经对弟子们说：“后世的人们，将因这部书而知道我孔子这样一个人；也可能因这部书而责骂我亦未可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