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兴安岭度过苦难童年
荒无人烟风雪弥漫的山路上，留下一串串孤零零的小脚印，也留下一个孩子无助的哭声。坏人、野猪、狼、永无尽头的山路，对一个十岁女孩儿来说，意味着什么？
我出生在辽宁开原只有一户人家的山沟里，1954年夏天，跟随父母来到伊春南岔一个荒凉的小兴安岭山区。这里三面环山，周围是茂密的原始森林，出了山口就是一望无际的大草甸子。山沟里住着几户老死不相往来的人家。
当天，我那坚强能干、从未被苦难压倒的母亲，趴在没人深的草丛里放声大哭。母亲哭，我也跟着哭。
父母用柳条拌着稀泥，在山根底下垒起一间不到七平方米的马架窝棚。窝棚又矮又小，锅台连着炕，一上炕脑袋就撞到棚顶，炕脚底下只有半尺高，在炕上直不起腰来，系裤带只能下地。窝棚里只有一扇巴掌大的北窗，夏天热得要死，满屋都是黑压压的苍蝇，一到晚间，蚊子、小咬、跳蚤全部出动，咬得我浑身奇痒，挠得胳膊、腿都化脓感染了。冬天屋里冷得要命，满墙都是白亮亮的冰霜，水缸都冻裂了。
眼看快到开学的日子了，我问母亲：“妈，我上哪去上学呀？”
“嗨，”母亲长叹一声，“傻孩子，你看这眼前都是大山，哪有学校哇？”
“不嘛！我要上学！”我哭起来。
“孩子，这山沟里没一个孩子上学。人家都不念书，你也别念了。”母亲一边给我擦泪，一边哄我，“你没听一到晚间就听见狼嚎吗？你自个跑到山外去上学，万一让狼吃了，妈不悔死了？”
我却哭着央求母亲：“妈我不怕。我求求你，让我念书吧！”
母亲一脸无奈：“嗨，这里哪有学校哇？”
“那我自个儿回佳木斯找哥哥去！”我哭喊道。
“你敢？看我不打折你的腿！”两手沾满黑泥，正往窝棚上抹泥的父亲，一脸怒气地接过话茬儿，“你这败家的孩子，这边连饭都吃不上，你他妈的念啥书念书？痛快给我端泥来！”
“你不是说，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吗？”我冲父亲嘟哝了一句。
“小兔崽子，你他妈的还敢跟我顶嘴？”父亲抓起一根柳条棍子就冲我奔过来，母亲急忙把我挡在身后让我快跑。
这天晚上，躺在潮湿、闷热，一巴掌能打死好几个蚊子的窝棚里，父亲骂了我半宿，我也哭了半宿。
我在佳木斯只读了一年级，但对书本、对学校却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从封闭的大山里走出来，看到城市里那种崭新的、与我家完全不同的生活，我幼小的心灵受到了极大触动。这种触动就像现在的农村人来到城里一样。我渴望像城里孩子那样在学校里唱歌、跳舞、学习，渴望长大以后也像城里人那样快乐地工作。
人的命运往往就在自己不成熟、不经意间决定了。
第二天早晨，我正睡着，父亲没好气地喊我：“痛快起来！”
我睁开眼睛疑惑地看着父亲，不知他叫我起来干什么。正忙着做饭的母亲站在锅台边，隔着一尺高的矮墙对我说：“你不是要念书吗？”
一听“念书”两个字，我从炕上“腾”地跳了起来，脑袋“砰”一声撞到棚顶的檩子上，把脑袋撞出了一个大包。
出了家门，父亲就大步流星地走在前面，我背着书包紧捯腾着两条小腿，跟头把势地跟在他身后。出了山口，来到一眼望不到尽头的大草甸子。草甸子里常年积水，长满了多年的草根及一人多深的塔头墩子。没有道眼，只能在塔头墩子上蹦来蹦去。我的脚“啪嚓”一声掉进泥水里，两只鞋全湿透了。出了大草甸子，顺着山根有一条几十米宽的河，叫永翠河。父亲沿着山根向前走。看着父亲大步流星的背影我挺生气，觉得父亲不管我的死活。父亲就是要让我知道，从今往后就你一个人走这条山路，什么泥呀，水呀，蛇呀，你都得受着，受不了就甭想上学！
走了两个多小时，终于来到一个村子，不记得叫什么村子了，只记得山坡上有一间孤零零的、东倒西歪的破草房——这就是我的学校。
一名男老师，二十五六岁的样子，头发乱蓬蓬的，穿着一件破棉袄，腰间扎着一根草绳子，光着脚，一股股黑泥从他脚指头缝儿里钻出来，像一条条小泥鳅似的。他笑眯眯地望着我，问我念几年级了。
我心想：“这哪是老师呀？穿着大破棉袄，连鞋都不穿……”
老师姓罗，学校就他一名教师，一个教室。
从此，我就在这只有一个班级却有三个学年的学校上学了。
多年以后我才意识到，这次哭着喊着要上学是多么正确。否则，我像山里许多孩子一样糊里糊涂地成了小文盲，也像我的几个姐姐一样成了睁眼瞎子，我这一生该是多悲哀啊！
从此，十岁的我每天风雨无阻地走在那条杂草丛生、野兽出没的山路上，每天要走三四个小时，往返二十多里路，一双小脚整天泡在湿漉漉的布鞋里，脚丫子都泡白了。
路上，我扯开嗓门儿大声唱歌：“来呀，看呀！杨柳条变绿了。来呀，看呀！桃花也开了。大家都欢唱，春天来了！”在学校学会的歌唱没了，就自己胡编，见到路边开的石柱花我就唱：“石柱花，你真美丽。我把你折下来，你可别生气……”
每当看到美丽的朝霞，看到微风吹动望不到尽头的大草甸子，看到大雨过后五彩缤纷的彩虹……我就想唱歌，就想把心中美好的感受唱出来，可我不会那么多歌，也没有那么多词汇，只能信口胡编。现在一想，这可能就是大自然赐给我的美感启蒙吧。每天我都冲着太阳唱，冲着山涧的小溪唱，冲着路边的石柱花唱，不为别的，只为了给自己壮胆。我想狼要听见我唱歌就会被吓跑了。
无论多么害怕，每天早晨，一个小人儿都会准时出现在没人深的大草甸子里，出现在那条弯弯曲曲的山路上。
夏天和秋天还算好过，到了冬天就更难熬了。
冬天天短，雪又大，早晨天没亮就得动身，晚上没等放学天就黑了。零下二三十度，我穿着没有衬衣、衬裤，连裤衩背心都没有的空心棉袄、棉裤，揣着玉米面饼子，脚上穿着“长出”厚厚雪钉的棉布鞋，每天跟头把势地滚爬在风雪交加的山路上，手和脚冻得又红又肿，耳朵冻得直淌黄水。可我不敢对母亲说，怕父亲知道该不让我上学了。一天早晨，母亲发现我的脚冻得像馒头似的，穿不上鞋了，就埋怨我：“瞧你这孩子，手脚冻成这样咋不告诉妈呢？”
从那以后，母亲每天晚间熬茄秧水给我洗冻疮。
这年冬天，我遇到一件可怕的事。
这天夜里，雪下得很大，早晨一出门大雪就没了鞋帮。
放学时，雪停了，我蹚着很深的积雪往家里走。山路上没有道眼儿，只好跑到河套的爬犁道上。走走，忽然听到身后传来马蹄声，我急忙躲开冰道，一只马爬犁从我身边飞驰而过，只见头戴狗皮帽子的车老板回头瞅瞅我，“吁”一声拽住了缰绳，喊我：“小丫头，上来拉你一段！”
我急忙乐颠颠地爬上大板车似的爬犁。随着狗皮帽子的一声“驾”，马爬犁飞快地跑起来，身后卷起一片白茫茫的雪末儿。
狗皮帽子让我跟他并排坐在爬犁前边，问我多大了，家住哪。听说我住在十几里外的山沟里，又问我：“你一个小丫头跑这么远的山路，不害怕吗？”
我说不怕，习惯了。
他又问我冷不冷。我说不冷。
他说：“大冷天，你穿这么点儿能不冷吗？来，俺给你暖和暖和！”说着，解开他的羊皮袄把我搂进怀里，随后把一只冰冷的大手伸进我的棉袄里，摸着我光溜溜的小胸脯，又摸着我冰冷的肚皮。我连连打着冷战，浑身起鸡皮疙瘩。我不知他要干什么，但凭着一个孩子的敏感，觉得这个狗皮帽子不是好人，像拍花的。我多次听母亲说过拍花的，把小孩儿领到没人地方杀了，然后满街叫卖肉包子。
我大喊：“快停下！我不坐了！我要下去！快停下！”
“小丫头你怎么不知好歹？死冷寒天的下去干啥？”狗皮帽子忙把手缩了回去，又换作和缓的口气，“听话，等一会儿俺给你买糖，买烧饼……驾！”他用力一挥鞭子，马爬犁跑得更快了。
“不！我不要！你痛快让我下去！我要回家！”
可我扯破了嗓子拼命哭喊，该死的狗皮帽子就是不肯停下。他一手牵着缰绳，一手死死地抓着我，偶尔用睫毛上挂满白霜的眼睛狠狠地盯我一眼。我一个蚂蚱大的孩子，死活也挣不开那男人的大手。
我哭喊着，盼望能遇到一个人，可是冰道上连个人影都没有，只有一片白茫茫的绝望。在这死冷寒天的傍晚，北方农村家家都在猫冬，很少有人出门。
我暗下决心，一定要逃跑，绝不能让他把我剁成肉馅。我不再哭喊，悄悄等待着机会。那家伙看我消停下来，以为我老实了，对我多少有点儿放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