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人民政府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建基本完成后，在战争已经结束的地方立即遇到一个最迫切的任务，就是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严峻的经济形势，对新中国中央政府能否迅速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提出了重大考验。对此，周恩来于1950年8月在中华全国第一次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会议上明确指出：“我们所接收的旧中国满目疮痍，是一个破烂摊子。我们绝不能随随便便地在破烂摊子上建设高楼大厦，那是不稳固的，必须先打好基础才行。”为了扭转极其困难的财政经济状况，周恩来同主管经济工作的政务院副总理陈云精心制定了稳定物价、统一财经和迅速恢复生产的各项措施。
新中国成立之初，在经济上面临的最严重的困难，就是国家长期战乱所造成的严重通货膨胀。周恩来清楚地认识到：“中国人民所接收的城市，由于多年不断的通货膨胀，物价高涨，差不多变成了投机商人的大赌场。为了稳定通货和物价，必须平衡财政收支和保证物资供给。而在稳定通货和物价以后，又必须按照新的条件和新的需要，调整全国的工商业，整理交通，使之为恢复生产服务。除此以外，人民政府还必须立即进行对于国民党反动统治和战争所造成的灾荒和失业的救济。一切这些，就是人民政府所面对着的巨大的困难的任务。”面对极其困难的财政经济状况，周恩来同主管经济工作的副总理陈云精心制定了稳定物价和统一财经的各项措施。从1949年11月起，中央政府在全国范围内调集粮食、棉纱等物资，并采取停止贷款和按期收回贷款，开征税收，冻结资金投放等措施。经过周密部署和充分准备，各大城市统一行动，趁市场价格上涨时大量抛售，在几天时间内给哄抬物价的投机资本以沉重打击，平抑了物价。为制止由于投机资本操纵而加剧的市场混乱，中央政府依靠国家政权和国营经济的力量，采取有力的经济措施和必要的行政手段同投机商们进行较量，中央政府初步取得了稳定市场的主动权。
要进一步从根本上稳定物价，必须做到国家财政收支平衡和市场物资供求平衡。
为了统一财经，周恩来采纳了陈云提出的“实行财政、税收、公粮、贸易及各主要经济部门管理的基本统一，即实行财政经济基本统一管理”的政策建议。1950年1月31日，政务院发布了《关于统一全国税政的决定》，为全国统一税收制度的建立奠定了基础。1950年3月3日，政务院通过并颁布了《关于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统一了全国的财政收支、物资调度和现金管理。与此同时，在政务院要求下各级政府还采取了紧缩编制、清理仓库、加强税收、发行公债、节约开支等措施，收到明显的效果。自1950年春季以后，中国的财政经济状况明显好转。财政大权由政府统一管理，国家财政收支接近平衡，全国金融和物价趋于稳定，中国大陆财政经济混乱的状况迅速得以梳理和恢复。连续12年使人民深受其苦的通货膨胀、物价高涨的局面在五十年代初终于暂告结束，这为人民生活的安定、工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在稳定物价，统一财经的同时，周恩来专门领导了全国经济的恢复重建工作。他认为要尽快恢复生产必须先抓两项工作：一是农业的稳定增长，使人民有饭吃；二是交通运输业的恢复，使国家物流通畅。他具体阐述说：“我们要恢复生产，首先就得恢复农业生产。农村解放和进行土地改革以后，只要经过一年时间，农业生产就能增加。这种经验在华北、东北、西北都有过。”他提出当前的恢复农业生产的目标：“第一步先做到不减产，第二步就可以增产。农业生产提高了，原料增加了，工业生产就更有基础。第二是恢复交通运输。首要的是恢复铁路。
中国两万多公里铁路，今年要恢复80%，明年不仅要恢复余下的20%，而且还要有新的发展。我们要恢复生产，必须靠交通运输畅通。比如淮南的铁道恢复了，就可以使淮南的煤产量增加，保证上海工业的恢复。将来平汉、粤汉都要这样地恢复。”
除了农业和交通外，周恩来还提出钢铁工业、机械工业也要加快恢复生产，这些行业先要为铁路制造钢轨、火车头、车厢、车皮；还要增产农业工具，如水车等，使农村得到帮助。他强调说：“这些，都是我们恢复生产急需要做的，当然我们要做的不仅仅是这些方面。”
1949年中国遭受了严重的水灾，受灾面积达一亿二千万亩，灾民四千万人，其中情形最严重的灾民有七百万人之多。1950年皖北和河南等地方又发生水灾，灾田仍有四千多万亩。为了救济灾民，周恩来派出了大批干部奔赴受灾地区，帮助灾民渡过灾荒。同年，周恩来另批准中央政府再投入十几亿斤细粮，动员几百万人来兴修水利，以确保当年全国粮食丰收。从1949年到1952年国家用于水利建设的经费约7亿元，占预算内基建投资的10%以上。这使全国水灾面积由1949年的1亿多亩下降到1952年的1600多万亩，扩大灌溉面积8018多万亩，对农业增产产生了明显效果。1952年农业总产值461亿元，比1949年增加41.4%，平均每年增长14.1%。
粮食产量1952年3278.3亿斤，比1949年增加1014.7亿斤，超过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最高年份278.4亿斤，平均每年增长338亿斤。棉花增长速度更快，1952年产量达到26.074亿斤，超过南京政府时期最高年份9.1亿斤，三年净增177.86亿斤，平均每年增长43.2%。
在周恩来的领导下，恢复交通和修建铁路工作也取得了明显的成效。到1950年，中国原有的铁路网基本修复，中断铁路交通十几年的华北和华南连接了起来。
成都到重庆的成渝铁路虽设计很早，但到1949年迟迟未修，在周恩来的力主和支持下，该工程于1950年6月正式开工，到1952年7月1日筹划于晚清的成渝铁路终于建成。1952年9月，新建的天（水）兰（州）路也全线通车。与此同时，通往世界屋脊上的康藏公路、青藏公路也于50年代初开始修建。在三年恢复时期，周恩来批准用于交通运输建设的经费约17.7亿元，占基建投资总额的26.7%。到1950年修复铁路14089公里，桥梁94.5公里，使原有的铁路基本畅通。随后中央政府大量投资修建新铁路，到1952年，建成3条新线，分别是来睦线（广西的来宾至睦南关）、成渝线（四川成都至重庆）、天兰线（甘肃的天水至兰州），总长1263公里。新建公路3846公里，1952年公路通车里程由1949年的8.07万公里增长到12.67万公里，增长56%。内河航运里程由1949年的7.36公里发展到1952年的9.5万公里，增长29%。当时中国第一大商港——塘沽新港工程，经过15个月的建设，也于1952年10月完成第一期工程并开港。
在农业、交通运输业恢复发展的同时，国家的电力、煤炭和钢铁等重工业建设也逐步恢复。1949至1952年，三年间周恩来批准用于重工业的投资21.6亿元，一部分投在了恢复与改造原有企业，一部分用在了新建电力、煤炭和钢铁企业中。三年中新建企业3300多个，其中大型企业占4%，生铁、煤、石油、锡等原材料、燃料的生产能力大幅度增加。
在周恩来为首的政务院领导下，全国人民经过三年的努力，使国民经济得到全面恢复和初步发展。1952年，工农业总产值达到810亿元，比1949年增长77.5%，比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最高水平的1936年增长20%，三年中平均年递增率为21.1%。
其中，工业总产值349亿元，比1949年增长145.1%，年递增率为34.8%；农业总产值比1949年增长53.5%，年递增率为15.3%。1952年中国钢产量为134.9万吨，粮食产量为3088亿斤，棉花产量为2607万担。这一年，国家财政收入为183.7亿元，支出为176亿元。工业（包括手工业）总产值在工农业总产值中的比重，从1949年的30%上升为1952年的41.5%，其中现代工业的产值由17%上升为26.6%。重工业产值在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由1949年的26.4%，上升为1952年的35.5%。在周恩来领导下所有这些经济成就的取得，为巩固和发展新生的人民政权奠定了必要的物质基础。
三、开拓新中国国防建设与外交的新局面
1949年10月新中国诞生时，世界正处于冷战时期，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势力对新中国采取了敌视、封锁和扼杀的政策。当时消灭国民党残余势力毕竟还属于国内战争，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更重要的是加强军队现代化建设，建立强有力的国防武装力量，随时应对帝国主义的挑衅和侵略。新中国创建初期周恩来既主持政务院的工作，还主持着中共中央军委的日常工作。作为中央军委副主席和政务院总理，周恩来在百忙之中不得不用相当多的精力领导了国防现代化建设和抗美援朝战争。
新中国成立前后，周恩来亲自参与领导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空军和其他特种兵的建设。1949年7月10日，毛泽东写信给周恩来，提出由周“召有关同志商酌”负责组建人民空军。周恩来接到信后立即开始了紧张的筹建工作，他用大量时间和精力抓了创办航校的工作，对人员的选调，经费的保证，飞机设备的配置以及油料的供应等，都亲自过问。空军是一个技术含量很高的军种，周恩来从中国的实际出发，确定了“先维修，后制造”的发展方针。1949年11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正式成立。
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的建设同样凝聚了周恩来的心血。1949年8月，周恩来给华东军区海军题词，“为建设中国人民的海军而奋斗”。1950年4月海军领导机构正式成立，同年7月，周恩来要求海军在支援朝鲜作战的基础上，研究制定一个三年建设计划，一面备战，一面从事长期建设。周恩来亲自审阅了海军制定的三年计划草案及后来提交的五年计划，并呈毛泽东审批后组织执行。他还多次视察海军，参加海军重要会议，为海军建设作了许多重要指示。
1950年8月到1951年3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炮兵、装甲兵、防空兵和工程兵的领导机关也先后建立起来。对这些兵种的筹建周恩来几乎都亲自过问，有时还参与具体组织建设。短短几年间，中国人民解放军由几乎是单一的步兵发展成为一支诸军兵种的合成军队。
不仅如此，周恩来还亲自主持了军工建设和武器装备的生产，为中国军工生产和现代国防工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在研究政务院的组织机构时，他明确指示，在重工业部要设立航空工业筹备组、兵工办公室、电信工业局和船舶工业局等机构，负责组织军工生产并积极准备军工企业的调整工作。1951年1月4日，为了适应抗美援朝战争的需要，统一领导全国军工生产与建设，中央军委成立了兵工委员会，周恩来任主任。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后，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两次主持召开中央军委会议，讨论组建东北边防军问题。8月他亲自指导完成了东北边防军组建、集结工作。10月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参战后，周恩来挑起了协助毛泽东主席指挥志愿军作战的重任，从志愿军的编组、装备、兵员补充，到军工生产、交通运输、后勤保障以及作战指挥，他都亲自过问。他还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了《关于轮番作战方针的指示》，亲自组织第一、第二、第三批志愿军，轮番作战。
在指挥中国人民志愿军参加抗美援朝战争的同时，周恩来对中国国防尖端科学技术事业未雨绸缪。早在1949年春季，他批准了钱三强从法国定购中型回旋加速器的电磁铁和其他一些仪器、图书、资料。新中国成立后，从1950年到1954年，在周恩来的支持和关怀下，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利用钱三强定购回来的这批仪器、资料和中国自己制造的实验设备，在20多个学科领域开展研究，培养骨干，为创建中国核事业作了基础准备。
周恩来担任政务院总理的同时兼任新中国第一任外交部长。他以总理的身份兼任外交部长近9年之久，新中国外交关系的建立和外交工作的开展都是在周恩来的领导、指挥和参与下进行的，他与毛泽东一起确立了新中国“一边倒”、“另立炉灶”、“打扫干净房子再请客”的外交战略。在周恩来亲自起草的《共同纲领》中明确规定了新中国外交政策的原则，即：“为保障本国独立、自由和领土主权的完整，拥护国际的持久和平和各国人民间的友好合作，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共同纲领》第56条、57条规定：“凡与国民党反动派断绝关系、并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采取友好态度的外国政府，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可在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基础上，与之谈判，建立外交关系。”
“中华人民共和国可在平等和互利的基础上，与各外国的政府和人民恢复并发展通商贸易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