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49年走上工作岗位，到1990年退休，又返聘工作到1998年；从河北、山西、陕西、重庆到最后定居上海；从专攻呼吸科到内分泌科再到儿科肾脏科，她是无数患者口中的好医生，同行眼中的好榜样，社会进步的中坚力量。
她，是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的退休高级专家郭怡清教授。
辗转流离，烛光中的医科大学生
郭怡清1925年出生于山西太原，祖籍在河北河间。母亲来自农村，一生勤劳简朴；父亲曾是国民党高级将领，于解放北平时起义。北平和平解放后，任北平联合办事处副主任，负责国民党军队改编等事宜，有“和平功臣”之称。小时候，父亲经常不在家，郭怡清对父亲的印象算不上深刻，只记得父亲对家里的5个孩子要求很严格。在父亲的影响下，1952年与同班同学刘国捷在北京结婚(时新婚姻法颁布)
她从小就很懂事守规矩，又喜欢读书。
1936年，郭怡清在太原的女子中学念初一，第二年，七七事变爆发，抗日战争开始。整整一年，郭怡清失学逃难，颠沛流离。可是生活的艰辛并没有让她放弃对读书学习的渴望，1938年，她在陕西城固考入迁校至内地的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后改名为西北师范学院附属中学)。
郭怡清离家住校的时候，只有13岁。老师和同学都是从敌占区逃出来的，师生之间建立起了深厚的情谊。附中的教学质量很高，而且重视体育教育，学校开展的垒球、排球、八十米跨栏、单双杠、跳远、跳高、爬山等赛事和活动，她都会参加，这让年少的郭怡清锻炼出了不错的体质。
回忆起曾经辗转求学的经历，郭怡清总会带着一脸微笑。“12岁辗转逃难，那段经历使得自己能适应环境，不觉得苦。”支撑她走过这一程不太好走的路的，说起来很简单。“我当时心里就是一个信念，我要上大学，什么苦都能吃。”
她考进了上海医学院。那是1943年，当时的上医因抗战临时内迁重庆，她是在重庆参加考试的。高中毕业后，她和一位同学乘着敞篷大卡车出发，天气很热，大卡车沿着蜿蜒的公路，一路晃悠悠地越过大巴山才到达重庆。上医的生活也不容易，吃得差，用水难，上课没书，课堂上一页页记下的笔记就是郭怡清的课本，每个深夜烛光总会照在书页上。上医的老师都是当时著名的学者，在郭怡清眼中，他们治学严谨、艰苦朴素、言传身教，这日后便融入到了她自己作为一名医者的工作精神中。
1946年，抗战胜利，上医迁回上海，郭怡清的生活环境有了一定改善，最让她欣喜的是晚上终于能在电灯下看书了。不久，上海的物价开始飞涨，民众的生活日显窘迫。郭怡清回到上海的第二年，四所大学组织了一次反饥饿大游行，意在反对腐败的国民政府，郭怡清跟着同学们走在马路上，喊着口号唱着歌，颇具规模的队伍行至西藏路宽大的路口时受到了国民党的马队冲撞和水枪射击。被打散的队伍顶着压力，一路游行到了外滩公园。
半路出家，第一个儿科内分泌医生
在致力于儿科肾脏病专项研究之前，郭怡清先做过呼吸道疾病的研究，后来又转向内分泌领域。
1961年年初，顾庆祺主任突然对当时仍在呼吸道方面做研究的郭怡清说：“你和林慈都在做呼吸组工作，我看她一个人负责呼吸组也可以了，你做内分泌吧。”当时国内还没有其他医院的儿科开展内分泌的相关工作，郭怡清也没有多少基础，她就只好硬着头皮临危受命，在她看来，接受了任务，就得努力去干。
她在担任医疗教学工作的同时抽空到上海医学院旁听大学生的专业课，一有空就去听，一听就是一年。
在时断时续的听课期间，她在星期四下午开始开设内分泌专科门诊，一边看病一边收集案例，每位来访的病人都有一张随访卡，一些特殊病人还被特意安排到摄像室照相，治疗结束后反复进行比较。来访的病人逐渐多了起来。顾主任一直关心着郭怡清的工作，还亲自送给她一本新出版的《The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of Endocrine Disorders in Children and Adolescence》（儿童及青春期内分泌紊乱的诊断与治疗）。
1951年在中国红十字会第一医院
(华山医院)任住院医师
华山医院著名内分泌专家钟学礼教授有一次对郭怡清说：“你知道吗？你是国内第一个儿科内分泌医生。”而郭怡清之后的研究成果并没有让钟学礼教授失望。
1963年冬天，在上海召开的第三届全国儿科学术会议上做了一次报告，主题为“克汀病的临床及诊断”。1965年她对一些病例做了总结，整理成《克汀病24例随访》一文投送中华儿科杂志，审稿完成后，稿件送到印刷厂印刷，定于1966年7月出版。
但文章并没有如期发表，中华儿科杂志在“文革”开始后遭到停刊。郭怡清周四下午的门诊随即也取消了。没有了办公室，郭怡清只能把近5年积累下来的随访资料存放在门诊病史室的一个空格子里。哪知有一天上午，郭怡清正在看普通门诊，忽然听见外面闹哄哄的，一群人正在归拢所有的门诊病史，准备送到废品站去，以后来看病都得自带病史。郭怡清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她精心记录的第一手资料被当作垃圾搬走了，她无能为力，心里满是遗憾。
郭怡清没有放弃。她知道，病人需要她。
内分泌的疾病是慢性病，严重的病状甚至需要终身随访并确保能及时调整药物。她在普通门诊时给病人看病、在夜间门诊时给病人看病、通过书信和电话给外地的病人看病。病人成了郭怡清的朋友，他们常常带给郭怡清一些惊喜。郭怡清回忆说：“10年前有一天接到了一张结婚照，那是1岁半时从合肥来看克汀病的程雯寄来的。呈现在我眼前的是一个美丽的新娘，她现在在一个照相馆做冲印照片的工作。”“大概是4年前吧，来了一个男青年带着妻子和12岁的女儿来看我，原来他是2岁时从青岛来诊治先天性肾上腺综合征的曹勇，而他现在南非工作，回青岛探亲特别经过上海来看我，我非常高兴，也祝他们家庭幸福！”
再接再厉，肾脏病研究的推动者
1972年，儿科医院的二病房安排了一间医治肾脏病的房间，老中医顾文华带着两位有中医基础的医生查房，身旁站着的，是正在学习中医的辨证论治及常用药物的郭怡清。
这一年，郭怡清开始进行儿科肾脏病的研究。
郭怡清听过中医讲课，也参加过1个月的中医学习班，但总觉得缺乏感性认识，所以就来听顾主任查房。两年后，肾脏组等专业研究组在儿科医院成立，4名医生签名参加了肾脏组，刘湘云院长决定让郭怡清担任肾脏组组长。但郭怡清却有些犹豫，同组的另4名医生都是有十几年临床经验的医生，而她对肾脏病却并没有太多了解，再则从事内分泌工作也有10多年了，舍不得调转方向。刘院长和姜明书记告诉她，医院暂不设内分泌组，有病人还是可以交给她诊治，她才答应了下来。
郭怡清在内分泌领域的工作13年后才告一段落。1985年，她接到将在武汉召开的全国儿科内分泌会议的通知，于是她分析总结了16例糖尿病的病史，带着《儿童糖尿病治疗体会》一文参加会议。不久，沈水仙医生在国外内分泌学成归来，郭怡清在同她交流之后，帮助她恢复了周四下午曾由郭怡清主治的内分泌专科门诊。
一如在内分泌领域的起步，郭怡清在肾脏组的工作也可谓是半路出家。在诊治病人的同时，她不断翻阅国内外相关的前沿书刊，另一方面她还在继续学习中医，经常和组内其他同事一起讨论一些疑难病状。每个星期二的上午，她亲自去查房，采用中、西医结合的方式治疗患者。每个星期四的上午，她和三、四位研究中、西医的医生一起看门诊，随访记录则交由专人保管。当时上海市医学会开办了一个“肾脏病学习班”，晚上7~9点有专家来讲课，她为组里争取到了5个名额，每天的工作结束后换两部公交车赶到北京西路的医学会听课。
谈起肾脏病的研究，郭怡清笑侃到：“我这个人是做一行爱一行的。”1977年，她对6年间观察到的病例进行了总结，撰写《中西医结合治疗肾病综合征100例2~6年随访》一文。同年10月，中华医学会在北戴河召开“肾炎座谈会”。这是文化大革命后医学界的第一次学术会议，资深的内科、儿科以及中医肾脏病专家和后起之秀齐聚一堂。在刘湘云院长的要求下，她把这篇文章复印了50份带到了座谈会现场。
任教研组副主任时与大家讨论教学工作
指导研究生实验
1978年，北京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的儿科医生王宝琳教授接到卫生部的通知，要她和南京医学院的姜新猷以及郭怡清合力筹建全国小儿肾脏病科协作组。第二年，第一次会议在南京召开，随后广州、南宁也举办了全国儿科肾脏病交流会议，商讨肾病综合征的治疗。1985年，中华医学会儿科分会肾脏学组成立，王宝琳担任组长，郭怡清、姜新猷为副组长。此后，每两年都会召开一次全国学术会议进行学术交流。
在肾脏病的研究中，当时肾穿刺这个课题在国内外都是关注的焦点。1979年，郭怡清和方利君、盛芳芸去华山医院肾内科进行学习，随后便开展了肾穿刺。同年，郭怡清和上海医学院病理教研室合作检查肾组织标本，对肾脏病的不同病理类型进行了初步的研究。
1980年，乙肝在武汉流行，在《武汉医学》的一篇文章中，作者发现，同一时期的肾炎发病人数也呈现增长趋势。受此启发，郭怡清观察发现医院的病房中，部分肾病综合征的患儿肝脏肿大，在传染病实验室和病理教研室的帮助下，进一步确证了患儿病状与乙肝病毒的相关性。郭怡清在研究过程中总结了10例病例，在1982年北京召开的“中华医学会肾脏病专题会议”上作了主题为“乙型肝炎病毒相关性肾炎”的报告，立即引起与会同行的重视，不少医院开始进行研究，异议也不断传出。
7年后，“乙肝病毒相关性肾炎座谈会”在北京召开，肾脏病专家、传染病专家和病理学专家经过讨论确认了病状的存在，第二年《中华肾脏病杂志》以此为主题做了一个专辑。又过了两年，方利君与肿瘤研究所合作，用分子生物学技术在肾组织中检出HBV DNA，对这种病的发病机制做了进一步的探索。这项由郭怡清的报告引起的持续10年的研究于1992年获得了卫生部医学科技进步三等奖。
从不懈怠，合格的医生和老师
在工作的50年里，郭怡清既是一名治病救人的医生，又是一位教书育人的教授，对于这样一种双重身份，似乎很难用一句话对郭怡清担任的角色进行准确的定位。
但年过八旬的老人自己给出了一个再合适不过的答案：“工作在教学医院”。
1953年，28岁的郭怡清开始担任主治医师，除了临床教学外还要指导上海医学院在校学生实习。3年后她成为一名讲师，每学期每周都有2~4学时的培养性讲课。1958年，她被派往重庆医学院儿科医院，整整两年，由于缺乏师资力量，她除了需要完成20张床位的医疗任务外，还担任了医学系一个班的《儿科学》课程教学，每两周一组的轮回实习也是由她负责的。回到上海后，郭怡清参加了《系统儿科学》营养性疾病这一章节的编写。
1974年，郭怡清被任命为教育革命组组长，负责三年制的工农兵大学生教学，她和二医的老师合编了《儿科学》的课程讲义，组织老师备课。其实，郭怡清也会觉得累，特别是当时的试点班和留学生班带起来并不容易，但看着一批又一批的学生终于完成学业走上工作岗位时，心里更多的是欣慰而不是疲惫。
“文革”结束后，郭怡清在院里担任儿科教研室副主任，分管教学工作，在当时还是主任的刘湘云指导下组织老师们备课试讲。儿科教学在学生们当中获得了好评，年年都评为上医教学先进，郭怡清在1985年第一届教师节被评为上海市优秀教育工作者，1989年儿科教研室也继而被评为上海市教学先进。那段时间里，郭怡清参加了医学专业全国统编教材《儿科学》第一、二版及上海医科大学《儿科学》第一、二版的编写，负责内分泌疾病章节及泌尿系统疾病章节。作为副主编，书的内容不仅包括她的知识和临床经验，还有许多她收集的宝贵照片。
作为一名医生，工作和家庭的平衡并不总是那么容易把握，郭怡清的工作一度占去了她很多照顾女儿的时间。“文革”开始的前一年，郭怡清接到通知，要求她年初四就出发参加下乡巡回医疗。那时女儿还不满两周岁。
下乡的医疗队，有上医各科医生和护士，他们是第一批，队伍里大约一半成员是年迈的教授。在农村，他们与农民同吃同住，麦子熟了就一起到田里割麦。他们中的一些人背着药箱走乡串户巡回医疗，另一些人在卫生站看病，来看病的人很多，但农村缺医少药，医疗条件很糟糕。郭怡清和金汉珍一同去农村的时候，正值春节，农民走亲访友，一下子引起了麻疹大流行。她和金医生挨家挨户地走访患者，记录他们的情况并随访诊治，同时也不忘向村民宣传科学护理常识。当时村里的病人有很多，但无一例发生严重并发症。
在郭怡清看来，村里的农民劳动非常辛苦，常年腰腿酸痛的病人很多。下乡的西医在上海没有用过针灸，就在农村边学习边实践，根据病情在穴位上针灸，让病人的病情得到缓解。4个多月的巡回医疗，郭怡清减轻了农民们的痛苦，却让留在家里的女儿觉得陌生了。回到上海，推开家门，女儿长高了，但看上去已经不认识郭怡清了，只是以惊奇、陌生又带点委屈的目光看着妈妈。
从医的那些年，郭怡清先后担任了中华医学会儿科分会肾脏学组副组长、中华医学会肾脏病分会委员、上海市医学会儿科分会委员、上海市儿科肾脏协作组组长、国际儿科肾脏病学会（IPNA）会员；曾任《中华肾脏病杂志》、《肾脏病与透析肾移植杂志》、《中国实用儿科杂志》、《临床儿科杂志》、《小儿急救医学杂志》等期刊编委；参加过多伦多第九届国际儿科肾脏病学术会议、汉城第三届亚洲儿科肾脏病学术会议、香港第九届亚洲儿科学术会议等，有多次出国交流的经验。郭怡清用自己的科研经费创建了一所肾脏病实验室，先后培养了两位化验员，有两位研究生在该实验室做过科研。她用自己为数不多的资金接待国际方面的专家，与他们反复交流，将最前沿的信息带给国内同行，并将1987~2006年20年的《Pediatric Nephrology》期刊悉数捐给了医院图书馆。
古稀之年，眷恋着工作的老人
1990年，郭怡清65岁，可以退休了。但她还是一直工作到了73岁。她惦记着教育，有4位学生在她那儿读博士研究生，在她迈入古稀之年的那些年里，他们才陆陆续续毕业了；她惦记着治病，她是中华医学会儿科分会肾脏学组的副组长、中华肾脏病学会委员、上海市医学会的委员和上海市儿科肾脏协作组的组长，在同龄的老人开始安享晚年的那些年里，她被返聘继续工作。
一位农村的老爷爷带着瘦弱的孙子来看病，孙子5岁，患有扁桃体腺炎。70岁的郭怡清在为小朋友尿检时无意中发现了“蛋白( )”这一指标，而他的父亲在他2岁时正是因肾炎去世的。郭怡清再次为他做了详细的检查，B超的结果不容乐观，孩子的肾脏结构模糊，只有同龄人在3岁时的大小，验血后诊断为轻度肾功能不全。
长期的治疗开始了，郭怡清采用中药对孩子进行调理，并做饮食方面的指导，期间孩子和同龄人一起开始上学。有一段时间病人没来随访，郭怡清就写信给他的爷爷，信中夹着化验单，让他挂一个普通门诊号做化验，然后特意为孩子安排时间看病。
10年里，郭怡清一直牵挂着这个小患者。2004年夏天，孩子再次来到郭怡清面前的时候，他已有142.5厘米高了，而第一次看到他的时候只有95厘米。孩子现体重25千克(50斤)，相比于当初的13.5千克(27斤)已经是长了不少了。孩子的肾功能没有明显的恶化，面色也红润了起来。2002年，肾脏组在徐虹教授的主持下，筹建了儿童肾功能衰竭帮困基金，不久就为这个孩子找到了合适的肾脏供体，2005年对该患者进行了肾移植手术，期间全部资助没有收一分钱。
前不久郭怡清遇到一位肾内科病房的医生，又问起该患者是不是又来过随访以及现在状况，医生告诉她：“来过，他很好，长高了。”如今，这个小病人已是一位21岁的青年。
始终用一颗最真诚的心对待病人，是郭怡清一辈子的坚守和信念。
看着一批又一批的新青年成为医生，郭怡清对他们的希望很简单，但却正是郭怡清整整50年的时间里始终躬身力行的原则：“要热爱医生工作，做事要严谨，做事要真诚，要全心全意为病人服务。”
已是86岁高龄的老人，安详地坐在房间里，缕缕阳光透过窗子静静地照在郭怡清的脸上。长者的嘴角呈现着浓浓的笑意，老人的眼中充满着无限的慈爱与希冀。
马伴吟，女，1925年6月生，浙江省嵊县人。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原上海医科大学儿科医院）教授，1949年毕业于国立上海医学院。曾任该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及专家委员会委员，儿科医院内科主任、博士生导师，中华医学会儿科学分会血液学组副组长及顾问，上海医学会儿科学分会血液学组组长及顾问，《临床儿科杂志》副主编等5本杂志编委，还担任医学百科全书临床医学综合本的编委。从事儿科医疗、教育及科研工作近50年，对小儿血液病有较深造诣，主攻小儿营养性贫血及白血病，培养硕士及博士研究生各5名。曾主办全国儿科医院主治医师进修班2次，主办全国小儿缺铁性贫血学习班3次。完成血液病论文80余篇，其中发表于全国性杂志30余篇，国际会议大会发言及SCI收录各一篇，参编大型参考书及教材共15本。获卫生部科技进步奖1次，上海市科技进步奖2次。在解放军血防工作中立三等功。获上海高教工作30年教书育人荣誉证书，国家教委从事高教科技工作40年及上海医科大学优秀教育工作者荣誉证书和奖励。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