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心的读者一定会发现，前边一节中，笔者引用了长篇小说《韦护》中女主角的话。点明了说，《韦护》中的韦护和丽嘉就是丁玲以瞿秋白和王剑虹的爱情生活为素材创作的。
丁玲说：“《韦护》中的人物，差不多都是我的朋友的化身。”
茅盾就说得比较明确，他指出：“书中的丽嘉就是王女士的影子，而男主角韦护是一个老牌的党员。这两个人的恋爱结合很有几分romantic味，特别是在女主角那方面。”不言而明，“王女士”指的是王剑虹，“老牌的党员”，当然就是瞿秋白啰。
丁玲的写作习惯是，要酝酿很久，构思成熟了，才动笔写。她说：“我想写秋白、写剑虹，已有许久了。”1927年开始设想，直到1929年动笔，到1930年脱稿，载1930年1月至5月《小说月报》二十一卷一至五号。
瞿秋白虽然是个职业革命家，但又是个多情多义的书生，也需要人间的温暖，女性的温情。丁玲对他的具体革命活动不甚了解，因为瞿秋白“从不把客人引上楼来，也从不同我们(至少是我吧)谈他的工作，谈他的朋友，谈他的同志”。丁玲以她特殊的身份，看到更多的、感受更深的是作为普通人的瞿秋白。
1924年初夏，丁玲带着失落、伤感、复杂的心情告别上海，回到母亲的身边。故乡的阳光驱逐着湘妹子心头的阴影；母爱抚慰着女儿的心。
就在丁玲的情绪稍稍平稳一点的时候，王剑虹来信说她病了。瞿秋白在信尾附笔：“你走了，我们都非常难受。我竟哭了，这是我多年没有过的事。我好像预感到什么不幸。我们祝愿你一切成功，一切幸福。”这明明是话里藏话，照丁玲的性格推论，她应该为王剑虹的病担忧，为瞿秋白的话所感动，奇怪的是她表现出异常的冷静。她想：你们如胶似漆的一对恩爱夫妻，新婚燕尔，快乐幸福，妻子有点病，丈夫也不必大惊小怪，还“好像预感到什么不幸”？丁玲看过信后，不再想什么，还是继续考虑如何说服母亲，让她到北京去读书。
这时的丁玲真是傻得可以，她以为她离开上海后，和瞿秋白的关系就等于画上了句号，另起一行，准备开始新的生活。其实瞿、王很看重她，很在乎她，她在他们的生活中并不是一个无足轻重的人，以至于她一走，瞿秋白这么一个有胆有识的革命家会难受得哭了。
我们不去介绍丁玲如何说服母亲，也不去描绘王剑虹临终前的痛苦挣扎，单讲丁玲得知噩耗后，赶往上海，见到停放在四川会馆里的棺木时的心情——
虹姐，我来了，却看不到你明亮的眼睛，听不到你的声音，你俊秀的脸庞失去了往日的光泽，你如花的生命飘向何方？
虹姐，我悔，悔不该当初促成你们的婚事。我恨，恨他，带给你欢乐，也带给你病魔。如今，他在哪儿？他怎么不守在你身边？他不是称你是“梦可”(法文“我的心”的译音)？难道他就忍心让“我的心”孤单单地躺在这冰冷凄凉的屋子里？你们的诗呢？怎么找不到？是给你烧了？还是让他藏起来了？
丁玲放声大哭，如雨的泪水，滴在灵柩上，也滴在心上。瞿秋白留给她一张王剑虹的照片，背后题了诗，诗的开头写着：“你的魂儿我的心。”大意是把她的“魂儿”——王剑虹，送给了他，现在她死了，他的心也随之死去。他觉得难受，对不起王剑虹，对不起她的心，也对不起丁玲……
晚了，一切都晚了，再说千百次的“对不起”，丁玲也不会原谅他。她心想：“不管你有多高明，多么了不起，我们的关系将因为剑虹的死而割断。”
以后瞿秋白来看她，或写信来，丁玲只是礼貌性地敷衍着。
人是复杂的，多侧面的，多色彩的，被人全面透彻的了解，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随着丁玲年岁的增长，各方面趋向成熟后，她对瞿秋白的所作所为开始理解。
瞿秋白与王剑虹从相识到结婚，到王剑虹去世的近一年时间中，瞿秋白一直忙于党的工作和上海大学的校务和教学。那时他先后担任过上海区执委，又替代徐梅坤负责国民革命运动委员会。1923年8月下旬，受共产国际和苏联政府的派遣，鲍罗廷来中国，他经过上海时，会见了陈独秀、瞿秋白等共产党人。10月，瞿秋白赴穗，会同鲍罗廷与谭平山、阮啸仙等共产党人共同研究促进国民党顺利改组等事宜。瞿秋白在上海和广州之间穿梭来回，周旋在共产国际、国民党和共产党三方之间，既要参与最高领导层的决策研究，又要担任鲍罗廷等苏联顾问的口头翻译和文件笔译。11月24日，共产党在上海召开“三届一次”执委会，这是中共方面决策国共合作的最后一次会议。总书记陈独秀、李大钊以及瞿秋白等党团领导、各方面代表听取鲍罗廷讲他与孙中山、与国民党商谈合作的情况，以及他作为共产国际代表被委任为国民党顾问的工作原则。
1924年1月，瞿秋白不得不告别新婚的爱妻，到广州参加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通过了瞿秋白参加起草的宣言，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李大钊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瞿秋白同林伯渠、毛泽东、张国焘被选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大会从1月20日开到30日结束后，瞿秋白还不能返沪，暂留广州，代表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交往，直到2月7日方才回到上海。
瞿秋白在广州，一空下来，就给王剑虹写信，信中连呼王剑虹为“梦可”，说“爱苗是人类将来的希望”。讲到“天下的庸人太多，实在看不惯”。信中往往还夹着情意绵绵的诗：“万郊怒绿斗寒潮，检点新泥筑旧巢。我是江南第一燕，为衔春色上云梢。”
王剑虹这时已有肺病的迹象，咳嗽，下午有低热，升火，脸绯红。但大家都没在意。
瞿秋白好不容易回家，与王剑虹聚会，繁忙的党务，却使他无法脱身。
让我们来看看瞿秋白回上海后的大事记：
2月，被推定担任上海大学丛书审查会委员、经济学系筹备员。
3月1日，被推定为《民国日报》编辑委员会委员。
3月6日，同毛泽东、于右任、胡汉民、叶楚伧等出席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召开的第三次执行委员会。
5月14日至16日，参加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的三届三次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
瞿秋白平日里不是写文章，就是发表演说，眼看王剑虹的病越来越严重，出于无奈，瞿秋白只得把求医买药护理王剑虹的事，交托给从北京来上海的二弟云白。也许就在瞿秋白忙得焦头烂额的时候，丁玲收到了王剑虹和瞿秋白附笔的信，信中虽没要求丁玲到上海去，但他们心中实在是盼望她能来。丁玲没读懂，也许不想读懂，错过了与王剑虹见最后一面的机会。
1924年7月的一天，王剑虹带着深深的恋情，离开了这个世界，被死神带走。悲痛像一团浓得化不开的底色，笼罩着瞿秋白，望着清纯如诗、情怀高尚的爱人，他无力保护她、挽救她，他感到撕心裂肺的绝望，刚刚建筑起来的小巢，顷刻之间化为乌有，他将再次成为孤独的飘零人。
他需要爱人，政治却更需要他。
7月11日，国民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会举行第一次会议，鲍罗廷被孙中山聘为最高顾问，瞿秋白被补为国民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他必须到广州去接受新的任务。于是他带着巨大的悲痛，挥泪踏上了去广州的列车。当丁玲匆匆赶到上海时，瞿秋白已经南下，丁玲深深感到不解，甚至怨恨。
但或许更使丁玲伤心的还不是王剑虹的早逝，而是在王剑虹去世不到四个月，瞿秋白已经完成了陪同另一个上海大学的女学生杨之华回到浙江萧山去办她与丈夫沈剑龙的离婚手续，又堂堂皇皇地带着杨之华去家乡常州瞿氏宗祠完婚的壮举。四川妹子王剑虹的匆匆来去在这隆重与轰动的婚姻传奇对比之下，变得像风过耳那样无影无踪。1924年第二次婚后不久的瞿秋白到北京去看望丁玲，并请她去看戏，但戏演到一半，丁玲得知了瞿秋白已经另有爱巢，压不住心头的委屈，弃席而走。
几十年以后，丁玲对瞿秋白的看法才完全变了，她说：瞿秋白是知识分子出身，后来搞革命工作，确实不容易。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一次纪念会上，罗迈同志说过：共产党的历届领袖中，瞿秋白是比较民主的。他没有“我要权，我要当皇帝”的愿望，不勾心斗角，不搞权术。1925年我见过他一次，以后就几年不见。1930年见面，他对我第一句话就说：“几年不见，当刮目相看；田园将芜胡不归！”很有感慨。他这个人如果专搞文学，是很不错的。但也许是当了共产党员才有后来的文学成就。瞿秋白人很好，有才，聪明，是个了不起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