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耀元年（公元681年），高宗皇帝终于开始大张旗鼓地服丹。服还是不服？这个问题纠缠了高宗二十年。可今天，他痛定思痛后得出的结论却是，不服不行。
药不是万能的，但没药是万万不能的。
前期迫于郝处俊这个大唐第一炮手的压力，高宗也跟着同志们大唱唯物主义调调，鼓吹过丹药害死人理论；后期他却哭着喊着在民间到处寻找炼丹高手。管不了那么多了，谁不想多活两天。
丹药炼好之后，他捏在手里，觉得靠这玩意儿强身健体还是不太靠谱，可又没有更好的办法，一咬牙一跺脚一闭眼，吞了，像吞一颗子弹。
眼不花了，头不疼了，腰不酸了，不死药就是神！
可还没有神两天，眼更花了，头更疼了，腰更酸了。李治豁出去了，再抓一把，继续吞。请记住“高宗牌”不死药，皇家保健药，有市无价。
不看广告看疗效，就是有广告也没地方买去，小老百姓吃不起，也死不起。还是留给高宗皇帝一人独自享用吧，此时的高宗，精神与肉体已经到了非药不可的地步。
这时候的大唐帝国也走到了发展的十字路口，向左还是向右？
历史很有意思，很多时候，它一边折腾得让你拉肚子，一边向你免费派发泻立停。在高宗与他的不死丹药较劲的同时，唐朝的西部边境依然闹腾不休。
突厥，一头不死的战狼，隔三差五地撕咬着大唐的肌体。扯不下多少肉，也要让你流几滴血。可当战狼遇上头狼，也只有低眉顺眼的份了。这只头狼不是别人，正是裴行俭。
在平定东西突厥余部的战争中，大唐帝国涌现了一颗新的将星。历史的更迭，也就是事件和人物的转换，俗话说，长江后浪推前浪，前浪被拍死在沙滩上。
这颗新星就是早年因反对立武则天为皇后而被人告了密的——裴行俭。
裴行俭的工作能力和工作态度都没话说，拎刀上马就是战场猛人，下马捧书就是知识精英，能文能武。
套用纯爷们小沈阳的一句话，这种人上辈子基本上都是做裁缝的，老有才了。
裴行俭出身名门望族，曾祖父裴伯凤，北周时期任骠骑大将军、汾州刺史、琅邪郡公。祖父裴定高，任冯翊郡守，袭封琅邪公。他的父亲是瓦岗军谋士裴仁基，哥哥是瓦岗军猛将裴行俨（也就是演义里瓦岗英雄裴元庆的原形）。
他的父亲和哥哥也都是一等一的猛人，尤其哥哥裴行俨更被演义成隋唐第三条好汉裴元庆。他们原来都是隋将张须陀的部下，猛人张须陀在大海寺着了李密的道，悲壮战死，父子二人就投降瓦岗军。
李密战败，这两父子又跟着王世充混了一段时间。一个被封为礼部尚书，一个任左辅大将军。
由于两父子在军队里太能混了，当兵的可以不知道王世充，但没有人不知道裴家两父子。搞清楚谁是老板谁是员工，王世充很不高兴。
王世充不高兴，裴仁基父子内心也深感不安。琢磨来琢磨去，两父子当时准备联合宇文儒童、宇文温、崔德本等人干掉王世充，重新拥立被王世充废掉的皇泰主杨侗为君。结果事情败露，裴家被“夷三族”。请大家注意“夷三族”，也就是诛灭三族。这种搞法基本上连根都给刨出来了。
说到这里，聪明的你肯定也发现了两处疑点：其一，其父兄被王世充所害时，既然“夷三族”，那么裴行俭是怎么活下来的？排除胡扯的因素，有几种可能：一种是死里逃生；一种是并非亲生父子，DNA没法验；另一种则是其母子二人并未随军，跑了。
其二，其父兄被害的时间是在高祖武德二年（公元619年），裴行俭恰恰也出生在这一年，看来他极有可能是遗腹子。即便他出生在父亲死前，那么他的出生地也只能是在山西老家，不然难逃灭门之祸；从这一点来推断，第一个疑问中的第三种答案比较令人信服，至于两地分居的夫妻是如何孕育出小儿子的——也许是母亲常去洛阳（当时是王世充的根据地）省亲，抑或是老裴同志常回家看看？
总之裴行俭活下来了，而且活得比自己的父兄更为精彩。裴行俭很小就进入弘文馆学习，贞观年间以明经科（明经是唐代选拔人才的一种制度，是和考进士相辅而行的。当时，以诗书取才的叫进士，以经义入仕的就叫做明经）入仕，被任命为左屯卫仓曹参军。
也就在这时，裴行俭遇到了他生命中的贵人——一代名将苏定方。
我们知道苏定方是后贞观时代的用兵奇才，在一个偶然的机会里，苏定方无意中发现了裴行俭在军事方面异于常人，有成为巨星的潜力，就有意栽培他。
他拍着裴行俭肩膀说：“放眼天下，能让我看上眼的没几个，只有你这小子还不赖，率先冲锋，带头砍人。现如今在战场上像你这么有热情，有激情的人是越来越少了，我看好你，我愿意把我压箱底的那点用兵攻略倾囊相授。”
也就是说，苏定方认定裴行俭是个人才，他恨不得把自己的用兵之道打包相送。
记性好的同志也许还记得，永徽六年（公元655年）八月，高宗皇帝已经下定决心立武昭仪为皇后。时任长安县令的裴行俭听到消息后，认为国家的祸患必定从此开始，便与长孙无忌、褚遂良等顾命大臣私下议论此事。
没有不透风的墙，他们的议论刚好被大理寺的袁公瑜偶然听说，便偷偷告诉了武昭仪的母亲；裴行俭因此被贬为西州都督府长史。
是金子搁在哪都会发光，是烂砖拍谁脑门上都能见血。
高宗麟德二年（公元665年），裴行俭调任安西都护，一个外交天才应运而生。
在任期间，他与西域各国的头头脑脑们走得很近，经常串门子，交流思想，互通有无。向国际友人宣传大唐的外交政策，我们大唐奉行与邻为善、与邻为伴、和平共处。
很多部落首领觉得这位仁兄还是很够意思的，就慕名而来，纷纷归附于他。
没过多长时间，高宗皇帝又将裴行俭从边疆召了回来，封了个司文少卿的虚职。
总章二年（公元669年），裴行俭又被任命为司列少长伯（即吏部侍郎），给李敬玄当副手，从事组织人事工作。
结果这一干，就在组织部门（吏部）干了十几年，他与李敬玄配合得很好，两人并称“裴、李”。估计二人要是得罪人，也一起去赔礼。
说到两人在组织部门工作，在这里我就这一时期的唐朝用人制度，多扯两句。
在此之前，唐朝选拔官员的用人制度一直不太完善，带有相当的随意性。官员任用像过山车，连升三级，连降三级都是正常的。虽然说唐朝继承了隋朝以来的科举制，但它却不是当时最主要的入仕途径，至少在太宗时期如此。
高宗执政后情况有所改善，他很重要的一个政绩就是“重建”科举制度。
读书人读来读去，只有一个目的——货与帝王家。他们听说有科举考试，大家奔走相告，这样一来，应试和中举的人迅速增多。
需要指出的是：唐朝的科举制与我们所熟知的“连中三元”不同，那是明清时期的科举制度。在万恶的旧社会，每个时期选拔人才，虽然都打着科举考试的旗帜，但在具体操作中，又都各不相同。
如果非要找一个共性，那就是折腾。把读书人往死去活来里折腾。
唐朝的科举制度与明清有很大差别：你累个半死好不容易通过考试，不是说你就有官做了。通过考试，只是让你获得做官的入门资格，要知道你拿到的成绩单，不是中奖券，只是入场券。
在中举后你还需要耐心地等待幸运之神的降临。一是组织部门（吏部）的选拔；二是干部子弟（世家子弟）的竞争。十之八九的读书人，他们的梦想就倒在了这两道窄门前。
尽管也有相当数量的官员通过考试并最终走上仕途：在这一时期就有几个宰相是通过科举考试博得功名的，比如赵仁本、张文瓘等。但很多人高兴而去，败兴而回，夜夜买醉卡拉OK，在内心深处撕心裂肺地唱着，我没那种命啊，轮也轮不到我。
大部分官员还是靠自己祖辈或者父辈积攒下来的那点阴德混上来的。学好数理化，不如有个好爸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