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自高宗赵构开国以来，代代向金国纳币称臣，备受侵扰与欺凌，虽屡有报仇雪耻之念，但终因力量薄弱而只得忍气吞声。到宁宗之世，西北的蒙古族兴起，成吉思汗统一了蒙古各部以后，即向金朝发动了大规模的进攻，给金带来严重威胁。金宣宗二年（公元1214年），被迫南迁汴京，以避其锋。为了解决军事上和财政上的困难，金朝决定“南窥江汉”，企图弥补蒙古人给金造成的损失，从南宋方面取得一些补偿。金人甚而轻蔑扬言：南兵怯弱，不堪一击，只须劲旅三千，就可纵横江南。金国这一行动，引起了南宋君臣的极大恐慌。正在手足无措之时，蒙古派使者来南宋计议夹攻金朝，并许诺事成之后，将河南归还宋朝。南宋福臣喜不自胜，认为是桩便宜的交易，又可遂久蓄的复仇心愿，就轻率地答应了，极少考虑到北宋与金“海上之盟”（1320年北宋与金订立的盟约）、1127年金却背盟攻入汴京灭掉北宋的前车之鉴。端平元年（公元1234年），孟珙出兵北上，与蒙古军同围金哀宗于蔡州（今河南汝南县）。同年正月，城破金亡。这时，蒙古提出以陈州、蔡州为界。西北的土地尽归蒙古管辖的无理要求，怯懦的南宋慑于蒙古的强大，只得默认了。但等到蒙古退兵后，又懊悔自己的失误。在没有正确分析具体形势的情况下，南宋贸然决定出兵占据山和函谷关，收复三京（开封、洛阳、归德）。宋军出师后，虽然轻易地占领了开封和洛阳，但由于孤军深入，在离洛东30里地休息时，遭到了蒙古伏兵的迎头痛击，使这支先遣部队几乎全军覆没，只剩少数残卒遁归。开封等地的守兵，也因粮草不济和蒙军决黄河水以灌开封而南撤。南宋的复兴大计最后以惨败告终。蒙古本就对江南膏腴之地垂涎已久，乘此以南宋“背盟”为借口，大兴“问罪之师”，纵兵攻入江淮、汉水之间。自此，兵端大起。
宝六年（公元1258年）初，蒙古大军分三路南下侵掠。蒙哥汗亲率主力军侵入四川；皇弟忽必烈攻打鄂州；侵入云南的兀良哈台北上夺取潭州，然后三军会合，东向围攻临安。蒙军来势汹汹，南宋朝野上下莫不震动。在这紧要关头，理宗急忙拜贾似道为右丞相兼枢密使，命他出兵汉阳，声援鄂州。怎奈贾似道本是文人出身，既不懂军事谋略，又缺乏实践经验和胆识，因而在战场上丝毫无用武之能。部将高达每见他督战，就嘲弄地说：“书生有何能耐！”拒绝执行他不合实际的指令。士兵们遇事也不向他请示。贾似道对此十分恼火，但也无可奈何。鄂州的局势一天天凶险，城池一度被攻破。幸而守将高达能征善战，与曹世雄、向士壁等人竭力拒守，多次击退了蒙军的强攻。
贾似道此刻早已被战争的残酷吓破了胆，为了早日结束战争，返回安逸的临安，他竟背着朝廷和诸将，秘密派遣心腹宋京到蒙古营中求和。忽必烈见鄂州指日可下，哪里肯罢手，断然拒绝，贾似道的投降阴谋落了空。恰巧这时，传来了蒙哥汗在合州（今重庆合川）钓鱼城身中飞矢而死的消息。在前线督师的主帅忽必烈听说国中大臣阿蓝答儿等人企图谋立阿里不哥为可汗，顿时慌了手脚，急欲班师回朝争夺汗位。贾似道获悉后，赶紧又遣宋京再次议和，表示愿意纳币称臣，划长江为界，每年供奉银20万两，绢20万匹，对于这送上门的好处，忽必烈当然求之不得，立即应允。事情议定后，忽必烈命张杰、阎旺率少数军队留守，以等待兀良哈台的队伍。自己则领着大队人马，匆匆拔寨北归。
景定元年（公元1260年）春，兀良哈台在潭州失利，遂奉忽必烈之令，引兵入湖北与张、阎二人会合，准备撤退到黄州新生矶作浮桥渡河北还。这样的形势，实为南宋提供了大举反攻的极好条件。但贾似道坐失良机，只采取了一个小小的军事行动。他按照刘整的计策，命夏贵率领舟师攻断浮桥，进兵白鹿矶（今湖北鄂城市西），杀伤殿后敌军170人。这场胜利，在整个战局中比起来实在是微不足道。而贾似道却借此大做文章，上书表功：“诸路大捷，鄂围始解，江、汉肃清。宗社危而复安，实万世无疆之休。”见《续资治通监鉴》卷176.至于他私自签订和约一事却只字不提。宋理宗受到蒙蔽，以为贾似道立下了不世之功，特下诏褒美，加封他为少傅、右丞相。贾似道还朝时，理宗又命文武百官到郊外恭候凯旋，并在朝中举行盛大的典礼为他接风洗尘。贾似道对自己的“功绩”也甚是得意，便指使他的门客廖莹中等人编撰《福华编》，来颂扬他在鄂州一役中的出色表现。
是时，忽必烈已在开平（今多伦）继承了汗位。由于要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平息内部矛盾，一时无力再向南宋用兵。于是忽必烈派翰林侍读学士郝经为使者前往南宋表示修好息战，同进催督贾似道以前应允的岁币银捐。贾似道清楚，一旦郝经进入国门，他的弥天大谎就会被揭穿，到时候，自己将死无葬身之地。为了掩盖投降的罪行，他密令淮东制置使李庭芝将郝经扣押在真州（今东苏仪征），采取掩耳盗铃之术，继续蒙蔽朝廷。殊不知他今日之举，竟成忽必烈后来再次大举南侵的借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