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4年，丁玲告别了王剑虹的灵柩，怀了一颗因受伤而敏感的心，与剑虹的堂妹一起乘海船到了北京。不满二十岁的丁玲，在家乡已经有过一次包办婚姻的经历，对象是她舅舅家的大表哥，她是冲破了家族的阻挠，在母亲支持下才解除婚约，走出三湘的。应该说，反对包办婚姻，追求恋爱自由是当时女孩子的时尚和梦。可是这一次，她的亲密女友的死，正是在自由恋爱的梦境里发生的，这是新女性走上中国社会的第一课，她不能没有深深的刺激。
来到北京后的丁玲，“因为寂寞。对社会的不满，自己生活的无出路，有许多话须要说出来，却找不到人听，想做些事，又找不到机会，于是为了方便，便提起了笔”，自1927年起，写下了《梦珂》、《莎菲女士的日记》、《暑假中》、《阿毛姑娘》、《自杀日记》等十几篇小说后，都是在社会上挣扎无望的觉醒女子的心理悲剧。也许是这些小说第一次如此深刻而绝望地拨动了“五四”退潮后青年男女的悲哀的心，所以当它们陆续在当时最负有盛名的杂志《小说月报》上发表时，激起了读者的热烈反响，“丁玲女士”成为一种现象而引人注目。
丁玲的第一篇小说《梦珂》是自己投寄到《小说月报》的，用的就是“丁玲”的笔名。不久她在北京收到叶圣陶从上海寄来的信。那时，叶圣陶主编《小说月报》，读了《梦珂》，觉得非常好，立即写信给丁玲，问：“还有文章没有？有多少寄多少给我。”丁玲没想到第一次写小说去投稿就获得成功，很兴奋，决定赶快写一篇。
于是就有了名重一时的《莎菲女士的日记》。十九岁又生着肺病的女孩莎菲过着敏感而病态的独身生活，我们没有材料说到生来健壮的丁玲有过患肺病的历史，那这个模特只能包含了王剑虹的某种影子。但是女作家对于莎菲绝望的心情的体验，却是很难借助他人的经验。莎菲不是一个承受封建家庭压力的女子，她面临的问题是走上了社会，又充分享受了自由的权利的年轻女子，她究竟能不能获得完满的价值体现。她面对了两个男子，一个是爱哭的小男人苇弟(“韦护的弟弟”，不知有没有云白的影子)；另一个是徒有漂亮外表的华侨凌吉士。尽管莎菲有着一般女孩子的虚荣心，但在一个缺乏真正男子汉的社会里，她不能不感到可怕的绝望，当她被凌吉士拥在怀里时，她一边抗争着女性身体在性爱中的快感，一边却睁大眼睛，心里呼唤着征服男子的渴望。读者不能不为这么一种惊世骇俗的行为感到震惊。然而在这样的社会里，胜利者永远是凌吉士们，因为这个社会是属于这样的男子的，莎菲在不断批判她的女友陶醉在传统贤妻式的自我麻痹的生活方式之后，在征服了凌吉士又抛弃了他之后，才突然发现自己的愚蠢和无聊，她所发动的对着男性权力社会的战争于凌吉士们毫无损伤，出丑露乖的仍然是自以为是的“新女性”。于是，莎菲感到了深深的绝望，她败下阵来，决计到无人认识的地方去浪费生命的余剩，“悄悄的活下来，悄悄的死去”。写这部小说的时候，已经是1927年的年底，丁玲已经结识了胡也频和沈从文，并且刚刚结识刚强的男人冯雪峰，她的生命经验里即将出现一场生生死死的爱情高潮，可是为什么偏偏会写出这么绝望的莎菲的故事？只能有一个解释，她的女友王剑虹的悲剧一直折磨着她，对丁玲来说，这是刻骨铭心的，只要静下心来，闭上眼，就会想到他们。
但丁玲对莎菲女士还有一种解释，她说莎菲的原型是杨没累，丁玲在长沙周南女中和岳云中学时期的同学。丁玲在北京有充满理想色彩的女朋友，她们和男人恋爱，但不发生性的关系，为的是保持个人的独立。特别是杨没累，1924年丁玲在北京遇到杨没累时，她已有恋人，是大名鼎鼎的无政府主义哲学家朱谦之。朱谦之写过许多通俗的哲学著作，都风行一时，他是个富于幻想的人。杨没累一见到他，就给迷上了，带他去洗澡、理发，改变了他原来邋里邋遢的形象。从此，两人开始同居。杨没累对朱谦之的爱，已到了痴狂的程度。若有人来看朱谦之，没坐十分钟，杨没累就要赶人家走，还说：“你们把我们的时间占得太多了，不行！我要同谦之谈话呢！”几年后，丁玲在杭州再一次见到他们，发现他俩仍像初恋时一样，时而亲热，时而吵嘴。杨没累经常到丁玲处诉苦，她说了很多，中心意思就是说，她自己的理想没有实现，对现在的生活不满意。那时，杨没累正患重病，丁玲认为她有些病态。几个月后，杨没累就死了。有一天，朱谦之对丁玲说：“没累这个人太怪了，我们同居四五年，到现在我们都还只是朋友，恋人，从未有过夫妇的关系。我们这种关系是不近人情的，可是没累就是这样坚持，就是这样怪。”丁玲很理解杨没累，也相信她会这么做。丁玲给好友徐元度(即徐霞村)写信，谈到杨没累时，说：“也许旁人不相信他这话，可是我相信，并认为这是很平常的事。因为那个时代的女性对爱情太理想了，太讲究精神恋爱了。我见过一些女性，或多或少都有这样的情况，看样子极需要恋爱，但又不满于一般的恋爱，即使很幸福，也还感到空虚。她们幻想太多，不切实际。”
《莎菲女士的日记》刊在1928年2月10日出版的《小说月报》第十九卷第二号上。引起了评论界的注意。比较早看到《莎菲女士的日记》完成稿的是文学理论家冯雪峰，他对丁玲说：“读后很感动，流了泪。但又说：这篇东西效果不好，是消极的，看了会使人消极，太空虚了，太消极了。”
另一个评论家茅盾也对小说提出了自己的看法：1927年，丁玲发表了她的第一篇小说，那时她始用“丁玲”这笔名。这个名字，在文坛上是生疏的，可是这位作者的才能立刻被人认识了。接着她的第二篇短篇小说《莎菲女士的日记》也在《小说月报》上发表了，人们于是更深切地认识到一位新起的女作家在谢冰心女士沉默了的那时以一种新的姿态出现于文坛。在《莎菲女士的日记》中所显示的作家丁玲女士是满带着“五四”以来时代的烙印的；如果谢冰心女士作品的中心是对于母爱和自然的颂赞；那么，初期的丁玲的作品全然和这“幽雅”的情绪没有关涉，她的莎菲女士是心灵上负着时代苦闷的创伤的青年女性的叛逆的绝叫者。莎菲女士是一位个人主义，旧礼教的叛逆者；她要求一些热烈的痛快的生活；她热爱着而又蔑视她的怯弱的矛盾的灰色的求爱者，然而在游戏式的恋爱过程中，她终于从腼腆拘束的心理摆脱，从被动的地位到主动的，在一度吻了那青年学生的富于诱惑性的红唇以后，她就一脚踢开了她的不值得恋爱的卑琐的青年。这是大胆的描写，至少在中国那时的女性作家中是大胆的。莎菲女士是“五四”以后解放的青年女子在性爱上的矛盾心理的代表者！丁玲对茅盾的评价似乎并不完全赞同，她在接受香港《开卷》杂志的记者采访时说：莎菲“是一个叛逆的女性，她有一种叛逆女性的倔强。有人说那是性爱，莎菲没有什么性的要求嘛，她就是看不起那些人，这种人她看不起，那种人她也看不起，她是孤独的，她认为这个社会里的人都不可靠。……但她的精神，她的心灵并不甘心，所以，她是苦闷的”。
1929年，“革命文学”成为一时的风尚。丁玲的笔底下才开始展现了这个悲剧故事。那就是她写的第一个中篇小说《韦护》。丁玲虽然在上海大学里读过书，但自由散漫的天性没有使她更多地接近那些职业革命者。她对瞿秋白的认识，完全是普通人的一面，而对他的从事革命的生活只是模模糊糊地感受到。经过四年的风霜，丁玲似乎有些理解作为职业革命家在处理私生活方面的难处。加上当时流行文坛的“革命加恋爱”公式的刺激，使她把女友的悲剧故事轻而易举地套入了这一流行公式。她写《韦护》写得很顺畅，“所以有几天，每天都写五千字，人非常兴奋”。
小说以男主角的名字“韦护”为书名，其中的含意是很深的。作者在一篇文章中这样解释道：韦护是封建社会里韦陀菩萨的名字。这位菩萨手持宝剑，塑放在第一殿佛像的背后，面对正殿(第二殿)的佛像都是面向尘世，为什么惟有它的塑像是背对尘世，只看佛面呢？秋白同志向我解释，因为韦陀菩萨疾恶如仇，一发现尘世的罪恶，就要抱打不平，就要拔剑相助，就要伸手管事。但是佛教是以慈悲为本，普度众生为怀的，深怕这位菩萨犯杀戒，所以塑像是让它只看佛面，只见笑容，而不让它看见纷扰的尘世和罪恶的人间。
秋白同志生前曾经用屈(瞿)韦陀的笔名，发表过文章，足见他对韦陀菩萨的这种精神，十分推崇，而且喜欢把自己比作韦陀。秋白同志革命的一生和他的革命中的巨大贡献，他在斗争中的表现和最后的从容就义，证明了他是人间真正的韦陀菩萨，是真正的共产党员。小说的情节相当简单，简单到用一句话就可以讲完：革命者韦护和女孩丽嘉同居后，感到“恋爱”妨碍了他的工作，最后毅然离去。丁玲擅长进行心理描写，竟洋洋洒洒写了八九万字。小说里丁玲解释着韦护对情人的负疚心情，写出了一篇长长的独白：……我相信你是比其他一切人都能了解我的。当你听我述完我幼时的困苦，和我母亲的自杀之后，你抱着我，为我过去嘤嘤啜泣的时候……我能得到一点爱，即使只有你给我的百分之一，我一定也满足了我的梦想，我一定永远睡在爱情的怀中讴歌一世。可是你知道，我却在未得爱情以前，接受了另一种人生观念的铁律，这将我全盘变了，这我所同你讲过的我三年的冷静的穷苦生活可以为证！但能诅咒谁呢？我竟遇着了你，你喊醒了我曾有过的，和未敢梦想的一切热求。于是争斗开始了，一面站在我不可动摇的工作上，一面站在我生命的自然需要上。我苦斗了好些时，我留下了一束诗作为纪念。但是太不幸了，真是你的不幸，你为什么爱我呢？……呵，多么甜蜜的时日呵！我们享有过的，只是太短促了。不久这争斗便又开始。……多么可惜呵！你没有看出我的怯懦来。你没有一丝一毫想从我工作上取得胜利。于是终究造成了我们的爱情的不可弥补的缺憾，这分离的惨剧！
现在我走了，就在明天清晨我到广东去，也许不久还要转来，也许……
我现在只有一点遗恨，我后悔没有在这三个月之中给你一点俄文的基础，使你能去读我读过的那些诗句。然而这也是多么可笑的遗憾呵！“革命加恋爱”的公式可以虚构，韦护与丽嘉的分手理由也不是那么的充分。如果丁玲真的是用这样的理解来宽恕瞿秋白导致的王剑虹悲剧，也只能说思想跟上潮流的丁玲用自我欺骗的方式来消除心中对瞿的怨恨，因为在事实上，瞿在妻子刚死三个月就轰轰烈烈地闹了另一个婚恋风波，很难说明是“人生观念的铁律”所致。但丁玲已经淡忘了女友的悲剧，自找理由来原谅这个英俊潇洒的英雄男人。她为小说里的女主人公编了一个美好的结局，让丽嘉也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可是，死去的川妹子王剑虹再也不值一提了。
《韦护》问世后，褒贬不一。有的认为：“《韦护》是整个的失败了。《韦护》的中心思想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丽嘉的转变。”
“丁玲的《韦护》就是一本公式化了的，恋爱与革命的冲突的描写；而它的结尾更充分的显示出对革命的罗曼斯的迷梦。韦护所感到的只是她阻止了他自己的工作，他是也受了良心的鞭挞而抛弃了与她的结合的生活。”
有的认为：丁玲“除却在艺术的本身上能运用它底婉美的、纤细的艺术手腕外，还能深刻地表现和解剖社会的心理。她的作品，以前大多是描写两性的关系，或浪漫的恋爱的故事。但她1930年在大江书铺出版的《韦护》，可以说是她转变后的力作”。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的著名理论批评家中，对丁玲的观察了解为时最久、最完整者，一是冯雪峰，二是茅盾。茅盾深知《韦护》对丁玲在创作中的重要性，他当时发表评论说：那时中国文坛上要求着比《莎菲女士的日记》更深刻更有社会意义的创作。中国的普罗革命文学运动正在勃发。丁玲女士自然不能长久站在这空气之外。于是在继续写了几篇以女性的精神苦闷(大部分是性爱的)作为中心题材的短篇而后，丁玲女士开始以流行的(革命恋爱)的题材写一部长篇小说了。这就是那《韦护》。……
丽嘉的思想性格，多少有些和莎菲女士相像，她的恋爱的发生与其说是由于男主角那方面来的思想的感应，还不如说由她那少女的好奇心和浪漫的情热。所以在结合后，丽嘉虽然接受了××主义却终不免因为恋人的忙于工作而夺去了他俩的温柔蜜爱的时间而感到戚戚，直到那男主角觉得“恋爱”已经无形的妨害了工作精神而决然舍去的时候，丽嘉方始觉悟，也说要决心投身于实际的革命工作了。而这小说也就在此完结。在结尾，丁玲特地改变了她的故友的事实，表示了革命战胜了恋爱，但是在全体上，除写了丽嘉那种热情的滑傲的个性以及模糊的政治认识而外，那位男主角韦护是表现得并不好的。那时候(大约是1923—1924年罢)的社会情形没有真切的描写也是一个缺点。茅盾说，“那位男主角韦护是表现得并不好的”。究竟哪些地方表现得不好呢？茅盾没说。
《韦护》的初版本是1930年大江书铺出版的，过了半个多世纪，《韦护》的新版本问世。有人做过统计，新版本中修改、删节达五十处之多。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政治意识的拔高；隐去或模糊韦护个人情感生活的历史；隐去或模糊韦护对文学艺术憧憬的描写。虽经作者修改和删节，韦护还是“表现得并不好”。依笔者所见，是丁玲对韦护或者说是对其原型瞿秋白的理解，透彻程度和表现力度不够。作者相当真实地写出了韦护个人感情生活的一面，但对主人公的革命家一面却显得苍白无力。瞿秋白是早期的共产党人，又是重要的政治活动家，以他为模特儿，创作出来的人物形象，在第一次国共合作中如何表现，碰到心爱的人，他又如何行动，韦护内心的矛盾深度和激烈程度，素材本身为小说提供了很好的基础。作者显然忽略了这一点，因此茅盾说：“那时候(大约是1923—1924年罢)的社会情形没有真切的描写也是一个缺点。”尽管茅盾说了《韦护》的缺点，但茅盾还是肯定“《韦护》这小说是丁玲思想前进的第一步”。
人们对韦护这个形象提出批评，丁玲解释道：“我没有想把韦护写成英雄，也没有想写革命，只想写出五卅前的几个人物。”但她对评论界“硬拿来作为普罗文学批评”感到冤枉。为什么？很简单，她不认为《韦护》是属于普罗文学范畴的，第一，小说写于左联成立之前；第二，作者创作时，没有接受创造社、太阳社的“革命文学”观点。
丁玲觉得“冤枉”，进行解释，但当她重读自己作品时，“才很厉害的懊恼着，因为自己发现只是一个很庸俗的故事，陷入恋爱与革命的冲突的光赤式的阱里去了”。——这“光赤式”，也就是指当时最风行的以蒋光赤为代表的“革命加恋爱”的创作公式。她承认“这篇题材——《韦护》——很不好，依然取之于恋爱的事情”。
到她晚年，还说：“我并不满意这本书，但也不愿舍弃这本书，韦护虽不能栩栩如生，但总有一影子供我自己回忆，可以作为后人研究的参考资料。”
瞿秋白看了《韦护》后，没发表任何意见，也许他说过些什么，我们不知道。但是他给丁玲写信时，信尾署名“韦护”；当丁玲与胡也频生下第一个儿子的时候，他还建议这孩子取名叫“韦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