蘸着几近枯竭的生命之墨，撰写着很可能是绝笔的报告文学。
活过来的瞬间，我决定写出自己的一生。是来拯救扭曲的心灵，还是为了悲剧不再发生？是大海平静了，还是卸掉名利盔甲的心灵平静了？
现在，该写到那段最痛苦、最绝望的时光了。
那是一段不堪回首的地狱般的日子。这边等着我的是三起官司，是法庭上一次次的唇枪舌剑，那边等待我的是搭六个桥的心脏大手术……
更可悲的是，2004年2月17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赵女士上诉案的这天早晨，先生陪我去开庭，下楼时一脚踩空，一下子从楼梯上滚了下来，造成两根肋骨骨裂。我抱住他大哭，我觉得上帝对我们太残酷了，让我一个人遭受磨难还不够，还要让先生跟着我一起受罪！
从2001年3月29日开始，我就像跌进了一个倒霉的怪圈，天灾人祸一个接一个，躲都躲不过去。我因此明白了一个深奥的宿命道理，上帝要是跟你过不去，你啥招都没有，只能咬紧牙关拼命抗争，或许还能拼出一条生路。我知道在这命运的背后，却蕴涵着深刻的、并非我这个作家所能阐释清楚的东西。
采访完刘晓程，我被他的境界与人格深深地打动了。我看到在这物欲横流的社会里，还有一个令人敬佩的灵魂、一位圣洁而崇高的守护者。我决心写完他的报告文学再手术。我要告诉那些像我一样徘徊于生死边缘的心脏病同胞，中国有这样一位伟大的院长，有一所世界一流的国际心血管病医院。
在这篇作品中，我不仅写出刘晓程“博爱济贫”的崇高境界及人生追求，揭示出中国医疗体制的弊端及卫生界的腐败，而且也真实地写出了一个心脏病重患无法排遣的痛苦与绝望，一个人徘徊于生死边缘的孤独与无助，以及对生命的强烈渴望。
我忍受着经常发生的心绞痛，用我剩余不多之毅力，蘸着几近枯竭的生命之墨，竭力撰写着《四万∶四百万的牵挂》这篇很可能是绝笔的报告文学。
这期间，一向活泼、开朗、奔放的我，一向与歌声和笑声相伴的我，再也不能发出笑声了。我曾试图用美国总统罗斯福的名言擦拭我心灵的泪，“将死亡视为不可逃避的平常事实而加以接受，便可以永远地解脱对死亡的恐惧”。我也曾试图用创造人类奇迹的科学家霍金的痛苦来稀释我的痛苦，用他的意志坚强着我的意志，也曾试图用“长寿无可乐，夭折无可悲，显达无可荣，穷困无可丑”的老庄哲学来平静自己悲愤的心……却发现，一向自诩无比坚强、任何苦难都不曾使其低头的我，原来却如此脆弱。
傍晚，我和先生在海边，看潮起潮落，听渔歌唱晚，看美丽的夕阳西下，倾听他人的欢声笑语，我却只有忧伤和叹息。万家灯火，皓皓明月，却照不亮我阴暗的心，强劲的海风却吹不散我满腔的愁绪。
人们常说，苦难对于作家来说是一种财富，我觉得这只能指过去时而言。当生命可能不再属于这个作家时，苦难绝不是什么财富，而是一种灭顶的灾难，一种残酷的折磨。哲人的名言在生命断裂面前，只不过是人们送到死者面前的一束鲜花，鲜花是给活人看的，而死者看到的只能是漆黑的坟墓。我深切地感受着一个人对于生命的强烈渴望，感受着病人渴望医生来拯救自己生命的殷切企盼，感受着无法排遣的绝望与悲痛。我真切地体会着四百万心脏病同胞所遭受的、任何语言都无法描述的痛苦煎熬。我只需要煎熬几个月就可以手术了，可那四百万同胞却要煎熬几年，十几年，甚至一直煎熬到死……那是怎样一种漫长而绝望、痛苦而无助的煎熬啊！
在这段时光里，我每天都如履薄冰般地走在生命的边缘，很怕一不小心踩重了，踩碎了十分脆弱的生命，使我过早地陷入死亡之谷。
这期间，我的身心坏到了极点，经常发生心绞痛，整夜整夜地失眠，安眠药对我已经不起作用了，大把大把地掉头发，而且，我的情绪极其低落。我想用我的过去打败我的现在，可我的现在却得了小儿麻痹症。我再也不是原来那个我了。
虽然，我被残酷的现实撕去了虚伪的坚强，露出了真实的脆弱，但是，我的个性仍在主宰着我，也主宰着这部后来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连连获奖的作品。我像过去一样，每天坐在电脑前，把一切痛苦与绝望全部抛到脑后，潜心创作着这部作品。
这篇以生死体验完成的中篇报告文学《四万∶四百万的牵挂》，后来发表在《北京文学》，并荣获中国第三届传记文学大奖、黑龙江省政府文学大奖、《北京文学》第二届“新世纪优秀作品”奖、中国报告文学第四届“正泰杯优秀作品”奖等诸多奖项。
现在，该说说那三起官司了。
三起官司，从2002年7月立案，到2007年8月这本书下稿，历时五年，大大小小开了十几次庭，从判决看好像我赢了，其实我输了，输得很惨。而且，诉潇湘电影制片厂著作权转让合同纠纷一案，并没有结束。
打三起官司是我一生中干得最愚蠢、最劳民伤财的一件事。独可自慰的是，它使我深切地感悟到人与人、人与社会、理想与现实的天壤之别，使我从天真走向了成熟。
作为一个人，在自身权益屡遭践踏、人格屡受伤害的情况下，挺着即将走上生死未卜手术台的身躯，揣着用救心丸来缓解严重缺血的心脏，不肯向不公妥协，不肯让灵魂下跪，不愿看到更多像我一样的作家和编剧遭受侵权伤害，用法律武器来维护自身的权益和尊严，又为自己有这份骨气而感到几分自豪。
在我人生最痛苦、最绝望的时候，最真切、最深刻地感受一番期待公平公正的诉讼过程。
尽管法官丈夫一再提醒我，不要对法律抱太大希望，可我还是把挣脱噩梦、寻求公平的希望全部寄托在法律上。其实，法律并没有承载那么多任务。进了法庭就会发现，当事人面对的不仅是带着各种背景的对方当事人，而且更要面对水平不一、同样带着各种社会关系网、各种背景的法官！
我像所有受到伤害的人一样，以为法庭是可以释放委屈、寻求公平的地方，却发现法庭给双方当事人提供了一个可以公开说假话、可以进行狡辩的平台。你放箭的同时，对方也同样向你放箭，而且箭箭射得你心疼，射得伤口越发流血不止。我发现，我交给制片方的剧本明明是二十二集，可他们拿到法庭却变成了十九集！我还发现，某制片方向法庭出示的证言全部充满了虚假！
在法庭上，对方已经不重要了，是对是错，是伤害，是委屈，在进法庭之前早已经完成了，重要的是法律——人们渴求公正、期待公平的最后底线，如何做出较为公正的判决！
诉VCD、DVD的编剧署名侵权案是当庭调解的，对方承认工作失误，同意在《中国电视报》上向我公开致歉，并赔偿我三万一千七百元。赔偿款给了，但在《中国电视报》致歉至今并没有兑现。
诉赵女士的侵权案大大小小开了六次庭，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仅判决赵女士及《电视电影文学》杂志在《电视电影文学》杂志上向张雅文公开赔礼道歉，赵女士赔偿张雅文为诉讼支出的合理费用一千六百元；案件受理费三千五百一十元，由赵女士负担两千元。赵女士不服，向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维持了原判。最后，赵女士的赔偿款给了，公开赔礼道歉同样没有兑现。
在法庭最后陈述时，我向赵女士说出了压抑已久的心里话：
“赵女士，你我都是同行，谁走到今天都不容易。如果你一开始就不是怀着排斥我的心理，而是本着对剧本高度负责的态度来对待剧本，遵循法律约定的关系，吸取我剧本中的精华，加上你的智慧，我相信，最后推给观众的绝不是现在这样一部被观众骂得一塌糊涂的《盖》剧！你我更不会走到今天。最后，我想说句心里话，今后不管我们是当编剧，还是当作家，希望我们首先都要做人，然后才是编剧或作家……”
这番话不仅是说给对方，也是说给我自己，说给我的同行们！
诉潇湘电影制片厂著作权转让合同纠纷案，潇湘电影制片厂反诉我违约。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02）第216号判决称：
“张雅文如期向潇湘厂交付了剧本的第一、二修改稿，其行为没有违反交稿的时间约定。……《盖》剧作为电视剧，在片头已明确署名编剧为张雅文，潇湘厂提供的证据不能充分否认张雅文作为编剧的地位，对潇湘厂所提出的确认张雅文不是《盖》剧编剧的反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潇湘电影制片厂在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张雅文稿费十二万二千元……”
潇湘电影制片厂不服判决，向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并于2004年1月6日在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第六审判庭开庭。我先生陪我去长沙开庭。三起官司已经花掉了七八万元，两起官司的二审都没有请律师，我为自己辩护。
几起案子都开完庭了，我该上手术台了。
我内心激愤难平，如果这样死在手术台上，我感到死不瞑目。
我给中共中央宣传部刘云山部长写去一封信，讲述了侵权给我身心造成的巨大伤害，希望侵权问题能引起中宣部领导的重视，不要让更多作家和编剧遭受这种伤害了。
这天，我接到中宣部工作人员的电话，邀我去部里谈谈。原来，刘云山部长对我的信做出了批示……
第一次走进中宣部，见到文艺局两位局长及电影处的领导，没等开口，我已老泪纵横。我说，我一个年近花甲的老作家，自费赴欧洲采访，挖掘出钱秀玲这样的国际题材，因此受到中比两国大使的高度赞扬，受到比利时首相的接见。可我不但得不到应有的首肯，反而屡遭侵权，处处遭到排挤，最后连稿费都拿不到，被迫打了三起官司。现在，我又面临着生死未卜的心脏大手术，我对社会感到绝望……
现在一想，因为自己屡遭侵权就对社会感到绝望，未免太偏激了。
文艺局领导说：“雅文，你不要绝望。你本来做了一件了不起的事情，却受了这么多委屈，确实让人很同情。这些事本来不应该发生。如果他们按照法律行事，就不可能发生这种事了。在影视界，作家、编剧被侵权的你不是第一个。这些问题已经引起了我们的重视。希望你不要绝望，你应该相信，我们有法律，有行政，有媒体，希望你安心去做手术……”
我说，侵权不仅伤害了作者，而且影响了中国影视业的发展。就拿《盖》剧来说，就其题材本应向世界推出一部力作，可到最后连“飞天奖”都没评上，只评了一个提名奖。不仅是我，好多作家和编剧都因被侵权而受到伤害。我希望中央对影视界这种无法、无序、无德的现象引起重视，希望我啼血般的呐喊，能唤起有关部门的重视！
还有一件事，对我来说也是一个安慰。
数天前，我跟中国作协常务副主席陈建功先生通电话时，无意中谈到打三起官司的事，他说了一句：“没想到你受了这么多委屈……”电话很快就挂了。
不一会儿，《文艺报》资深记者胡殷红打来电话，说建功让她来采访我。我非常感动。在北京高院开庭的那天早晨，胡殷红特意跑到法院门口，给我送来一沓《文艺报》。看到胡殷红的脸色有些憔悴，我问她怎么了。她红了眼圈，哽咽道：“我父亲刚刚去世，我还没上班呢。”
我的眼圈顿时也红了，为她专程跑来给我送《文艺报》，为她采写我的文章《张雅文维权之路》，以半版篇幅刊登在2004年2月14日的《文艺报》上，为陈建功副主席对一个绝望中的作家所给予的关怀……
捧着这份《文艺报》，如同捧着一份渴盼已久的安慰，捧着一份为正义而歌而泣而呐喊的同情。这篇文章在文艺报发表之后，在文艺界引起很大影响，后来又被《作家文摘》转载。
2004年3月6日，先生的肋骨好多了，写刘晓程的报告文学也完稿了，我该上手术台了。
离京前一天晚上，作协一位领导夫妇及作家出版社主编侯秀芬夫妇为我饯行，送给我六支百合。第二天早晨，我带着百合，带着朋友的祝福上路了。
迷途漫漫，终有一归。
当一个人可能要离开这个世界时，她对生命的诠释与理解，跟以往完全不同了。现在一想，一部电视剧的编剧署名算得个啥，何必那么认真呢，太不值得了。那些侵权的破事，只不过是我生命过程中一段令人唾弃的游戏，何必动那么大的肝火呢！人要死了，名啊，利啊，还有什么用？《圣经》上说：“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
可是，人生最大的悲哀，莫过于清晨醒来已近黄昏。
晚矣！一切都已晚矣！
尽管刘晓程院长一再向我保证：“你应该相信我，我一定要回报你的生命！”但我知道，搭六个桥的心脏手术绝非小手术，必须做好最坏的思想准备。给朋友该打的电话，都打了。动身前，我在电脑里留下两封遗书，一封是写给先生，另一封是写给自己。
给自己只写了几句话：
“上帝给了你如此丰富而传奇的人生，你没有把它留下就走了，那太遗憾了。所以你不能死，一定要挺过这场生死大劫！”
给先生的信写道：
亲爱的贺玉：
明天我就要去医院了，尽管是晓程为我做手术，但我必须做好最坏的思想准备。我把对你要说的话留给你，留给这个美好而残酷的世界。
亲爱的，如果我真的走了，你不要太难过，这是上帝的旨意。我今生最大的幸福就是我选择了你，你选择了我。我们恩恩爱爱、无怨无悔地走过了四十多个春秋，任何磨难都不曾让我们分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