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先生在中国妇联秘书长面前承认我是编剧，但在剧组上报《盖》剧主创人员名单时，却将赵女士署为“编剧”，而将我署为“原著”，被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领导一眼发现了，她立刻以制片方（之一）的名义向潇湘电影制片厂厂长及央视领导打电话阐明了观点：“张雅文是编剧这是早就定的，不能再改变了！”
这事之后，我的失眠更严重了，而且出现了心慌、心悸、心绞痛，脉搏忽高忽低。我经常在夜深人静时，像个幽灵似的在房间里走来走去，有时心像要爆炸似的。先生常常被我惊醒，他苦苦地哀求我：“雅文，你快把那些破事看淡点儿吧！要不你就完蛋了。咱还是先要命吧。有命才有一切呀！”
我趴在他肩头呜呜大哭：“他们为什么这样对待我？为什么左一次右一次地欺骗我？你说我到底有什么错？”
“雅文，你没有错，是他们欺人太甚了！我求你千万想开点儿吧，要不咱这个家就完了！”
我身体坏到了极点，每天只能靠安眠药睡觉，随时都发生心绞痛。而且，牙床溃烂，牙龈出血，口腔没有一点儿唾液，鼻子上一个接一个地长疖子，一连长了五个，弄得鼻子又红又肿。天天感冒，在屋里穿着毛衣毛裤披着棉大衣还冷，鼻涕一把接一把。我越来越自闭，不愿见任何人。即使这样，我每天仍然按照人民文学出版社及中国青年出版社编辑的要求，玩命地修改着《盖》剧本和小说，把两部四十五万字的作品分别压到三十五万字，就连参加全国作代会期间都在改稿。
2002年除夕，午夜，全家都在电视机前看央视的春节联欢晚会，活泼可爱的外孙女满屋追赶着姥爷给她买的一只红色心形气球，追着追着，只听“砰”的一声，小家伙立刻喊起来：“哎呀！我的心碎了！我的心碎了！”
孩子的这句戏言却说中了我。
电话响，我端着饺子来接电话，一位朋友来电话拜年，末了说了一句：“雅文，我看到中国电视报上打出的《盖》剧广告，编剧署名好像不是你……”
“是谁？”我急忙问了一句。
“好像是……”
我撂下电话，急忙问先生：“贺玉，我让你买的电视报呢？”我知道《盖》剧播出前肯定会打广告，今天下午让他去买电视报，他回来却说电视报卖光了。
“雅文，我本想让你过个好年……”先生只好走进卧室拿出一沓《中国电视报》递给我，“雅文，你千万看淡点儿，咱不要那个编剧署名算了。”
他的话音没等落地，我手中的盘子和饺子却一下子掉到了地上。
女儿急忙劝我：“妈，她不就是要那个编剧名吗？咱不要了，给她算了！”
我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一连四期《中国电视报》，半版篇幅都打着《盖》剧广告，编剧位置上醒目地打着一个人的名字：赵女士。根本没有张雅文的事！全家人早都看到了广告，就是不敢告诉我。
此刻，我的心就像地板上那几片皱皱巴巴的气球碎片一样，不是碎了，而是爆炸了。我相信，一个人的心要被挤压到一定程度也会爆炸。不过，心要爆炸不会像气球那样变成几块残破的碎片，而是要流出鲜血。因为人毕竟是有血有肉、有良知的动物。可我找不到人的良知，脑海里只有四个字：欺人太甚！
我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绝望——一种对人性的绝望！
我先生急忙取来几粒救心丸塞到我嘴里。
此刻，我想到那位编剧同行以及那些决策者，一定过得很愉快、很开心吧！而我在这个除夕之夜，却体会到人为什么会崩溃，为什么会发疯，为什么会自杀或杀人！我相信任何人的承受力都是有限的。
我不求得到他人的青睐，我既不年轻，又不漂亮，既没钱，又没背景，只求他人能公平待我，可连这点儿要求都达不到。我不知这到底是我的错，还是别人的错。我不由得想起小C说的那句话，“雅文姐，这真像要强奸你还得要你同意一样！”
不，强奸只是被人强暴一次身体，现在强暴的是一个人的生命！对一个视文学为生命的作家或艺术家来说，其作品就是她的生命！
第二天是大年初一，一夜未合眼的我，上午十点，拨通了A先生的电话，问他这又是怎么回事。
他说：“这不是我搞的，更不是我的责任。我已经向广告部提出抗议了，他们下一期就改过来！”
我不知又是谁搞的，更不知由谁来承担这份责任。我只知道我却承受着一次次心碎的后果。
大年初一，我揣着这颗破碎的心，又改了一天稿子。晚间六点一刻，两部书稿终于画上最后一个句号。之后，我给《中国电视报》广告部发出一封抗议信……
也许，我就像海明威笔下那位老渔夫桑提亚哥一样，宁肯拖回一副大马林鱼的骨架，也要与鲨鱼搏斗下去。
之后，我把除夕夜带来的气愤、不平、痛苦，统统地嚼碎了，咽进肚里，第二次飞往布鲁塞尔。
全家人没一个赞成我去，怕我把小命丢在欧洲。可我必须要去。因为制片方弄丢了五张钱秀玲老人最珍贵的照片底片，再说我出书要使用老人的照片，需要取得老人的授权。先生见我去意坚决，只好给我带上心脏药，买了“一路平安”的条幅让我带着。
2002年2月14日大年初三下午一点，登机前，先生双手搭在我的肩膀上，语重心长地说：“雅文，无论遇到什么情况都要挺住。记住，不管能不能成功，我和孩子都盼望着你能早日归来。”
我冲先生意味深长地点点头，转身向海关走去。
过了海关，我回头瞅一眼站在远处向我招手的先生和孩子，心头掠过一丝苍凉，甚至有一种视死如归的悲壮，两眼模糊了。
昨天晚上，我给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编辑胡玉萍打电话说：“玉萍，如果我真的飞不回来，这本书就是我的绝笔，你一定要出好……”
“雅文，你胡说什么呀你？别胡说八道！”胡玉萍嗔怪我。
我的身体和精神都坏到了极点。我不知能否经得住十几个小时的飞行，更不知钱秀玲老人的监护人能不能同意授权，不知我还能不能飞回来。
但是，个性决定我的行为，也决定着我的命运。
十个小时之后，飞机到达法兰克福机场。我在法兰克福机场等了六个多小时。坐在空旷的候机大厅里，不由得想起上次在法兰克福“撵”飞机的情景，想起见到钱秀玲老人的激动心情……那时，我怀着美好而宏大的愿望，什么苦啊、难啊，全不放在眼里。可今天，我却变得身心憔悴，伤痕累累，连署不署自己编剧名字都不知道，更不知剧本改成了什么样子。
我乘坐的4226次航班在当地时间零点一刻，到达了布鲁塞尔机场。
这次来比利时，中国驻比利时大使馆文化处派白光明先生陪了我五天。白先生把我送到我事先联系好的沈阳驻布鲁塞尔高建武夫妇开的招待所。
中午，白先生陪我来到钱秀玲老人的亲属开的餐馆，看到钱秀玲老人比两年前老多了，仍然一副笑容可掬的慈祥模样。
“钱妈妈，您还认识我吗？”我问她。
“认识。”
“记得我是谁吗？”
老人却摇了摇头。我拿出为他们每人准备的礼物，送给老人一条花格羊绒大披肩，送给她儿子米加夫妇一套中国工艺品及一块丝绸。
米加夫妇开口就质问我，我听不懂他们说什么，但从表情上看出他们好像很生气。
白先生翻译说：“他们问你，为什么后来换成了另一名编剧，而不是你？剧组到来之后，为什么一点儿不尊重他们，连声招呼都不打，就向媒体大肆宣传他们的母亲？”白先生低声对我说了一句，“我们必须化解他们的不满情绪。”
原来，剧组与钱家人搞僵了，双方都动用了律师。米加夫妇提出，不许剧组在《盖》剧中使用钱秀玲老人的肖像，不许在宣传中提到钱秀玲的名字。后来，钱秀玲老人的孙女来中国拍摄她祖母的纪录片，给我打电话，我请人民文学出版社给她发的邀请函。
我越发担心授权问题，只好赔着笑脸向他们道歉：“对不起，剧组换成另一名编剧，是为了充实编剧的力量。剧组没有向您打招呼，是他们年轻考虑事情不周，我向您道歉，请原谅，希望这件事情不要影响了我们之间的关系。”
白先生悄声说：“张大姐，该道歉的不应该是你……”
米加医生连连摆手：“NO！NO！请你放心，这些事情不会影响我们之间的关系！”
我这才客气地提出了肖像授权问题。白先生翻译时，我听到了自己的心跳，像擂鼓似的。我知道，成败在此一举。如果不同意，我将白跑一趟。只见米加医生冲我点了点头，拿出纸和笔，在餐桌上匆匆地写起授权书……
悬了多少天的心，一下子落地了。
接下来的五天，白先生开车陪着我，马不停蹄地跑了好多地方，来到艾克兴市，市长杜特里约先生热情地接待了我，给我重新翻拍了弄丢的九十多名人质的照片。我给市长带去了珍贵礼品——陪他游览长城时给他拍的六个胶卷的影集。白先生又带我来到纳粹德国在比利时的军政总督府塞纳弗城堡；又驱车前往一百六十公里外的海尔伯蒙小镇，找到钱秀玲老人的旧居；又带我跑到兵器资料馆，找到二十多幅纳粹将军法根豪森的照片。资料馆的照片要价很高。白先生问我：“张大姐，他们要五十美金一张，你能买吗？”
“买！多少钱都买！如果我带的美金不够，就从你们大使馆借点儿。”
白先生跟他们讲了半天价，二十多幅照片全部被我买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