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导者的权力是人民赋予的，没有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领导者就不成为领导，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我党的宗旨，因此，作为一位领导干部，必须当官为民，勤政为民，做人民的公仆。
在一生的领导活动中，邓小平做人民公仆，甘为人民的老黄牛，忠心耿耿为人民服务。
1931 年 8 月，邓小平担任了瑞金县县委书记。邓小平特别喜欢瑞金群众流传的一句谚语：“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种番薯。”邓小平到瑞金后，一方面，动员群众，组织生产，发展经济。另一方面，号召全县人民，厉行节约，节省募捐，支援前方，保证中央机关的生活需要，保障红军的供给。为此，邓小平带头节衣缩食，他住与老百姓一样的民房，有时甚至住在祠堂、庙宇。在瑞金10个多月，先后迁居五六次。他穿的是粗布中山装，吃的是红薯。他吃红薯不剥皮，还风趣地说：“红薯皮营养高，吃了不怕风吹雨打，丢了太可惜。”
邓小平为民当官、勤政为民的精神，表现在工作作风上，就是他从来不讲排场，不耍派头，不图形式。他主张干工作不能用别人代劳，要自己动脑，自己动手，埋头苦干；办事情要雷厉风行，说干就干，讲求效率，不能慢慢腾腾，拖拖拉拉；讲话要简明扼要，力求精练。邓小平这种工作作风是在战争年代养成的，一直保持到他的晚年。
邓小平的女儿毛毛在描述她父亲的工作作风时这样写道：
“有一次父亲告诉我，那时他在苏区，一个人，一匹马，一个警卫员兼马夫，轻骑简从，就这么从瑞金、会昌一带那么大的一个区域内往来往去。他的那匹马，长征过雪山前死了。他的警卫员，也在长征之前换掉了。父亲这个人，最不讲排场，反对繁琐哲学。这种一人、一马、一警卫的习惯，他一直保持到抗战开始。在他就任更重要的职务后，他也是这样崇尚简朴。整个抗战期间和解放战争期间，他没有私人秘书。解放后直到‘文革’开始前的17年中，他也只有一个秘书。对他来说，不在人多，重要的是效率要高。”（《我的父亲邓小平》上卷，第 122页）
在抗日战争时期，邓小平担任八路军一二九师政治委员，任过中共北方局代理书记，已经是独当一面、指挥大战区作战的高级指挥员了。邓小平进入党的高级干部行列以后，不是享受，而是吃苦，不是索取，而是贡献。在这一时期，他不是指挥作战，就是行军打仗，军务繁忙，战事不断。为粉碎国民党顽固派的进攻，在他和刘伯承的指挥下，先后进行了邯长战役、冀西战役、冀南战役、卫东战役、磁武涉林战役等，均取得了重大胜利。不仅如此，从1941年开始，日伪军对华北抗日民主根据地实行“扫荡、封锁、蚕食”和烧光、杀光、抢光的惨绝人寰的“三光政策”，使华北敌后抗日进入了抗战八年中最艰苦、最困难的时期。面对日军疯狂而又频繁的大规模“扫荡”，八路军一二九师在刘伯承、邓小平率领下，一方面，通过坚壁清野、内线游击战、破击战和反“扫荡”作战，另一方面，通过实行精兵简政和开展大生产，有效地粉碎了日军的“扫荡”和封锁，坚持了抗日根据地，度过了最艰难困苦的岁月。一次，邓小平的女儿毛毛问他：“你那时在前方，也够不容易的吧？”邓小平微笑地回答说：“我没干什么事，只干了一件事，就是吃苦！”（《我的父亲邓小平》上卷，第496页）
邓小平把他在太行山区战斗时期的工作，仅用“吃苦”二字来概括，可见他那时的工作，是何等的艰苦卓绝。但是他勤政的作风曾给八路军的指挥员郭林祥以深刻的印象。
抗战后期，郭林祥一次在赤岸向太行山军区李达司令员汇报完工作后，策马疾驰，赶往八路军前方总部，听候邓小平政委指示。当时，朱德、彭德怀等人到了延安，邓小平主持前方和北方局工作。
郭林祥刚一下马，就被邓小平拉进屋。邓小平立即叫人准备晚饭。吃过饭后，邓小平认真听取郭林祥汇报部队南渡黄河的准备情况。
当郭林祥把洛阳、郑州间的敌伪河防部署讲完后，邓小平拿起油灯，走到地图前。他手指地图说：“河南过去是汤恩伯、胡宗南的防区。今年四五月间，日军五六万人发动了河南战役，40万大军不战溃逃。”说着，邓小平转过身，递给郭林祥一支烟，自己也点上一支：“37天丢了38座县城。他们一部分逃进深山，一部分给老百姓缴了械。现在豫西很乱。”
邓小平眼窝深陷，颧骨显得更高了。他注视了郭林祥很久，果断而深沉地对郭林祥说：“国民党40万大军都全线崩溃，你们两团一千多人，怎么办？仗要打得巧，打则必胜。豫西民性强悍，很讲义气，不打点胜仗，群众是瞧不起的。”
接着，他又告诫说：“你们过河后，只能是独立工作，除了靠电台和中央、北方局联系外，没有别的。你们都很年轻，遇事要慎重稳妥，多动脑筋。”
安排好工作后，邓小平叫来副参谋长，要他负责部队的供应和装备，又叮嘱副参谋长给郭林祥找个地方休息。
夜，已很深了，邓小平办公室的灯光还在亮着。他仍在考虑下一步的战斗部署。郭林祥望着那不熄的灯光深深地为邓小平不倦的工作精神所震撼。
在战争年代如此，在担任党和国家重要领导人后，邓小平更是把自己作为人民的公仆，把当官为心，勤政为民作为自己的信念，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为中国人民的繁荣富强呕心沥血，鞠躬尽瘁，终于带领人民实行改革开放，踏上了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征程。
1989年11月9日，从这一天起，邓小平退休了。60多年的革命历程，邓小平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和中国人民的幸福呕心沥血。今天，他老人家为了国家的前途、党的利益而实现了退休的心愿。邓小平虽然离开了领导岗位，但他那颗牵挂国家的前途和人民生活的心地永远没有退休。
作为中国共产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邓小平呕心沥血，高瞻远瞩，致力于整个中华民族的崛起、祖国的繁荣昌盛。退休后，作为北京的市民，邓小平和普通市民一样，时刻关心着国内外大事和全国各地的建设。
通常，邓小平每天清晨6时半起床，然后在庭院内散步半小时。8时许进早餐，早餐简单而朴素，多是喝豆浆，吃油饼或馒头，一如普通北京市民。8时，在书房（工作办公室）听取秘书读国内外报刊新闻摘要。他如果听到了一些有兴趣的新闻时，就会叫秘书再读一遍或将原文送给他。到了10点钟左右，他开始阅读中共中央办公厅送来的简报和文件。
1990 年 7 月，距在北京举办第十一届亚运会仅有两个月了。伴随着炎热的夏季的到来，“亚运热”席卷京城。大街小巷，到处是迎接亚运会召开的彩旗、标语，北京城平添了一份节日的色彩和气氛。邓小平一直关注着亚运工程的建设。7月3日，他前往亚运村和京广大厦，考察亚运会的准备情况和北京的城市建设。
1991 年当江淮流域发生特大水灾时，邓小平慷慨解囊捐助，但不肯宣传自己，中央也对此采了低调的淡化介绍，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李鹏在讲话时也只是轻轻提了一句：我们党和国家的一位重要领导人也捐了款。但他没有透露邓小平的姓名。
1992年，邓小平已88岁了。这一年春天，他前往了我们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南方。
1984年1月，邓小平曾到深圳视察过一次，并作了重要指示。如今已过去8年，8年的情况如何？他总想再去看看，但一直没能抽出时间。这么大的年纪了，长途劳累，中央领导也不放心。可邓小平说身体没问题，在北京待不住了，执意要到深圳走一趟。1992年1月19日，邓小平终于来到深圳。一月的鹏城，花木繁茂，春风荡漾，生机勃勃。上午9时整，邓小平乘坐的火车徐徐进站。服务人员敏捷地把一块铺着红色地毯的长条木板放在车厢门口。不一会儿，邓小平走出车门，微笑着向迎接的人们招手致意。他同前来迎接的广东省委书记谢非、深圳市委书记李灏、市长郑良玉等一一握手之后，乘一辆中巴，一直驶到下榻的市迎宾馆桂园。
省委、市委领导想，邓小平年逾古稀，千里迢迢而来，一定很累。他们劝邓小平先好好休息。但他连连摆手并兴奋地说：“到了深圳，我坐不住啊，想到处去看看。”省市负责人听后只好从命。在桂园只休息了10分钟，邓小平在谢非等人的陪同下就离开了宾馆。
1992年1月19日至29日，邓小平在广东进行了为期11天的考察，对深圳、珠海和珠江三角洲的发展变化非常满意，一路连连称赞，作了一系列重要指示。接着，他又到上海进行了视察。
邓小平的视察南方，发表重要谈话。又一次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经济建设指明了航程，他以大海般的气魄，又一次在中国大地掀起改革开放的巨澜。
1997年2月19日21时零8分，邓小平在北京病逝，享年93岁。邓小平留下的遗愿是捐献角膜，不留骨火。一个毕生为党为国为人民的伟人把自己毫无保留地献给祖国和人民。这位以自己的一生书写中华民族崭新历史的伟人，完成了他人生的最后一个篇章。
党的干部是党的事业的骨干，是人民的公仆。甘当人民的公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我们党的执著追求和光荣传统。历史实践证明，有了人民的支持，党的事业就顺利发达；失去人民的支持，就要遭到挫折和失败。没有人民便无以立党，没有人民也无以立国。我们党的事业就是人民群众的事业，各级干部的工作也就是当人民公仆的过程。在长期的革命建设历程中，我们党有许多优秀干部，遵循党的教导，做人民的公仆，吃苦在前、享乐在后；英勇战斗，忘我工作，以至献出生命；从而赢得了广大人民群众的信赖和拥护，取得了革命和建设的胜利。当前，在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继续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公仆本色，更显重要。各级领导干部务必学习邓小平当官为民、勤政为民的作风，珍惜人民交给我们的权力，为人民多办好事、实事，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