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我走出人生低谷
与即将押赴刑场的死刑犯面对面，与国际主义战士握手；从山沟走向城市，从城市走向世界。辉煌时刻，我却产生跳楼般的痛苦。人，为什么总是跟自己过不去？
上世纪80年代末，我在创作上走到了最痛苦、最艰难的爬坡阶段。
我喜欢写小说，也喜欢写报告文学，大家都说我的报告文学比小说写得好。我想这可能跟我的性格有关，愤怒出诗人，激情出报告文学作家。可是，想写报告文学，却找不到好素材；想写小说，却发现写了几篇报告文学之后，不会写小说了，一写小说就像写报告文学似的，激情有余而冷静不足，缺少小说的空灵与含蓄，语言显得直白而张扬。
我开始失眠，变得心浮气躁，整夜整夜趴在桌子上，写完又撕，撕完又写，清晨扔出去一堆废纸。深夜，实在写不下去了，就跑到马路上漫无目的地走，看着万家灯火一点点儿地熄灭，直到贺玉出现在我的面前……
我在日记中写道：“我沉浸在痛苦的追求之中，听凭心在低吟，灵在哀鸣。我为自己的人生选择而自豪，却又为寻不到突破而苦恼。我就像一匹瞎马，整天在森林里东一头西一头地瞎闯，为每一丝阳光而兴奋，却又为每一片乌云而苦恼。茫茫之途，我找不到出路，只有我的心灵在向我的心灵哭诉……”
有一段时间，我干脆不写了，拼命读书，读《百年孤独》、《喧嚣与骚动》、《第二十一条军规》、《第三次浪潮》……总之，国内外流行什么我就读什么，什么魔幻现实主义、黑色幽默、意识流，不管读什么都是囫囵吞枣，一知半解，并没有太大收获，创作上丝毫没有长进。
我问自己：你在文学的金字塔上到底能爬多高？三层、五层，还是七层、八层？你到底有多大的天赋和才华供你使用？
有一点我非常清楚，不管文学道路能走多远，不管我能冲上第几个台阶，我都会坚定不移地走下去，因为文学已成为我生命的需要，而不是生存的需要！
经过漫长而痛苦的思索之后，我决定给自己松绑，决定扬长避短寻找出路。我觉得在写报告文学和纪实文学方面比较顺手，发表的一些作品反响都不错。可是，那个时期中国的报告文学步入低谷，好多题材都处于敏感领域。于是，我决定开拓一个新的领域——到国外去闯荡。
后来意识到，这次松绑对我来说太重要了。它使我不再像过去那么不自量力，那么苛刻，那么逼迫自己了。我变得自由了。
苏联刚解体不久，冷冻多年的中俄边贸开始活跃起来，大批中国人赴俄淘金，人们称他们是“国际倒爷”。我决定去俄罗斯闯一闯，去那里的差旅费便宜，护照也好办。我们这代人是读着托尔斯泰、屠格涅夫，唱着《小路》、《山楂树》，背诵着奥斯特洛夫斯基的人生格言走过来的，对那片神奇的土地充满了特殊的感情。
先生却不同意：“俄罗斯那么乱，你又不会一句外语，一个人跑到异国他乡，万一出事怎么办？”
我却觉得只有勇敢地闯入别人没有闯入的领域，才能发现别人没有发现的新天地，才有获得成功的机会。
从1991年夏天开始，不会一句外语的我，怀揣一本简单的《中俄对话》小册子，背着半人高的十几套皮夹克，拎着两只装有旅游鞋的旅行袋，夹杂在众多“倒爷”中间，登上佳木斯开往哈巴罗夫斯克的客轮，一连三次踏上俄罗斯的土地，历时四个多月，去过哈巴罗夫斯克、莫斯科、新西伯利亚、皮亚季戈尔斯克、车臣、伊尔库茨克等许多城市。
孤身一人，不会外语，在刚刚解体错综复杂的陌生国度里闯荡，我的狼狈和处境可想而知。就像一个睁眼瞎子，经常找不到饭店，找不到住处，住过没有蚊帐的小店，被俄国大蚊子咬得满身大包，住过留学生的宿舍，住过素昧平生的华侨家，一天只吃一顿饭。深更半夜被一阵砸门声吓醒，第二天早晨发现，一个醉鬼躺在门口睡着了。一次，我手拿相机正准备拍照，一个俄国男人走过来，冲我比比画画要用他的伏尔加轿车换我的美能达相机。我冲他摆手不同意，他冲上来就抢，吓得我抱住相机拼命大喊，总算把那家伙吓跑了。
每到一座城市，我就随着“中国倒爷”找个便宜旅馆住下来，照葫芦画瓢记下住所的门牌号，再把附近的汽车站牌或地铁站牌记下来，这样就不至于把自己弄丢了。之后，我就跑到嘈杂的市场上，守着一堆皮夹克和旅游鞋，跟俄国人“吧唧吧唧”地讨价还价，一蹲一天，到了晚上，兴高采烈地数着赚来的大把卢布，赚够了旅费，我就去找华侨、留学生、“倒爷”等各色各样的人物聊天，听他们讲述在异国他乡闯荡的故事。
我感受着丰厚的俄罗斯文化，也目睹了变革时期的俄罗斯现状，听到许许多多中国人闯荡俄罗斯触目惊心的故事。这些新奇而鲜活的故事激励着我的灵感，荡涤着我心中长期以来的迷茫与困惑，在我眼前拓开一片崭新的视野。
最惊心动魄的要属去车臣了。
1992年9月，佳木斯某公司杨经理要去皮亚季戈尔斯克及车臣催要货款，我决定跟他一起去采访。杨经理说车臣正在打仗，太危险。
我说：“没关系，我自己承担差旅费，出了问题我自己负责！”我觉得能去车臣是一次难得的机会。
我背着十几套皮夹克，跟随他们一行三人从哈巴罗夫斯克出发，飞往位于北高加索的皮亚季戈尔斯克，从那里乘火车再去车臣首府格鲁兹尼。
一个深秋的傍晚，我随同他们三人从皮亚季戈尔斯克登上开往格鲁兹尼的列车，住进一间破旧的、门板上有好多窟窿的包厢。已是午夜，我们四人躺在漆黑的包厢里却毫无睡意，紧张地盯着从门板窟窿里射进来的灯光，听着过道里不时传来的脚步声……
当时，正是俄罗斯与车臣交战的前夜。这里除了少数列车及客车与外界通行之外，飞机和铁路货运全部被俄罗斯封锁了。车上的治安极差，经常发生抢劫杀人事件。前不久，据说几个中国人就在车厢里被抢了。
正提着心，门外忽然传来“砰砰砰”的砸门声及“叽里呱啦”的吼叫声。我们谁都不敢吱声，心都快跳到嗓子眼儿了。只见翻译起身猛地打开包厢门，冲着门外“嗷嗷”大吼几声，回头对我们说：“几个家伙找错包厢了！”我看见昏暗的过道里虎视眈眈地站着几个彪形大汉，鬼知道他们是干什么的！
第二天早晨六点钟，列车终于到达车臣首府格鲁兹尼。尽管杨经理电话通知了欠款客户苏里曼来接我们，但他没来。我们只好站在秋雨绵绵的站台上等他。
一直等到下午两点，我们才见到个子矮小、头发稀少、长了一双猫头鹰眼、一看就是老滑头的欠款客户苏里曼。
一见面，杨经理就谴责他言而无信，质问他为什么三百万货款到现在还迟迟不汇。苏里曼却把玩着手中的油笔，说他账面上有的是钱，但俄罗斯把银行封了，汇不出去，还说他有大量的石油，但俄罗斯封锁了海陆空运输，运不出去。说完，他不以为然地耸耸肩，双手一摊，摆出一副无可奈何的架势。一连几天，都是在这种毫无成效的谈判中度过的。
在这里，时时都能感受到战争前的恐怖。白天还算平静，一到晚间，站在旅店窗前往外一看，远处炮火连天，枪炮声像爆豆似的，火光把半边天空都烧红了！再低头往窗下看，身着迷彩服、荷枪实弹的士兵，三五成群地在马路上走过，“咔咔”的皮靴声整夜整夜敲着耳鼓。这就是在俄罗斯制造了多起恐怖事件的车臣黑手党。一到晚间，我们谁都不敢出门，每人买一把斧子，白天出去腰里都别着斧子。说来可笑，一把斧子能抵挡住黑手党的冲锋枪吗？自己给自己壮壮胆呗！
要说不害怕那是撒谎，但我丝毫不后悔，反而觉得挺自豪，经历过车臣这样的战乱环境以后，后来再去韩国，去欧洲，就觉得非常轻松了。
在格鲁兹尼的街上，最引人注目的是乞丐。这里的乞丐非常多。在一座几十米长的桥上，我数了数，不下十几个。一位父亲领着三个十来岁的孩子，一看我们过来，三个小家伙立刻齐刷刷地跪下来，向我们一齐伸出小手……
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一个十几岁的少女，一身黑色长裙，一条黑头巾，身旁放着一只红色小木桶，毫无表情，一动不动地坐在桥头，远远看去，就像一幅色调深沉的油画。我很想扔给她一点儿钱，但随行的杨经理告诉我，千万不要发善心，更不要露富，否则会招来杀身之祸。
在车臣逗留了一周，第八天早晨，我们乘客车离开了这里。
在车上，我望着满目萧条、充满恐怖的城市，想起旅店老妈妈跟我们告别时说的话：“唉，你们回中国多好，那里没有战争……”
是啊，生活在战争中的人们，多么渴望和平的生活啊！
我曾问过老妈妈，车臣人愿不愿意独立，她悻悻地说：“独立有什么好？车臣四面都被俄罗斯包围着，光有石油有什么用？现在连面包都没有！闹独立的都是那些当官的，都是为了争权夺势！老百姓要的是安安稳稳地过日子。鬼知道这种提心吊胆的日子什么时候才能结束！”
老妈妈说得极是，任何一场战争都不是老百姓发起的，更不是老百姓所希望的。后来在电视上看到车臣爆发战争，我想起那位老妈妈以及在桥头乞讨的孩子，不知她们是否还活着。
上车后，满嘴起泡的杨经理长叹一声：“唉，这趟又白跑了！”
为这三百万货款，杨经理冒着生命危险六次来到车臣，曾找过车臣共和国总理玛玛大耶夫和后来被俄方炸死的总统杜达耶夫，都没有解决问题。他的密码箱被人抢跑，在旅馆房间里发现子弹头，可到最后一分钱都没要回去。
俄罗斯之行，我的收获太大了。
我在创作上的苦闷与困惑消失了。我开辟了一个独特而新奇的境外领域，接连在全国数家报刊发表了《苦恋》、《打到车臣总统府的官司》、《被当作人质的经理》、《留学的骗局》等几十篇纪实作品，出版了报告文学集《玩命俄罗斯》。《为了揭开人类抗衰老之谜》在《当代》杂志发表后，编辑部召开了作品研讨会。
从这时起，我开始量力而行，能写什么就写什么，不再苛求“深刻”与“伟大”，不再过分追求“高雅”与“纯文学”。总之，不再给自己套上不现实的枷锁。这样一来反倒轻松了，创作起来多了几分从容，也多了几分洒脱。
正因为有过闯俄罗斯的经验，所以才有了后来的《韩国总统的中国御医》、《盖世太保枪口下的中国女人》等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